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如何成為哈布斯堡王朝最傑出的女政治家

撰文：彼得·賈德森

翻譯：楊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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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兩個兒子約瑟夫一世（Joseph I，1678—1711） 和查理六世（Charles VI，1685—1740）長期以來只有女兒或沒有孩子的情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1640—1705）擔憂哈布斯堡王朝在奧地利的分支亦會步在1701 年絕嗣的西班牙分支後塵。於是他在1703 年發布了一份相互繼承協議，禁止將王國分裂開來，同時又規定在缺乏男性繼承人的情況下，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後裔可以統治家族的核心領地。

1713 年，查理六世修改了利奧波德一世的協議，將自己兩個女兒的繼承權放在了已逝兄長的女兒前面。通過一系列會議，這項修改後的協議很快得到批准通過。與會者擔憂一旦哈布斯堡王朝終結，可能引發戰爭及地區動蕩，因此這份《國本詔書》對他們來說更具吸引力，否則它很可能因為侵犯了他們的特權而遭到否決。與會者一致同意，除非之後奇蹟般地誕生男性繼承人，否則當查理六世去世之後，他們會承認查理的大女兒瑪麗亞·特利莎為統治者。

此後查理六世動用了極大的政治與經濟資本來說服歐洲各國接受這一安排，但與之矛盾的，他卻沒有為女兒瑪麗亞·特利莎做任何準備，讓她得以應對即將到來的皇室責任。當他於1740 年去世，23 歲的瑪麗亞·特利莎繼位伊始，便發現自己身處貪婪鄰國環伺的境地之中。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Prussia，1712—1786，亦稱腓特烈大帝）認為女王繼位是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於是出兵侵佔了人口稠密且富庶的西里西亞。

與此同時，在法國、薩克森以及部分國會中的波希米亞貴族支持下，巴伐利亞選帝侯查理·阿爾伯特（Elector Charles Albert of Bavaria，1697—1745）自封為波希米亞國王，並且在皇位競爭中戰勝了瑪麗亞·特利莎的丈夫——洛林的弗蘭茨·斯蒂芬（Francis Stephen of Lorraine，1708—1765），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史稱查理七世（Charles VII）。

無計可施之下，四面楚歌的瑪麗亞·特利莎只得向匈牙利貴族們做出讓步。她需要資金和軍隊，立刻就要。1741 年，她成為匈牙利國王，然後在普萊斯堡（Pressburg / Poszony）召開的一次匈牙利國會會議上尋求經濟和軍事支援。出席會議時，瑪麗亞·特利莎身穿當時代表匈牙利的白、金二色衣裙。與後世的描述不同的是，她沒有帶上自己6 個月大的兒子約瑟夫赴會（9 天之後她才讓嬰兒在會上露面）。

瑪麗亞·特利莎在會上的請求極具感染力，她同時還宣誓維護議會的權力，她的演講如下：

匈牙利王國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孩子以及我們的王冠如今岌岌可危了。而如今我們被所有人拋棄，我們唯一的力量來源只有忠誠、武器和長久以來匈牙利人民所擁有的勇氣。關於我們自己（作者註：原文如此），忠實的匈牙利臣民們將得到我們全心全意的合作。

瑪麗亞·特利莎的懇求得到了與會貴族們「將生命與鮮血交付給瑪麗亞·特利莎國王」的回應，儘管比起這一人們耳熟能詳的結果，知道在此之前要讓這些人付出忠誠，經過了何等艱難談判的人要少得多。

因為有了匈牙利人的支持，瑪麗亞·特利莎得以迅速扭轉戰局。她手下的軍隊在1741 年年底攻克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從而反敗為勝。隨後奧地利軍隊又奪回了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小部分西里西亞。在巴伐利亞人和法國人吃了敗仗的同時，這兩股勢力在當地嚴酷的佔領政策也使得他們與可能成為其盟友的波希米亞漸行漸遠。

最後，1745 年，查理七世去世，瑪麗亞·特利莎的丈夫弗蘭茨·斯蒂芬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史稱弗蘭茨一世，奧地利繼承戰爭也隨著1748 年簽署的《亞琛和約》而正式終結。瑪麗亞·特利莎成功抵擋住了所有威脅她權力的挑戰，不過她治下最富庶的西里西亞的大部分領土還是落入了普魯士之手。

經過戰爭，暴露出奧地利先前在經濟和軍事上備戰極不充分，這一教訓令瑪麗亞·特利莎意識到，如果奧地利想要在18 世紀的歐洲繼續保持住大國的地位，她必須迅速進行改革，重整國家。同時，她還需要一批新盟友來幫助她從普魯士那兒奪回西里西亞。瑪麗亞·特利莎需要建立一支常備軍，用來和普魯士改革後的新軍有效競爭；同時她還需要將自己的國土整合成一個更有效、更統一的國家。

終其一生，瑪麗亞·特利莎沒能奪回西里西亞，但她始終不乏嘗試。18 世紀50 年代，瑪麗亞·特利莎和她的外交大臣文策爾·安東·考尼茨伯爵（Wenzel Anton Kaunitz，1711—1794，後來成為親王），在中歐精心策划了一場外交革命。奧地利拋棄了英國，通過瑪麗亞·特利莎最小的女兒瑪利亞·安托尼亞（即瑪麗·安托瓦內特）與未來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之間的聯姻，轉而與它的老對頭法國締結了數個世紀以來第一個最終成立的盟友關係。

外交政策的這一轉變，其目的就在於扼制普魯士。只有收復西里西亞的執著願望，才能克服瑪麗亞·特利莎強烈的反法傾向。然而在1756—1763 年爆發的七年戰爭中，奧地利收復西里西亞的嘗試再次失敗，而法國這個盟友形同虛設。

不過此時奧地利在東方有更需要關注的事務：沙俄正在損害奧斯曼帝國、瑞典和波蘭– 立陶宛聯邦等鄰國的基礎上積極擴張版圖。事實上，正是在東方邊境，瑪麗亞·特利莎得以彌補失去西里西亞帶來的損失。1772 年，她與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雖然不甚情願），以及俄國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亦稱凱瑟琳二世、葉卡捷琳娜大帝）第一次瓜分了波蘭– 立陶宛聯邦。波蘭– 立陶宛聯邦周邊的三個國家，以所謂的內部動亂為借口，各自分得了該聯邦30%左右的土地。

雖然瑪麗亞·特利莎一開始嚴厲譴責沙俄與普魯士對波蘭– 立陶宛聯邦的企圖（她聲稱「『分割』這個詞令我厭惡」），但考尼茨參與瓜分行動，確保瑪麗亞·特利莎得到了屬於她的那一份戰利品。奧地利新獲得的領土以拉丁語命名為「加利西亞及洛多梅里亞王國」，這個名字來源於中世紀羅斯諸公國中，匈牙利王國曾在12世紀宣稱擁有統治權的哈利奇與弗拉基米爾公國。

瑪麗亞·特利莎一門心思要建立國家，為此她深知為自己的家族塑造富有神話色彩的虛構歷史，對打消因佔有新領地而產生的非議具有多大的價值。1748 年，奧地利繼承戰爭甫一結束，瑪麗亞·特利莎就實施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來強化奧地利的軍事實力，並且建立一個更有效、更中央集權的國家。在籌建一支約有10.08 萬人的常規軍時，她的國務總理弗雷德里希·威廉·馮·霍格維茨伯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Haugwitz）強迫哈布斯堡家族世襲領地的議會提高上繳用于軍事預算的稅收份額。除此之外，霍格維茨伯爵還強制這些地方的議會在撥款時，要一次性繳足10 年的資金份額，而非一年一收。

這樣一來，當政府需要軍備資金時，地方議會與國家討價還價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隨著奧地利在制度方面，不斷推動將過去治下的自治王國變成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各州，地方和州級的行政官員越來越多地直接向維也納而非本地議會負責。1749 年，霍格維茨伯爵將波希米亞大臣和管理世襲領地的大臣合併為一個職位。

1751 年，瑪麗亞·特利莎在維也納設立了一個最高法庭，用來管理波希米亞和奧地利領地上的事務。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政府通過集中國家行政權力的各類制度，不斷嘗試。在此期間，瑪麗亞·特利莎不斷遇到地方上強烈的反對，從而不得不修改或暫緩推行她的計劃。但是她的政府始終在頑強地繼續工作，時不時提出一系列新的改良制度。

為了實現區域一體化和中央集權的目標，18 世紀的哈布斯堡統治者和他們的顧問們智計百出，以多種多樣的模式來建構國家。在這個世紀，針對如何有效地使領土團結統一的問題，三位了不起的統治者——瑪麗亞· 特利莎女王以及她的兩個兒子—— 約瑟夫二世與利奧波德二世——發展出了一種特別的理念。

他們共同擁有一些基本的長期目標：通過向貴族徵稅來穩定國家財政；通過放鬆或結束封建生產關係來解放農民的生產力；鼓勵國內工業、商貿、旅遊以及交通網路的增長和發展；消除地區加工製造業行會的諸多限制；在國民中推動道德教育和實用教育；通過國家控制宗教活動的方式，對天主教會進行改革。這三位雄心勃勃的君主與一些同時代的歐洲人一樣，經常被後人稱作「開明專制君主」。

這個詞的來源，或許有一部分來自他們在改革國家與改造社會時主張以絕對中央集權作為手段。他們的專制主義，或者說獨裁政治傾向特別體現在這些君主拒絕與貴族們分享權力上。而造就「開明專制」這個詞另一部分的「啟蒙運動」則指的是17 世紀晚期至18 世紀，遍及歐洲的一個鬆散知識分子網路以及相關的文化運動。這些人和運動歌頌知識的發展進步，同時鼓勵將知識系統地、明確地應用到社會制度和政治架構中去，以此來改善人道狀況。

在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土地上，18 世紀是一個文學、科學、歷史、宗教、哲學等多種學科、多個領域出版作品激增的時代。18 世紀的歐洲，人們的識字率同樣迎來幅度極大的增長，而且在公共社交場合（並非僅僅在那些屬於精英階層的地方），啟蒙運動的理念被公開朗讀、探討和辯論。此外，啟蒙運動對科學和人文主義研究的興趣使得在這樣一個宗教制度和文化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的世界中，人們探討用更加世俗化的方式統治國家成為可能。

然而同時，宗教和道德問題仍然縈繞在啟蒙運動關注者的心裡。當瑪麗亞·特利莎與她的兒子們及諸位顧問討論政策時，他們使用的措辭比過去任何一位君主採用的都更具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而在他們向一些博學的世俗專家求教的同時，仍然承認宗教基本價值對社會的作用。識字率的上升以及科學與人文主義研究的區際網路，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公開或私人場合評價與討論君主們正在進行的範圍更廣的改革進程。儘管貴族主導的議會，以及貴族身份的評論者早已能將他們這一階層的各種意見廣為傳播，但在18 世紀，從事商業、行政管理和各種實業的人們，也開始對國家政策直抒己見，為自己的利益發聲。

18 世紀後半葉，在維也納、布拉格、布爾諾（Brünn / Brno）、科希策（Kaschau / Kassa）和普萊斯堡（今布拉迪斯拉發）等城鎮，當地社會產生出了新的公共討論場所，它們從街頭的咖啡館到半公開的沙龍，再到博物館，多種多樣。城鎮的中產階層市民在這些地方聚集，偶爾還會與貴族並肩而坐，討論當代的宗教、哲學和藝術問題。

舉例來說，當科希策市政府在1781 年建立了一座市立劇院後不久，市政府的高級官員們就在這座建築的北側進行特別改建，建造了一座新的咖啡館。到了18 世紀90 年代，像咖啡館這樣的社交場所，或是城裡的科學學會與鄉間的農業俱樂部，它們的成員已經能夠討論和闡發出新穎獨到的政策理念。就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這些社會場所成為19 世紀早期城市內大規模湧現出的自治組織參照的模板。

在瑪麗亞·特利莎執政期內，僅在匈牙利，國家議會的工作量就已經翻了4 番，而單是處理函件的職員人數，就增加了50%—120% 。顯而易見，行政層面上的變化，需要更高教育水平的國家公務人員。儘管貴族階層往往佔據著不斷擴大的官僚機構梯隊系統的最高處，中產階層接受過教育的子弟們越來越多地投身於政府的中低階層職位。

此外，瑪麗亞·特利莎還向那些為政府做出了卓越服務的平民發放了更多的貴族資格特許。在她執政期間，獲得貴族身份的人中，有40%來自不斷擴張的官僚機構。與此同時，出於維持一支擴容後的軍隊的需要，瑪麗亞·特利莎不得不在1748 年取消貴族階級和她名下的波希米亞與奧地利領地教會的免稅特權。

儘管貴族和教會領地的徵稅稅率要比農民的土地低，但這項重要措施破壞了長期以來貴族所享受的傳統社會特權。瑪麗亞·特利莎還運用經濟政策，促進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她維持了亞得里亞海上的的里雅斯特（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漁村）和阜姆/里耶卡（Fiume /Rijeka）等城鎮在課稅上的特別優待，這一優待是在1719 年由其父授予的。

這麼一來，商人可以免繳經過這些小鎮進出口的關稅，從而促使他們將自己的生意轉移到這裡。1741 年，隨著西里西亞大部分地區落入普魯士手中，瑪麗亞·特利莎的政府同樣希望將更多的商路從經過哈布斯堡的北方路線儘可能地轉移到通過上述小鎮的南方路線。於是在18 世紀，這兩個鎮子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城市，而且到了60 年代，它們在地中海貿易上已經可以與威尼斯爭鋒。在18 世紀末，僅的里雅斯特一城，就承擔了國家1/3 的出口總量，它的人口也超過了3 萬人。的里雅斯特成為奧地利的第四大城市，以及歐洲最繁忙的商業港口之一。

同時，瑪麗亞·特利莎還試圖改善農業生產力，引入新型工業來打擊傳統的行會勢力，增強奧地利在國際貿易中佔有的份額。鑒於18 世紀的歐洲大陸經濟在根本上依賴於農業生產力及其創造出來的財富，又因為農民階級承擔著最沉重的稅務負擔，國家便開始逐漸加強關注，投入精力改善他們的狀況。當時已經有不計其數的觀察家詬病哈布斯堡王朝政府在經濟上的不穩定，特別是在現有的鄉村社會架構中經濟的疲沓低效。

在瑪麗亞·特利莎統治的大部分領土上，農民們從法理和實際上都被束縛在本地的大地主手中。地主們不但從租借土地的農民那裡得到現金與農產，還可以每周要求農民為他服役數日，這項令人憎恨的制度以「勞役」這個名稱為人所知。農民為地主服役的具體天數各地各有不同，這就造成了被時人記錄下來的一種情況：「農無躬耕之暇，田無照拂之人」。

瑪麗亞·特利莎的兒子約瑟夫二世亦在1773 年首次訪問加利西亞時，進行了無人可比的重要觀察。在他眼中，「人們忙於服役，以至田裡的莊稼無人收割，它們被完全忽略，以致農民的一年收成盡付東流」。

在其他一些地區，法律還禁止農民遷移，甚至要求他們必須得到地主的同意後才能結婚。此外，如果一個農民想要挑戰地主對待他的方式，他只能發現後者還兼任地方法官，於是無論怎樣心懷不滿，農民都求告無門。綜上所述，人們可以認為（瑪麗亞·特利莎的很多顧問也抱有同樣的態度），農民缺乏對他們自身基本的掌控力。而這位具有一定宗教傾向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后同樣憂慮這個情況會扭曲農民的道德，以及限制人生的機遇。

我們可以將在這片土地上對農民自由和生產力的限制，與當時背景下更廣範圍的非自由勞動力形式進行比較，比如沙俄的農奴制度，以及在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歐洲殖民地上的種植園奴隸制度。當然，促使維也納當局在其統治的土地上採取改善農業生產力措施的動力，首先亦是最重要的還是經濟需要而非道德義憤。

經濟考量或許還導致了瑪麗亞·特利莎改革工作中最無意識的激進改革，這部分直到她去世後，才被她的兒子們——約瑟夫二世和利奧波德二世所完全領悟。瑪麗亞·特利莎所修正（哪怕不能稱之為徹底廢除）的，即是將大多數農民和有地貴族緊緊聯繫起來的制度。她相信，將農民解放為更具生產力且更獨立的個體，會使貴族、農民和國家三方受益。於是她將農民需要交付給領主的勞力和作物轉化為同時上繳給地主和國家的固定數額現金。獨立的農民因此在法律和經濟上實現自主掌控，在道義上也成為自由民。

最終，他們可以在任何適當的時候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而貴族如有動用農民勞力耕種自己地產的需要，也可以支付工資的方式僱用無地農民。貴族地主必須放棄很多特權，比如他們對農民的人身控制、享受農民無償勞動的權利、管理地方司法的權力，以及免稅待遇。瑪麗亞·特利莎不能就這樣把如此激進的一套革新措施在奧地利全社會推行，她也無意如此極端，而更傾向於談判和妥協並存、循序漸進的改革進程。但她仍然儘力執行此類改革，尤其是在她和她的家族直接擁有的土地上。

儘管事實上她限制了貴族要求農民無償勞動的量，逐步開始破壞傳統社會等級結構背後的潛在邏輯，瑪麗亞·特利莎卻沒能將全盤改革應用於所有的國土。在18 世紀六七十年代，印刷小冊子和公共辯論越來越多地涉及未來一個獲得自由的農民將有怎樣的權利與義務，從而促成了想法成真。政府也開始編纂一套新的民法法典，全力解決將農民視為自由人的觀念。

到了18 世紀90 年代，就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改革的思想邏輯推行全國，人們也逐漸接受了國內所有人不分階層，在法律上擁有平等積極的公民資格。1799 年，當三位銳意改革的君主——瑪麗亞·特利莎和她的兩個兒子都已去世之時，加利西亞的一部法律草案如此寫道：「所有公民，無論階級、財富或性別，都有謹遵法律來推進大眾福祉之義務。」這一條規定體現出社會的兩種不同理念。一種是從社會和文化層面以財產和特權階層進行分隔；另一種則是將社會看作一個公民世界，人們對國家負有義務，也會從國家那裡得到同等的權利。

本文節選自《哈布斯堡王朝》，中信出版集團，歷史的鏡像之「帝國的背影」系列，2017年8月即將上市。作者彼得·賈德森（Pieter M. Judson）：義大利歐洲大學學院教授，19世紀與20世紀歷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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