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一部重要兵書——《平海心籌》

《平海心籌》是鴉片戰爭後的一部重要兵書，為林福祥所著。林福祥（1814—1864），字亮予，號季薇（或作季眉）。原籍廣東香山（今中山），生長於澳門。他出身於書香門第，好為詩文，喜讀兵略，但屢試不第。鴉片戰爭爆發後，林福祥曾特地向廣州知府余保純獻戰守方略，但未被採納。後在其老師——粵東名士黃培芳力薦下，受兩廣總督祁（土貢）委派，從香山、順德等地招募水勇，組成「平海營」，任管帶，以十六艘戰船駐守廣州城西離明觀海口，先後在白鵝潭、泥城等地抗擊英軍。林福祥曾率部參加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戰後上書祁（土貢）要求出兵收復香港，未果。後歷任江西贛州定南廳同知，南昌、撫州、饒州知府，吉安贛寧兵備道，浙江布政使等職，在江西、安徽、浙江等地與太平軍作戰。1861年在杭州被太平軍俘虜，受李秀成優待，後攜子離滬返粵，途中被左宗棠捕獲，於1864年在浙江衢州被殺。

《平海心籌》分上下兩卷，一萬餘字，附圖十四幅。卷上輯錄了宜於水戰的火器十三種，二十八方火藥的製作方法；繪製了廣東水道圖，標示出了英軍的入侵路線和登陸地點，並提出了防守重點；記載了廣州珠江口一帶漲潮退潮時間。卷下為林福祥的防夷十八論、與英人作戰的日記、建議收復香港的上書、訓諭兵勇的辭令以及書信，是全書最有價值的部分。全書篇目如下：

卷上：

火器十三種：神火飛將軍、水底雷、水底龍王炮、火先鋒、毒煙噴筒、火龍刀、群蜂炮、飛火筒、葫蘆炮、神霧簡、夜叉銃、神機火箭、毒火球。

製藥二十八方：火藥方、火線葯、扁線方、火攻神葯法品、火攻從葯、神火藥方、毒火藥方、無地毒龍神火藥方、烈火藥方、法火藥方、煙火藥方、逆風火藥方、三火合一藥方、火種方、火信方、銃用常藥方、五里霧方、神噀噴霧方、神煙方、神火方、結煙方、青煙方、白煙方、紫煙方、毒方、附解聖藥方。

廣東水道圖。

潮漲潮退時候。

卷下：

防夷十八論：論戰守和先後第一；論和夷後患第二；論粵東事勢第三；論勝敗形勢第四；論土兵客兵之辨第五；論賞罰第六；論善招漢奸第七；論招海盜第八；論埋伏守險第九；論防後路第十；論炮台形勢第十一；論炮台事宜第十二；論御炮事宜第十三；論用小船攻大船第十四；論善佔上風第十五；論出洋木城第十六；論撫綏澳門西洋夷人第十七；論佛蘭西等國助戰第十八。

三元里打仗日記。

上制軍祁宮保乞收復香港書。

諭林家義勇文。

上雲舫夫子書二叩。

《平海心籌》是林福祥在親身參加抗擊英國侵略者的鬥爭後寫成，是其戰爭記錄與經驗總結，反映了其不畏外敵、重視鬥爭策略、堅決趕走侵略者的軍事思想，對於當時抗擊外國侵略者的鬥爭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具有進步意義。此書開始流傳並不廣泛，最早刻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今已不傳，後有清咸豐四年（1854）刻本，現國家圖書館有藏。如今較為常見的本子是1960年廣州古籍書店油印本。

綜合《平海心籌》全書內容來看，其體現出的林福祥的海防思想，具體而言，可分為戰略思想和戰術思想兩大方面：

一、戰略思想

主張言和必以戰守為先。林福祥認為「必能戰能守而後可以言和，不能戰、不能守而言和，是掩耳盜鈴、自欺而並受欺於人也，是圖苟安於目前而貽巨患於後日也。」戰與守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傳統觀點認為能守而後能戰，但時勢變遷，如今與英國入侵者作戰，要反其道而行之，必須能戰而後能守，因為「自英夷入寇以來，官兵望風披靡，其心已寒，而逆夷自恃累勝，其氣正盛，所以必得奮勇之士決一死戰，以折逆夷之氣，以安我兵之心，然後守乃得而固。」針對有人「今已和矣，可毋再議」的觀點，林福祥予以批駁，認為和議不過是權宜之計，堅持戰守準備才是實務，「若既和之後，仍任其武備廢弛，則禍患又安有極哉！」至於「和議不可長恃」的原因，林福祥也說得非常清楚，因為英國人「犬羊無信，貪得靡厭」，「不能飽其所欲，必至藉端敗盟」，且口岸碼頭上華夷雜處，難以法治，易開釁端，而與英國人通商以後，歐美列強必定接踵而至，內地奸民教匪也會乘隙而起，必將後患無窮。和平從來不是空口得來，必須要以自身實力作後盾，林福祥非常清楚這一點。

主張知己知彼，以逸待勞。林福祥在澳門長大，了解歐人習性，「蓋逆兵一無所能，唯我退一步，他所以進一步；我若進一步，他即退一步矣。」英軍並不可怕，對其決不能示弱，否則只會令其得寸進尺，陷我於被動。且英軍遠道而來，地理形勢不明了，後勤補給困難，兵力有限，不服水土，士氣驕橫，弱點甚多，而我主場作戰，以逸待勞，兵力充足，士氣憤發，處於優勢地位，故而林福祥堅決反對拿錢和土地去討好侵略者，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主張要與侵略者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要將侵略者「殺盡殲絕，使其片帆不返！」他說：「逆夷之來，事事皆犯兵家之忌，我眾彼寡，我逸彼勞，我飽彼飢，我憤彼驕，況漢奸生變，時時有肘下之虞；別國乘虛，處處有反顧之恐。不耐冬冷，是犯天時，不熟沙線，又犯地利，必勝必敗，理勢昭然。」

主張就地募兵禦敵。當地人熟悉當地風情，且家小均在本地，既是衛國，又是保家，其作戰必出死力，戰鬥效果必然較外地官兵為好。「粵東之敗，非敗於粵東之兵也，敗於外省之客兵也。客兵到粵，人地固屬生疏，而又不熟水性，一坐戰船，站立不穩，安望取勝」，「鄉勇皆有家室父母，其捍禦出力，一則所以報朝廷取功名，二即所以自衛其室家父母也，有不致死者乎？」至於募兵的地域，則應當在香山、東莞、新安等縣為好，而以鄉紳領導指揮，因為「鄉紳可以知地勢，可以通性情，而鄉勇之良歹又可以辨別，不致有漢奸溷乎其間也。」

主張對歐美列強在外交上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對澳門的西洋夷人應加以撫綏，使其為我守住西面戰線。林福祥分析認為，澳門在英軍入侵登陸的必經路線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澳門的西洋夷人一方面擔心英國人進犯，所以不敢公然拒絕英國人的借道要求，另一方面又擔心英國人得志後進而蠶食澳門，且澳門居民的生活物質全仰仗內地供給，所以他們也不肯暗助英國人，這種騎牆的態度，有助於我利用。「借西洋之力以拒英夷則不足，借西洋之力以守澳門則有餘。」如果我撫綏失道，澳門的西洋夷人或生異心，這樣一來，不僅多一敵人，且防守西路又失一險要。至於法國和美國，林福祥認為「其害更甚於英吉利」，因為法美等國的行為全為利益所驅動，「我若資其力，彼必利吾財，未動兵先求發餉矣，既動兵又求犒賞矣。戰而不勝，則英吉利之疾我愈深；戰而或勝，則佛蘭西之挾求無厭，是退一虎而進一狼也。」歷史上唐高祖向突厥借兵、唐肅宗向回紇借兵、五代石敬塘向契丹借兵等，都是前車之鑒。

主張收復香港，斷其後勤補給。香港已經成為英軍的後勤補給基地和軍事據點，關乎整個戰爭局面，對我威脅十足，如不收復，勢必遺虎為患。要趁英軍精銳調往江浙，島上只有羸弱之際一舉收復，燒其輜重積聚，斷其後勤補給，而後於島上修建六座炮台，構築防禦工事，則英軍必將不戰自潰。林福祥大聲疾呼「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復，六台不可不修。若只求旦夕之安，不計存亡之理，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噬臍之悔！」以後的歷史發展也證實了林福祥的預言。

二、戰術思想

重視實戰器用的運用。林福祥在《平海心籌》一書的《自序》里說：「凡水戰而以火勝者，不一而足則甚矣，火器之不可不講求也。」《平海心籌》一書中提供了十三種火器和二十八方火藥的製造方法，並有配圖，詳細而直觀。其中既有傳統技法，如以牛脬作火信，以毛竹為火藥筒，又有新獲取的西方技藝，如「神火飛將軍」所用之「氹炮」，即「出自佛蘭西，辛丑英逆用以焚我房屋者」。林福祥認識到西方槍炮的厲害，認為可以「借彼之矛攻彼之盾，又不妨以逆夷之物還治逆夷之身」，故而積極捐資購買洋槍洋炮。同時，注重軍事地理在實戰中的應用價值，《廣東省河水路指掌握要圖》詳細標明了各戰略要地之間的距離以及防守重點地區，而《潮漲潮退時候》對反登陸作戰無疑具有重要參考作用。

重視炮台禦敵。林福祥認為沿海防守，炮台的作用尤為重要，但陸上之炮台與海邊之炮台，作用完全不同，必須要實地踏訪，因地制宜，依據實際情況作出安排。「陸地炮台，多在平地，即使依山居險，而炮台亦必設于山腰山腳之間。至於海口炮台，若非建在山頂，則必不足以取勝」，「若炮台建在山頂，從上擊下，其勢便，為一利；不論潮漲潮退，而描頭無異，為二利；我可以俯擊而彼不能仰攻，敵若仰攻，炮勢倒坐，其船必壞，為三利；我在高處，可以兼顧彼近台之船，固不能越台半步，即在對岸之船，亦不能偷過，為四利；敵人雖善用飛炮，而我在山頂，彼亦無法可施，彼若打來，先防打在自己船上，為五利。」在炮台修築方面，提出不用石頭，要用三合土修築，「三合土者，石灰三之一，泥土三之一，沙土三之一，加以糖膠草根，椎煉而成。其新築之時，灰土未乾，雖萬斤之炮打來，其碼子藏住不動，斷不能洞穿，及其既干之後，愈久愈堅，雖鐵汁鑄成，不越是也。」炮台之外還要樹木架，臨戰時掛以罟網，或者多種竹木，起到緩衝敵方炮彈殺傷的作用。

重視靈活機動的戰法。要善打埋伏，「從古守城之法，俱於外面險隘之處分兵固守，設奇埋伏，未聞有調兵入城，將城門緊閉而險隘不設一兵者。」至於在何處埋伏，要因地制宜，在粵東一帶，莫過於田壆，即沿海田堤。在堤內預先埋伏火炮，可以隨時擊發，而我方藏在堤內，敵炮無法殺傷到我，「是田壆為無形之炮台，而為埋伏最得力之處也。」同時，要預防敵軍抄襲我後路，英軍進犯虎門、烏涌和廣州城時都曾用過此法。具體海戰方面，在內河中要用小船攻大船，以噴筒、火箭代替大炮，採用「群狼戰術」，輪番攻擊，「飛棹而進，使他應接不暇。他發一炮，縱傷我小船三五艘，彼若再發，要洗炮入葯，放碼總需片刻工夫，我即乘間而前，早已飛棹到其船邊。我船既到其船邊，則他大船之炮無所施，是一無用之物也。」海戰要注意風向，如我處於不利風向時要靈活機動，化被動為主動，「凡有汊港之處，皆預先埋伏火排戰船，若當我逆風之時，彼來擊我，我約退一步，而埋伏之火排戰船，俟夷船稍過而後出，是我之火排戰船反居上風矣。於是我大隊回柁夾擊，是反逆風為順風之勢也。」如果在大洋中接戰，則可使用木排水寨，「其法以厚木札成一大排，四面有門戶而空其中，一出大洋，將小船盡藏在大排之內」，「打仗時，以大排為炮台為正兵，而小船四齣，施放噴筒火箭，抄後旁擊為奇兵，而每一木排又用快蟹四隻以夾輔之。」所述戰法雖然帶有濃厚的傳統軍事戰術色彩，但是其中心思想在於以靈活機動的戰術對敵作戰。

主張對敵採取斬首行動。「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一條戰爭中的制勝法則，直至今天，仍在戰場中得到普遍使用。林福祥認為，可以買通在英軍中服役的沙文、買辦、廚子等華人，殺掉英軍頭目義律、馬禮遜，或者在四方炮台上圍困英軍之際，一舉擊殺義律、馬禮遜，使其群龍無首，永絕後患。只可惜「當事者首鼠兩端」，且彈壓圍困英軍的兵民，終不果行，而英國人「已窺透官兵之不足畏，於是舍粵東而向江浙矣。是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痛惜之情溢於言表。

重視激勵軍隊士氣。士氣作為一種軍事軟實力，不僅是戰鬥決勝的重要因素，也是治軍的關鍵所在。古代兵書早已對此有所論述，如《孫臏兵法?延氣》：「合軍聚眾，務在激氣」，《尉繚子?戰威》：「勝在得威，敗在失氣」等。林福祥對於士氣的培育甚為重視，「將兵未能得心，烏能得力？」其具體做法包括以英軍之兇殘行徑來激怒官兵，使將士頓生與敵血戰到底的決心與勇氣，「英夷犯順，破我炮台，焚我房屋，殘害生靈，淫污婦女，官兵任其殘虐，玉帛任其取攜，此真有知識者之所惡聞，亦有血性者之所共憤者也」。針對官兵的畏敵心理，林福祥將英軍的弱點一一指出，並以我勝敵敗的具體戰例勸勉官兵。同時以功必賞、過必罰的制度激勵士氣，「凡用兵以賞罰分明為第一要務，賞一人而使三軍俱有所勸，罰一人而使三軍俱有所畏，於是號令之間可以指麾如意」， 「有功，則賞必從重，雖遠不遺；有罪，則罰必從嚴，雖親不諱」。總體而言，林福祥對士氣的作用是非常看重的，這同現代戰爭中對士兵戰場心理的重視是相通的。

重視利用漢奸、海盜等第三方力量。漢奸與海盜既然可以為敵所用，當然也可以為我所用。「今若善於用間，漢奸一轉頭，逆夷將內潰矣，招漢奸之法，首先重一信字，比者號令反覆無常，一次失信，便已令人寒心，誰肯更為我用。沿海紳民不少智勇深沉之士，隆以禮貌，推以至誠，以紳民為線索，一人可招數人，數人可招百十人。」至於海盜，本來行蹤不定，倘若乘我與英軍作戰之際趁虛而入，則患莫大焉。如果能「善為招撫，推心置腹，是我既無內顧之憂，而並可借其死力。」清朝軍隊與英軍作戰，本身已很吃力，倘若此時漢奸、海盜趁機作亂，無疑是腹背受敵，結局可想而知，如能予以招撫，即使不能共同抗敵，也不至於為敵所用。

《平海心籌》誕生的年代，正是中國近代海防思想萌生之時。中國人的海防思想最早產生於明代抗倭鬥爭中，隨著倭患的平息和統治者實行禁海政策，中國的海防逐漸廢弛，海防思想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鴉片戰爭的慘敗，使得傳統的海防思想已不能適應新的鬥爭形勢。嚴酷的現實，讓朝野上下震動無比，迫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新形勢下國家的海防問題，並隨之陸續提出了一些應對之策，中國近代海防思想由此萌生。

在這最早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中，林則徐和魏源的海防思想無疑最具代表性。「以守為戰，以逸待勞」是林則徐在抗英前線提出的海防思想，這是他在系統比較中英雙方武器裝備、作戰地域、戰鬥人員以及後勤補給等方面的不同特點之後總結出來的。「守」是手段，並非消極挨打，而是積極防禦。為貫徹這一思想，林則徐在粵期間，整頓水師、籌造新式船炮、演練攻防戰術，制定了一系列戰術戰法，同時最大限度建立和完善沿海要隘各炮台，於近海口水下設置木排、暗樁、鐵鏈，阻攔敵艦闖入，並首倡建設海軍，認為「船炮乃不可不造之件」，建立「船炮水軍」，「以為海疆久遠之謀」。為貫徹其「船炮水軍」的構想，林則徐開始了仿造西船的試驗，並帶動了廣東一帶有識之士紛紛響應。與此同時，林則徐也積極嘗試仿造西炮，曾在佛山鑄造8000斤火炮14門。依靠人民群眾的「民力可用」思想也是林則徐海防思想的重要內容，他曾從民間招募「民勇」以為抗敵之用。可惜其海防思想未能得到清廷認可，終於化為泡影，但其「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的構想，最終被魏源所繼承並升華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從而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海防思想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論海防者當以魏源為巨匠，故林、魏並為近代海防論的先驅。」魏源接受林則徐的委託，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撰完成鴻篇巨著《海國圖志》，並撰寫了《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等書。《海國圖志》集中體現了魏源的海防思想，是書初刻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原編為五十卷，再刊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訂為六十卷，其中的《籌海篇》是魏源海防思想的精華所在。在《聖武記》中，魏源提出了「以彼長技，御彼長技」的主張，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又說要「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在《海國圖志》的《籌海篇》中，他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海防思想，倡導「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思想衝破了中國士大夫長久以來「夷夏之防」的傳統觀念，對於中國的海防戰略無疑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對於何為「長技」，魏源認為不僅僅在於船炮，更在於人才的培養，大力主張不拘一格選拔海軍人才，專人專任，要從熟悉海軍裝備和作戰的隊伍中選拔將領，「凡水師將官，必由船廠、火器局出身，否則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柁師視在騎射之下，則爭奮於功名，必有奇材絕技出其中。」至於具體的海防策略，魏源認為「守」為根本，是戰與和的前提。「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范我馳驅，是謂以夷款夷。」在防守的具體策略上，魏源認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並闡述了相應的作戰方法，其中至為重要的一點在於以當地人來進行防守作戰，因為他們服水土、熟地情、顧身家，在土著中「募勇」、「練勇」、「練精兵」可以帶來經濟、軍事上一系列的好處。但他並不是將「守」作為唯一的禦敵方略，而是主張「內守既固，乃御外攻」，要攻防結合。同時，針對列強之間的矛盾，魏源還提出了「調夷之仇國以攻夷」的策略，認為俄羅斯、法國和美國都與英國有矛盾，中國可以利用這些矛盾以全力對付主要敵人英國，此可謂外交戰。

林福祥親歷過抗英鬥爭，與林則徐、魏源為同時期人，《平海心籌》與《海國圖志》也幾乎是同時代的產物，相似的時代背景、共同的愛國理念，使得林福祥的海防思想與林則徐、魏源二人的海防思想頗多相同相近之處，比如都重視堅船利炮等先進技術的運用，都主張招募土著入伍，都認為「和」的基礎在「戰守」，甚至林則徐、魏源二人的某些觀點還能在林福祥的思想中找到影子，如「師夷長技以制夷」之於「以逆夷之物還治逆夷之身」等。但大致而言，林福祥的海防思想帶有更為濃重的傳統海防觀念，突出表現在火器的製造與海戰工具的使用上，較之林魏二人，他對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的了解程度是不夠廣泛和深入的，更不可能做到「睜眼看世界」，這樣的局限性導致其思想觀點不可避免帶有一定的主觀片面性和樂觀主義色彩。由於林福祥接觸海防的時間較短，後來又長期在內地做官、與農民起義軍作戰，離開了海防第一線，其主要精力與關注點發生了轉移，對海防的研究也就未再深入下去，故而其海防思想顯得較為單薄，豐富程度遠不及林則徐、魏源二人，所以影響力也就大為減弱，其本人的歷史地位更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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