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胎：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專制文化

1934年日本出現了「日本浪漫派」的所謂「回歸古典」的社會文化思潮。從德國留學回國的芳賀檀發表了《古典美衛隊》，直接讚美拿破崙等獨裁者，鼓吹「回歸古典」，認為古典是「饗宴型的藝術」，即「君主的藝術」、「天皇的藝術」。1935年就以保田與重郎為首掀起一股「日本浪漫派」風潮，以「古典近衛隊」為己任，主張以日本古典來防衛日本的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這「浪漫派」不是一般意義的浪漫主義，而是藉助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理論，鼓吹所謂的「神州不滅」。這成了當時法西斯當局發動的「總決戰」戰爭體制中的「思想戰」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時候由警察頭目松本學親自出馬，在右翼文化團體「日本文化聯盟」的自助下，打著文化復興的幌子，於1936年成立了由官方控制的「文藝懇談會」使日本文化界屈服於法西斯當局的強大壓力，發表鼓吹侵略戰爭、謳歌法西斯軍隊的文章和作品。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文部省發表《國體之本義》，強調：「忠，乃仕奉天皇為中心，絕對順從天皇之道。絕對順從，即捨棄我、只顧仕奉天皇。行這樣忠之道，乃我等國民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切力量之源泉。」這時期日本內閣成立的情報部，升格為軍部掌控的情報局，全面控制輿論，壓制西方自由、民主思潮，社會主義思潮，現代主義思潮。「七七事變」後，動員一批作家、文藝家到軍隊鼓動士兵。但許多人到軍隊只給士兵講授中世紀日本文學。

當局認為這措施收效不大，未能達到預期的政治目的，勒令解散日本文藝家協會、禁止大部分同人雜誌出版，同時成立由菊池寬任會長的「日本文學振興會」，致使報國文學「戰爭詩」甚囂塵上。代表性的是：高村光太郎《秋風辭》鼓噪「昔日慨嘆思索的亡羊者」「如今只化作澎湃的熱潮」「要把國運作為自己的命運」；「國民詩人」火野葦平拋出三部曲「麥子與士兵》、《土地與士兵》、《花兒與士兵》等美化侵略日軍暴行的作品，被奉為報國文學的樣板。

1941年以後保田與重郎等更熱心於以觀念性的國學思想為基礎，鼓吹「浪漫性」的皇神思想。與之相應在思想文化上宣揚「日本精神」，鼓動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情緒，有意製造一個所謂「國民文學論」。企圖「喚醒國家、民族的意識，形成所謂一億一體」，確信日本的偉大，以為日中戰爭是為日本在亞洲得盟主地位的戰爭，那是日本「肇國精神」的一貫表現。

1942年以「文學報國會」為中心，「以通過文學完成大東亞戰爭」為口號，戰爭文藝和戰爭文化達到高潮。所有被認為偏離這個國策的文藝和文化都被禁，大批文化人「轉向」。也有一小部分文藝家絕筆，保持沉默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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