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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害怕娛樂,為什麼?

赫胥黎說,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取代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撰文 | 魏英傑

前幾天因為要送兒子上暑假班,沒有帶書,只好中斷閱讀計劃,在微信讀書上找了一本《娛樂至死》翻閱。

這本書有一個好書名,但這個書名在高度提煉作者觀點的同時,也極易造成誤導。其實,這本書更應該叫作「前互聯網時代的美國媒介文化史」。

《娛樂至死》,[美] 尼爾·波茲曼 著,章艷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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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從美國殖民地時期一直講到了電視的流行與電腦的崛起(但幾乎不涉及),跨越數百年時間,討論了從圖書、報紙到電報、廣播、電視等文化載體。當然,重點是講電視媒體對公眾生活的影響。

正好這段時間在讀美國建國歷史,對殖民地時期的文化流行頗感興趣。在這本書里(第三章: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提到了這一時期美國的閱讀與思想文化狀況。

這一方面的閱讀,讓我從文化角度了解到美國人追求獨立的精神來源。

19世紀,經英國科珀爾等人改良的蒸汽印刷機引入美國

令人驚奇,1640年到1700年間,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兩個地方的文化普及率達到了89%~95%;在1681年到1697年間,殖民地婦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約為62%。哪怕放在今天,這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

不僅如此,北美殖民地的圖書發行量也很驚人。

托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識》,在一個月內就賣出了10萬冊,在三個月後,有人保守估計賣了30萬冊以上。以當時北美300萬人口需要印刷30萬冊書計算,換在今天,要達到這樣的普及率,大概需要印刷2000萬冊。

原因就在於,「殖民地美洲沒出現文化貴族。閱讀從來沒有被視為上等人的活動,印刷品廣泛傳播在各類人群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沒有階級之分的、生機勃勃的閱讀文化」。

托馬斯·潘恩

當時已有人說,「特拉華河畔最窮苦的勞工也認為自己有權像紳士或學者一樣發表對宗教或政治的看法……」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也提到:「槍炮的發明使奴隸和貴族得以在戰場上平等對峙;印刷術為各階層的人們打開了同樣的信息之門,郵差把知識一視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宮殿前。」

在這本書里(第四章:印刷機統治下的思想),還談到早期美國的辯論傳統。

1854年,林肯還沒有成為總統之時,曾和美國民主黨領袖斯蒂芬·道格拉斯進行過長達7個多小時的辯論。道格拉斯講了3個小時後,林肯建議聽眾先回家吃飯,再回來聽他長達4個多小時的演講。然而,聽眾並不覺得這是一件突兀的事情。

美國政客在競選期間發表演講的傳統,風行於19世紀,一直延續至今

那時候,在各種集市上經常有演講,大多數演講者可以得到3個小時的時間來陳述觀點。演講者只要往樹墩上一站,就會有人聚集在他周圍,聽他說上二三個小時,這就叫作「樹墩」演講。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會幹脆認為,美國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建立的國家。

由此也可看出,美國人的知識分子精神品格,深深影響了這個國家的建國理念。

2

從殖民地時代的圖書、報紙、印刷術,到娛樂化時代的報紙與電視,媒介不斷在變化,文化也不斷被重塑。進入電視媒體時代後,美國的思想與精神狀況發生了巨大改變。

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就是關於電視壟斷娛樂與文化時代的深刻反思。

中國第一台電視——天津產北京牌,誕生於1958年

如果考慮到這本書出版於1985年,更可以說這是一部預言之作。當年在中國,許多家庭甚至還沒有電視機。

差不多那時候,我家從一位大學老師家屬那買了一台17寸的三洋電視,已經是本村少數幾台之一。還有一位香港華僑給親屬買了一台大電視,每天搬到院子里供全村人觀看,那簡直就是村裡人唯一的公共娛樂活動。

不過,上世紀80年代,電視節目將一切娛樂化的傾向,在美國已經表露無遺。

電視廣告左右了人的思維,改變了宗教傳播方式,並且嚴重影響了政治話語生態。在網路未普及之前,電視操縱了人的思維,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麥克盧漢有一句著名的話叫「媒介即信息」,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媒介即思想。圖書傳遞思想與用電視傳播思想,因為媒介載體的不同,其表現形式及思考深度也不一樣。

90年代香港經典電視廣告

如果說圖書可以給人以沉靜的思考,電視提供的則是碎片化、娛樂化的乃至於簡單粗暴的論斷。

作者寫作這本書的本意,就是想告訴人們,要警惕娛樂化所帶來的後果。

作者認為,有兩種可能導致人喪失自由的模式:一種是1984模式,在專制與奴役下,使人喪失自由;另一種則是赫胥黎模式,即人類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

前者是愛自由而不可得,後者是玩物喪志,為享樂而甘願被奴役。

赫胥黎說,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

作者說,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這是作者針對美國的文化狀況而發出的感慨。作者為此感到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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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分析可謂鞭辟入裡,提出的解決方案卻又如此蒼白。

比如他說,在播放所有政治廣告之前應當先播一條聲明,即,觀看政治廣告有礙思想健康。這基本是脫褲子放屁。

又比如,他把消解電視對思想的控制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也是幼稚可笑的。

實際上,電視帶來的負面後果,是與電視作為一種發明與生俱來的,消滅問題的辦法,就是消滅電視這一產物。也就是,讓新的發明取代電視的功能。所以,當網路取代了電視,成為消費社會的新寵,電視的文化控制能力就大為減弱了。

在網路普及的今天,有幾個人會天天看電視呢?

當然,電視的影響力在消退,但問題依然存在,只不過轉移到了別的載體。

眼下,網路的娛樂化、碎片化,比電視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說實話,娛樂化的影響是雙重的,並非只有壞處而沒有任何好處。

娛樂化消解了任何嚴肅性的東西,其中包括思想,也包括政治。當人們醉心於感官享受,熱衷於窺探獵奇,是不會對宏大敘事感興趣的。

這也是為什麼,有的國家會如此害怕娛樂,或者說害怕人們迷戀上娛樂。

作者最後援引赫胥黎的話作為收尾。赫胥黎說,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取代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這是處於麻木狀態的人們的典型表現。

只不過,人們的笑聲中,分明還帶著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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