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黑暗的朝代嗎？

首先，元代實行的是包稅制，先由官府測算出一個地區或者一個行業一年應收稅總數，商人會在規定時間內，一次向國家包繳某一項稅款，然後再由承包者向百姓徵收。

那麼問題來了，這些商人都是活雷鋒嗎？這麼熱衷於為政府分憂，為人民服務，爭做榮譽好公民？ 當然不是，在這一過程中，官府規定的稅額往往並不高，商人會按照這一較低的數額向國家繳納錢款，然後再以較高的數額向百姓徵收，從中賺取差額利益。這也是一些人認為元代稅負低的原因之一，因為從紙面上來看，國家確實就收了那麼點錢。

那麼， 一般情況下是什麼商人才能成為這個包稅人呢？ 就是非常出名的回回商人啦，準確的來說是與官員和地方豪強相勾結的回回商人。元朝實行比較極端的民族壓迫政策，為維持其對全國的統治中，引入了大量色目人參與國家事務，而回回商人是其中的典型，基本主導著整個元朝政府的財政。而元代的回回商人又恰巧以熱衷於發放高利貸而聞名於世，放高利貸的傢伙都是什麼德行，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所以不要扯什麼「寬縱的放羊式管理」，真以為老百姓交上那麼點稅就萬事大吉了？包稅商分分鐘教你做人。當時有人提出要以一百萬兩白銀全國一年的鹽稅，付出這麼大的成本，你以為他轉過頭會向下面徵收多少才能滿足？

其實早在元朝建立之前，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就看出了包稅制的弊端，認為「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奏請廢除包稅制，但並未引起窩闊台重視。不久，包稅制就盛行於全國，元代所設的十路課稅所，除位於北京的燕京課稅所外，其餘均為商人或地方豪強控制，差役稅、鹽稅、河泊渡口稅、酒稅，甚至還有歷代王朝都視為主要稅收來源的農業稅，以致無稅不包，層層盤剝，你真覺得這種情況下底層人民會有好日子過？

比起嚴密但有序的剝削，老百姓更怕的是無序且沒有節制的掠奪，畢竟國家行為還會講究法度，而私人的貪慾是沒有節制的。

明朝萬曆年，由於屢次想要加征商稅而不得，苦於國用不足的萬曆皇帝派遣大量宦官作為礦監稅使去往全國各地開礦徵稅，這些太監憑藉這一徵稅大權，肆意勒索，一時間天下騷然、民變四起，後人甚至認為開徵礦稅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麼，造成如此嚴重後果的礦監稅使們一共上繳了多少錢呢？從萬曆二十五年到萬曆三十四年的十年時間裡，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也就是平均每年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真心少的可憐，其餘不用多說，自然是餵飽了這些狐假虎威的太監們。 萬曆年礦監稅使的亂象，與元代包稅商人橫行於世的局面頗有些相似，不同的是，在明朝，太監們受到了除皇帝之外幾乎所有人的一致抵制，反對的聲音從未停息，因而只斷斷續續實行了二十年就被迫廢止；而在元朝，包稅商人們不僅有皇帝和政府背書，更與地方官吏豪強相勾連，各方利益都牽涉其中，終元一世都有遺毒。

那麼，如果不考慮包稅制的影響，僅僅考慮官府實際規定的稅額，元朝的稅負是不是就是低於宋明呢？

先看田賦 元朝的田賦實行南北異制，實際上分為蒙古本部、北方和南方三種稅制。 其中蒙古本部為馬牛羊每百頭抽一，也就是說稅率僅為百分之一，自然是輕的不能再輕了。 北方包括稅糧和科差，其中稅糧包括地稅和丁稅，每丁粟三石，驅口一石，科差包括絲料和包銀，絲料為每戶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後又增納一兩以供發放官員俸祿，事實上，北方百姓的稅負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低。 南方稅法沿用南宋舊制，實行兩稅法，稅額基本「依宋舊例」，此外，忽必烈滅宋之後，曾將江南民戶封賜給蒙古貴族，因而南方每戶尚需繳納「戶鈔」，初為五錢，後增為二兩。 除此之外，不論南方、北方，除了上述正額稅糧外，都還要徵收『鼠耗」、份例」等名目繁多的附加稅糧，其數量甚至經常超過正額稅糧，當然，這部分歷朝歷代盡皆有之，也就無從比較。

如此來看，就田賦來說，對於南宋故地的江南地區來說，稅負無疑是加重了的。那麼明代又是什麼情況呢？

明初，賦役仍用兩稅法，有田賦無丁稅，僅為為三十稅一，之後又改為什一稅，但仍要低於元代，且徭役攤派比較合理，將民戶分為三到九等，等級高者徭役重，等級低者則負擔輕。均瑤改革後，徭役折銀後，各地政策並不相同，一般為每丁派銀一分到二分，每畝派銀七八厘到一分六七厘左右。 反觀元代 ，正是以徭役苛重而聞名於世的，徭役民戶所負擔的徭役,名目繁多,如築城、排河、運糧、采打、木植、造作船隻器甲、馬草等等,都自民間徵發。元初修建大都,每年都徵發成千上萬的民夫來採運木石；1286年黃河決開封、祥符等十五處,調南京民夫二十萬餘分築堤防。被徵發的丁夫離家五六百里應役,凍死病死者不計其數；著名的「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正是緣起強征民夫修黃河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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