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情的版權：版權是如何產生的

關注一個事物的時候，我們經常首先要問：這個東西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在哪裡產生的？怎麼產生的？作為開篇，本文主要就聊這三個問題。

一、版權不是我國的產物

我國從古至今有很多偉大的文學家，比如我們的唐宋八大家；有很多偉大的作品，比如四大名著。但是，我國古人是很少用作品去掙錢的。

我國偉大的詩人李白，寫了那麼多有名的詩作，卻不能變現。在沒錢買酒的時候，只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即把家裡的馬和衣服拿出去換酒，寫了那麼多詩，卻沒有版權費。在當代的香港也有一位喜歡喝酒的文人，因為有了版權制度，這位文豪可以拿自己的作品去換酒了，不用把房子、車子、衣服拿去換酒。這個文人就是古龍。當然，古龍跟李白相比，在文學造詣上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只是生活在幸福的現在罷了。

中國古代也有把作品變現的，我記得這麼兩位：

第一位是司馬相如，一篇《長門賦》價值千金，「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不過，雖然司馬相如的《長門賦》變現了，卻不是因為版權而變的現，不是因為寫的好，被印刷了好多次，獲得了千金稿費。而是因為宮斗戲和女人心，一篇佳作變成了再次獲得君寵的工具。

另外一位就是柳永柳三變，柳永常年混在秦樓楚館為歌姬填詞，歌姬們會供他一些吃喝玩樂，可惜這種方式也不是靠買賣版權來變現，更像是一種加工承攬合同關係。如果有版權制度的話，歌姬每彈唱一次柳永的詞就付一次費，那柳永絕對是超級富豪了，比現在的高曉松、周杰倫要有錢的多。可惜，歌姬們給柳永的錢不多。柳永因為為歌姬填詞太多，名氣太大，考進士的時候名字被皇帝劃掉。皇帝說他「且去填詞」，意思是你填詞就好了，考什麼進士。柳永去世的時候不但沒有成為超級富豪，而且窮的葬不起，還是歌姬們湊錢葬的。

版權制度的核心在於通過創作和使用作品獲利，我國古代社會的文學家們創作的目的往往不是為了獲利，至少不是為了直接獲取經濟利益。古人寫文章往往為了致仕，為了聞名，或者純粹因為喜好，跟銅臭無關。

雖然沒有版權制度，並不妨礙我國古代社會文化的繁榮，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輪番上陣，每一種文學體裁都有優秀的作品，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二、畢昇和古登堡

印刷術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而活字印刷術集大成者是畢昇。畢昇生活在我國北宋年間，約970年到1051年，為印刷鋪的工人，在印刷實踐中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在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印刷書籍的時候需要先雕版，印刷完畢之後，雕版也就作廢了。印刷的成本非常高，也很浪費。後來畢昇發明創造了膠泥活字、木活字排版，讓印刷書籍更容易，成本更低。

印刷術之所以成為四大發明之一是有原因的，活字印刷術帶來的表面上看是技術的進步，其實直接影響著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印刷成本低了，書就便宜了，更多的人讀得起書，讀書人就多了。整個社會讀書人多了，那引起的變化可就大了，方方面面都發生了變化，沒有哪個方面不受到影響的。

活字印刷術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大，對歐洲國家的影響更大。這個跟文字的形式有關係。漢字是象形字，每個字都不一樣，雖然可以活字印刷，但是也需要先把很多很多的字做出來，成本還是高的。比如在1716年的《康熙字典》裡面就有47035個漢字。歐洲國家的文字則由字母組成，比如英文一共就26個字母，只要多印一些字母，就足夠幾個版面使用，成本比漢字低多了。

西方的活字印刷術是德國的一個叫古登堡的人發明出來的。古登堡比畢昇要小400來歲，1397年出生於德國，是一個印刷廠的小老闆。古登堡的發明正式名稱叫做「鉛活字版機械印刷機」，跟畢昇的發明最大的不同是活字的材料從膠泥、木板變成了金屬，原理還是一樣的。不知道古登堡印刷術的技術方案是不是來自於中國，是不是來自於畢昇。如果發生在現代社會，不用400年，400個小時足夠把中國的技術進步傳播的全世界都知道。畢昇那個年代，不但沒有版權，也沒有專利，畢昇的活字印刷術無法得到保護——不過，這更有利於傳播。

雖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術來自於畢昇，但是中國的活字印刷術比西方早了400來年卻是不爭的事實。相比畢昇的漢字活字印刷術，古登堡的字母活字印刷術對西方社會的改變更大。因為發明了西方的印刷術，改變了西方社會，古登堡在美國學者麥克哈特的《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名列第8位，這已經很偉大了。

三、文藝復興

近代歐洲與中古歐洲的分界點是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發生在14世紀，16世紀的時候達到頂峰。文藝復興席捲整個歐洲大陸，對各個國家君主的統治都產生了影響。

文藝復興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即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倡導個性的解放。

文藝復興的時候出現了很多思想家和文學家，比如但丁、達芬奇、莎士比亞等等，這些思想家、文學家通過著書立說的方式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在那個時代具有非常強的影響力。

文藝復興的時候沒有網路，沒有微博，先賢們寫的書，需要印刷成冊，才能被粉絲們讀到。印刷術的發展，書的成本的降低，讓讀書的人越來越多，讓更多的人可以讀到這些先賢們的書，也讓這些先賢們收穫了更多的粉絲。

粉絲的增加，讓這些先賢們在國家的話語權的分量增加了。這些先賢們既是思想家、哲學家，又是作者，作者的身份讓他們更在意自己作品如何傳播，誰會讀到，以及是否獲利。

四、安娜法令

當你勉強看到這裡的時候，也許你在想：這篇文章究竟是在講什麼呀？一會兒畢昇、古登堡，一會兒文藝復興，扯來扯去，跟版權有毛關係？還真別說，上面扯的內容跟版權真的有關係，下面就說清楚關係是什麼。

一項制度的產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和必然的因素。社會構成狀況、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都是必然的因素，究竟先發生在哪個國家、哪一年這些都是偶然的因素。

活字印刷術的出現，讓書的成本和價格低了下來，讀書的人越來越多，出版成了一個很掙錢的行業。文藝復興的發展，湧現出很多思想家和文學家，這些思想家和文學家通過文章進行論戰，書籍變得很重要。從15世紀開始，威尼斯共和國、羅馬教皇、法國國王和英國國王都曾經向印刷出版商發出過專有印刷出版的特權。當然，這種特權並非版權，而是為了管理的需要。可是印刷成本的降低讓印刷變得很容易，市面上的各種「盜版」書籍還是很多的。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讓作者這個角色在歷史舞台冉冉升起，而且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開始在政治上爭取自己的權利。而各大印刷商也認為如果賦予作者某種權利，對於自己的維權也是非常有利的。於是，在英國，各大印刷商和作者聯合起來，議會在1709年通過了一部以保護作者利益為核心的法律，即《為鼓勵知識創作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就其已印刷成冊的圖書在一定時期內之權利的法》，簡稱安娜法令或者安娜女王法。胖胖的安娜女王也因為這部法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版權法業界的人的中被不斷的提起，永垂不朽。

根據安娜法令的規定：賦予作者對其作品的印刷、重印權（即複製、發行權），並明確指出立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另外規定了14年的保護期。作者有了印刷、重印權，也就有了阻止他人未經許可印刷、重印自己作品的權利.以印刷、重印為核心,作者有了對自己作品的絕對控制力，現代化的版權制度就出現了。

五、同時代的中國

1709年的中國，康熙大帝正春秋鼎盛。清朝廷對於出版的控制在進一步加強，控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控制某些不利的言論，比如禁止反清復明思想的傳播，康熙年間出現了明史案、南山集案等文字獄。金庸先生後來以明史案為線索，寫了《鹿鼎記》這本武俠小說。

再過了幾年，在1715年，中國的一位大文豪出生了，這位大文豪姓曹，名沾，字夢阮，號雪芹。這位曹先生寫了一部《紅樓夢》，又名《石頭記》，成為了暢銷書，一直暢銷到現在。如果曹先生出生在同時期的英國，靠這本《紅樓夢》就可以衣食無憂，過著上流社會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惜的是，曹先生出生在中國，只能「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了。

看來，雖然沒有版權我們也有燦爛的文明，優秀的文學作品。但是，如果有版權制度，中國的文人會活的更幸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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