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神醫」多

在各個電視台做虛假醫藥廣告的劉洪濱被揪出來之後，引發全民關注。有網友發現，像劉洪濱一樣的「虛假醫藥廣告表演藝術家」，還有三個，他們被稱為「四大『神醫』」，分別是李熾明、王志金（今）和高振宗（忠）。

中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名副其實，就連「神醫」也層出不窮。人們對「神醫」胡萬林、常和平、王林、李一等的「追捧」和「膜拜」尚未消停，這四大「神醫」就先後在全國多地的熒屏粉墨登場，蠱惑病人和公眾。

與劉洪濱相似的是，目前這四大「神醫」比過去的「神醫」本事端的是長進了不少，他們有百變的身份，是治療多種甚至各種疾病的專家；他們還會十八般武藝，天下沒有哪一種治病本領和手段他們不擁有；他們也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神行太保火輪功，能在中國不同的地方電視台同時、連續和相繼亮相。

中國為什麼能大量、不間斷地產生包治百病的「神醫」？每種現象的產生，必然有其適宜或肥沃的土壤。

這個土壤首先是，中國的病人太多。這與中國人口基數大、醫療資源和技術的區域不平衡不無關係。當然，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是，環境的惡化和生活方式的改變。

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數據表明，心腦血管疾病已成為中國居民的第一位死因，佔總死亡人數的40%以上，全國心血管病患者逼近3億。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癌症報告》指出，2012年（迄今的最新數據）全世界共新增1400萬癌症病例並有820萬人死亡。其中，中國新增307萬癌症患者並造成約220萬人死亡。儘管中國的癌症發病率低於發達國家，但中國的癌症新增和死亡病例位居世界第一（中國自己統計的數據更高，每年新增癌症病例約350萬，約有250萬人死亡）。國際糖尿病聯盟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糖尿病患者人數全球最多，約有1.1億人。

這些疾病都是典型的環境和生活方式的產物，並且由於人口基數大，中國各類疾病的病人數量都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因此求醫問葯的需求甚至超過了教育和一般日常生活的需求。

對於疾病，現代醫學既肯定科學在診治疾病中的巨大作用，又承認對太多的疾病束手無策。這種情況和態度既在上個世紀美國醫生特魯多（E．L．Trudeau）墓志銘中告訴了世人：有時是治癒，經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也在世界衛生組織對癌症的三個三分之一的警世中得到體現。

然而，在中國數量巨大的病人和巨大的醫療市場面前，事情就會悄然轉向。渴望治癒疾病的病人和家屬對於每一種可能的治療方式都會像救命稻草般地死死攥住，更會以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態度不惜傾家蕩產。「神醫」們早就瞅准機會，利用病人脆弱和急於治病的心理，一個個粉墨登場來發「民難財」。

他們明知道很多疾病都是不可治癒的，而且他們既非專業人員，或者即便是專業人員或對專業一知半解，也會抓住這種千載難逢的時機，聲稱可以治療哪怕是最難治的疾病。胡萬林敢稱，艾滋病算個屁，弄點水，弄點土給病人吃，就能治好艾滋病。

同樣，對於難治的糖尿病，劉洪濱、李熾明、王志金等都稱能治好，或他們的葯治療糖尿病有奇效，甚至能治所有的病、全身的病。面對這樣的「神醫」，以糖尿病而言，別說全國的1.1億病人，即便只有其中10%的人也會有久旱逢干露、絕處逢生的感覺，會把這樣的「神醫」和治療方法當作救命稻草，不試一下既不心甘，也對不起天上掉下來的「神醫」。

由此，事情就會變成兩個極端。對於病人來說是後果嚴重，既失錢財，又延誤治病，甚至喪命；對於「神醫」以及他們後面的團隊來說，則是天大的利好，賺得缽滿盆溢，也不會有風險。

此外，中國出「神醫」而且「神醫」多還有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看病貴和看病難。對於中國看病貴的問題，已經有無數的調查，約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6%的居民應住院而不住院，原因在於看病貴，付不起診療費。對此，有人反駁稱，中國的醫療費用與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比，並不貴，而且看病也並不難。

2015年底，演員李冰冰在澳大利亞連燒十餘天沒治癒，「九死一生強撐著連夜飛回北京，落地就快速上車直奔協和」，而且「超級思念祖國的醫護人員」。這個事例被視為中國醫療條件好、就醫容易、收費不高的典型。

但是，醫藥費用的高低是以個人支付藥費的多少來衡量的，也因此最容易讓公眾有沁入骨髓的認知。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衛生總費用中，政府、社會和個人衛生支出分別佔29.9%、36.9%和33.2%。而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衛生總費用的絕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擔的，其中政府承擔比例最高的國家為盧森堡，佔93%，大部分國家政府承擔比例都在70%以上。其中美國是政府承擔比例最少的國家，只承擔45%，即便如此也遠高於中國。

2015年中國國家財政總支出17.5萬億元，其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1.2萬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約6.8%。同年，美國醫療投入占財政總支出的約17%。再往前的2012年，中國政府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5.8％，但高收入國家這一比例為13.3％，中高收入國家為11.5％，中低收入國家為9.8%，低收入國家為10%。

另外，以政府衛生支出佔GDP的比例來看，中國為1.7％，世界平均水平為3.9%，中國還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這就註定了在中國看病個人的負擔最重，也因此看病貴，再加上看病難。一般公眾，尤其是貧困者註定只有幾重選擇，一是選擇便宜的方式、方法，如偏方、秘方、草藥、針灸等；二是轉向廉價的「神醫」；三是求神問佛；四是坐以待斃。實際上，選擇前二者的最多，但現在最多的是迷信電視中的「神醫」。

相比於看病難和看病貴，普通公眾認為，電視中的「神醫」所開的藥方和治療方式畢竟有諸多優點。一是有權威的媒體為「神醫」背書和加持，二是「神醫」為絕望者至少提供了救命稻草，三是價格相對便宜，四是方便，用不著再到醫院去挂號求醫。所以，聽信「神醫」的人很多，相應地，中國的「神醫」也就應運而生，並且越來越多。

這其實也映射了一個嚴重問題，在有大量病人的中國，如何監管非法和不科學的醫療。沒有監管和打擊，「神醫」們加諸於社會和病人的，只會是雪上加霜。同時，如果不解決中國人的看病貴和看病難問題，「神醫」和偏方、秘方也就不會絕跡。

（張田勘，學者、專欄作者、科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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