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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化產生了一群不被國際公約承認的新難民,他們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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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a 人與船相依為命,不管是去釣魚,去大陸,還是在小島間穿梭。圖片:Emma Sarappo

隨著家園被水淹沒,海島居民們都將面臨背井離鄉的困境。他們是否也擁有難民享有的合法權利呢?

迪維格迪?瓦雷特在一條窄窄的地峽上來回穿梭了一生。一頭小島,一頭陸地,他在兩個世界裡不斷地尋找平衡。瓦雷特的媽媽是巴拿馬人,他的爸爸來自於 Kuna —— 一個起源於現哥倫比亞地區的自治民族,他們居住在巴拿馬加勒比海域的由300多個海島組成的群島上。

瓦雷特現年27歲,每年他會花3個月的時間和爺爺奶奶住在家鄉的小島上 —— 那個被他稱之為「公社」的地方,其他時間都住在大陸上。

這個地區被當地人稱作 Kuna Yala,遊客稱之為 Blas 島。這裡美得像天堂一般,每年能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然而,這些殘存的美景已經時日無多,小島的「死期」正慢慢逼近。到2050年,這個群島上的50000名居民將成為上百萬氣候難民中的一員,湧入世界各地尋求新的居所。

馬修?拉森是位於巴拿馬的史密森尼熱帶調查局的一位理事,他說 Kuna 島周圍海平面已經上升3毫米了。這微不足道的3毫米將讓 Kuna 更加難以應付暴風雨,或許在這片群島被徹底淹沒在水面之前,暴風雨就足以將它推向汪洋大海。

拉森對我說:「你可以想像一下當暴風雨來臨時你身處其中一個小島的感覺。浪高可以達6、7到10尺,甚至更高,此時的小島非常不堪一擊。除了離開,人們別無他法。」

比起氣候變化帶來的自然災害,擺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在國際法律上,即使這些氣候難民暫時被稱為「難民」,但這個標籤並不會保證他們擁有相應的法律保護和社會權益。

聯合國難民署當然也了解並承認像 Kuna 這樣的沿海地區正處於窘境之中,但「難民」這個定義在法律層面上太過複雜,聯合國難民署也無法在法律未被修改的情況下直接稱之為「難民」,所以他們選擇用「由於氣候變化而流離失所的人們」來代替難民這個詞。

但是不管國際法律準備好了沒有,氣候難民大軍已經開始湧入世界各地。對很多人來說,「成為氣候難民」 已經是個板上釘釘要發生的事,問題僅在於還要多久。

瓦雷特 圖片: Emma Sarape

拉森認為 Kuna 人的被迫遷移是無法避免的,對於跟瓦雷特同齡的 Kuna 年輕人來說,這個說法他們已經聽了無數次了。瓦倫特現在住在巴拿馬市,他在那裡的財政部工作,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致力於改變本土氣候變化問題的活動家。

瓦雷特說:「我們這一代人從出生開始,就一直聽著身邊的人談論著氣候變化,所以之前我都一直相信有人正努力去解決這個問題。結果我發現,根本沒有人在解決問題,尤其是在巴拿馬地區,尤其是 Kuna 人。」

迪維格迪? 瓦雷特的父親——阿里西奧?瓦雷特?洛佩茲是一位 Kuna 的環境律師,他覺得 Kuna 的問題還得 Kuna 人解決。他花了15年時間,致力於創建法律來保護這裡的環境,除此之外,他也在教育島民要在必要的時候離開這片土地。

在2016年9月的時候,巴拿馬加入簽署了巴黎協定,這是一份由聯合國發起的協定,承諾各國合力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2°C之內。

而這個面積只有洛杉磯那麼大、人口僅有370萬的小國,從2015年3月開始,就已經竭其所能地用實際行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巴拿馬將國家環境局併入環境部,就是為了讓本國政府在解決環境問題方面有更多的權威。

羅斯列娜?琳多——環境部的氣候變化理事,她表示自2007年,環境部就開始與 Kuna 當地代表一起評估本區域在建築方面、社會經濟方面和生物學方面的脆弱程度。

琳多在一份發言稿中說到,環境部希望下一步可以重點先起草一份《國家適應計劃》,以便幫助這個沿海小國應對不斷上漲的海平面。而在這份計劃中確定的優先區域里,包括 Kuna Yala。

琳多補充說,環境部當然也在努力解決巴拿馬其他群島居民面臨的問題。但是拉森指出,巴拿馬政府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當面對氣候變化時,解決它要付出的金錢成本可能是他們無法承擔的。

每一次,暴風雨都會將 Kuna 破壞得一片狼藉,當地人卻可能只會得到很少量的協助來幫他們重建或者移居大陸,畢竟,災後重建所需要的花費實在是太高太高了。

Kuna Yala (紅色部分). 圖片: shadowxfox/Wikimedia Commons

「其實大部分國家,包括美國、巴拿馬,或者隨便什麼國家,他們大多數時候在解決氣候問題上是不夠有遠見的。」拉森說道。邁阿密為了對抗不斷上升的海平面已經花費了上億萬美元,這些錢拿來增高路基、安裝抽水泵等等。

「之後我們有可能看到與卡特里娜颶風災害相同的悲劇發生,那年在它登陸新奧爾良之後,有差不多2000人死在了墨西哥灣海岸,成千上萬的人無家可歸,接近四分之一的新奧爾良人在緊急撤離之後再也沒有回來,」他說道,「如果連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無法做到更好,那你想像一下那些資源有限、方式有限的國家該怎麼辦才好。」拉森希望以後政府不要再以成本太高、投入太大為借口而無所作為,不要再讓人民必須通過一己之力孤身渡過難關。

在1925年獨立戰爭之後,Kuna 在大陸上獲得了一部分領土,但僅僅有土地是遠遠不夠的。瓦倫特認為,Kuna 在將來還是需要一筆資金,用來把島上的全部群落轉移到大陸,並且建立起新的水源供給系統、電力系統和地下排水系統。

除此之外,仍留在島上的 Kuna 人基本只會說他們的母語,而大陸居民基本講西班牙語,這就成為島民在大陸工作的一個巨大障礙。更不用說那些即將流失的文化遺產,根本沒有多餘的基金會撥在這些地方。

「你也沒法向這些人解釋他們為什麼必須背井離鄉。他們明明什麼都沒有做錯,卻又要承擔後果。」 瓦雷特說道,「而且誰又該來負責為這次遷移募集資金呢?」

Kuna 人並不是唯一一個面臨在這個難題的群體。從加拿大到南非,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在尋求新的落腳之地。

吉里巴斯,一座太平洋上的小島,在2014年的時候去毗鄰的斐濟買了幾千畝的土地用來發展農業。隨著海平面的上升,本國的淡水資源被上漲的海水貧化,已經無法再用來灌溉植物。正如 Motherboard 在2015年報道的那樣,在不久之後,吉里巴斯購買的這塊土地可能就必須被用做當地人遷移的落腳地了。

2014年,斐濟共和國的總統埃佩利?奈拉蒂考說,不管是斐濟還是其他國家,都有責任關注這些「即將被海浪緩緩淹沒」的國家,不應該避之不及。

奈拉蒂考向其他國際領袖施壓,以提高他們對氣候難民問題的關注,爭取讓他們做出點什麼貢獻,但這一切都是在沒有得到全球輿論統一的情況下進行的。根據斐濟時報的說法,為應對氣候變化,斐濟本身也早已開始了人口遷移。

現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氣候難民」這個詞本身的定義是模糊不清的。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和1967年修訂的議定書並沒有承認氣候難民的合法地位,也沒有為之提供其他難民可以享受的同等國際保障。已有的公約體系承認基於以下五種原因的難民:因個人種族、宗教信仰、國籍、身為特定社會群體成員或持有某些政見而受到被迫害的威脅的人。

也就是說,現有的定義主要圍繞「被迫害」一詞。可氣候變化下的強制遷徙和人類暴行的結果並無二致。而氣候變化給人們帶來的更是無差別侵害。不需要任何個人標籤,也沒有人是因為自己的膚色或宗教被逐年上升的海平面「迫害」。

Kuna 人開始在海濱地區聚集,因為在暴風雨來臨之際,這裡會更安全一些。

「比起因迫害或者戰爭而穿越國境的人,氣候難民並沒有受到相等程度的難民公約庇護。」來自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本傑明.施科特說道,他是辦事處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負責人。

「全球氣溫上升的每一度,從人權角度來看,都將帶來極深遠的影響。」在上世紀50年代聯合國公約剛剛出台的時候,沒人能想到要去擴充這個定義。很簡單,因為那時候完全沒這個需要。

可現在大不一樣了。2015年,坐落於日內瓦的流離失所檢測中心發現自2008年以來,每年有平均2640萬人因為自然災害而背井離鄉。比起40年前的人們,現在的人因自然災害流離失所的概率提高了整整60%。

2015年7月,紐西蘭最高法院拒絕複審上訴法院在勞娜.特提塔一案中的裁決。

勞娜.特提塔來自吉里巴斯,她是世界上第一個受法院審理的氣候難民案。法院最後判定她不符合國際難民公約在狹義上對難民的定義 —— 而他們沒有權力拓寬現有的定義。

那誰又有這個權利呢?無人知曉。

聯合國和一些國際活動者已經意識到了現有法律的漏洞。如今已有不少計劃和平台開始致力於研究氣候變化下的被迫遷徙問題,可是都並不能立即解決當下的問題。

聯合國人權事務局和災難流離失所救助平台正在推進對現有相關漏洞的研究。高級專員施科特透露,相關「範圍研究」將在2018國際移民盟約前完成,屆時會有相關成果展示。

這項研究的目的就是去更好地詮釋現在的國際公約體系是如何被應用到移民當中,而移民產生的原因,也就是無人可以倖免的氣候變化,波及了上至氣候變暖,下至野外火災,當然,還包括洪災。

「如果現在真有一場突然又猛烈的災難發生,比如洪水將這些人的房子沖毀了,他們將無家可歸。」施科特說道,「而其他的情況就會複雜得多了,比如逐漸變化的降水型式,又比如逐漸升高的海平面。」

總而言之,這項研究會向前推進「氣候難民」合理化,使之成為一個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術語。

群島上可不只有 Kuna 人。科學家們還對群島獨有的生物多樣性感到擔憂。官僚主義前進的腳步可能還慢著,但氣候變化的節奏可就快多了。

現有的對2050年將要流離失所的人口預測從2500萬到10億人不等。主流的數字聚集在2億左右 —— 這是美國三分之二的人口數。

身體里流淌著 Kuna 和巴拿馬血液的瓦雷特告訴我,他的孫子們,甚至是孩子們,可能都將無法再看到那個養育了他的小島了,更不用說在島上長大。「想到這個,其實我挺難受的。」

即使絕大多數 Kuna 人已經居住到了大陸上,他們的文化深處依舊是與水息息相關的。他們即將面臨生物多樣性的巨幅損失,與此同時,還要遭受同樣程度的來自文化缺失的威脅。因為沒人知道這獨特的島嶼生態系統能否,或者說,能在多大程度上適應海平面的上升。

而瓦雷特的身份也在不斷地提醒著他,到底是誰肩扛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正是那些定居在低海拔地區的最貧窮的人們(通常是原住民)。

「這麼多年來,我們(原住民)一直在被稱作是無用的人,」瓦雷特說道,「這種說法不僅是在巴拿馬,是全世界都這麼認為。」

作者:DARBY HOPPER

譯者:易小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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