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國際關係史與全球史：晚清時期中外關係史研究的三個視角

當「中國近代史」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出現時，晚清時期的中外關係是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中國近代史研究興起於民國時期民族主義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在這一宏大背景下，從鴉片戰爭開始的國難、屈辱、沉淪和與之相伴的「近代化」變遷，構成了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內容。

時至今日，晚清中外關係史的重大事件和演進歷程，仍然支撐著大學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的基本框架。但是，近二三十年來，在國內史學界，晚清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似乎相對沉寂，除少數專題外，未出現堪稱重要的學術進展。

或許可以從社會環境的變遷、近代史研究範圍的拓展、研究方法和學術觀念的多元化等方面解釋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不過，筆者認為，我們不需要為晚清時期中外關係史研究領域是否具有某種「地位」而擔憂，應該思考的是，這個領域是否還有可供開拓的學術空間？如何在當代治學條件和學術環境下，對此領域的學術問題進行更具深度和廣度的探索？筆者見識有限，對國外學者研究之狀況，不敢妄評，以下僅結合國內學界相關研究之現狀，談一些粗淺的想法。

一、國史視角

如上所述，晚清時期中外關係史上的重大事件，構成中國近代史的主要框架。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戰爭、影響重大的歷次教案、條約制度、列強在華特權與利益等等，都是數以百種計的「中國近代史」或類似名稱論著的重點章節。也就是說，這些事件、制度等，構成了我們國史上的重要內容。

也許從「國史」的角度看待晚清中外關係史顯得比較「老套」，但晚清中外關係史當初就是因國史撰述的需要而得到重視的。正因為如此，在以往近百年中，近代史學者致力於這些問題的研究，發表了眾多論著。他們所做的很多基礎性工作，今天的研究者仍從中受益。

除清朝官修的《籌辦夷務始末》外，民國時期開始直至晚近面世的各種外交史料，都成為我們研治史事不可或缺的歷史文獻。相關的重要史實、制度、人物、約章等，也都得到了比較清楚的整理、論述和闡釋。迄今為止學術界在此領域做出的努力，為近代國史的書寫奠定了堅實基礎。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晚清中外關係史研究還存在諸多缺憾。首先是史實研究方面有待繼續努力。我們經常會發現，如果要詳細了解有關事件的具體過程，依靠已有的著述卻難以達成目標。

在此可略舉一例：大家都知道領事裁判權是鴉片戰爭後基於不平等條約的一項制度，但這種制度最初是如何建立的？其具體實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在近百年的時間裡如何演變？這項制度在各口岸的實施有何異同？像這樣貌似簡單的問題，要得到一個準確而完整的答案其實並不容易。

其次，國內學者的研究在關於中外戰爭和交涉的敘述方面，往往主要依靠清方記載或時人記述，缺乏對方記載的參照，故難以做到完整細緻地再現歷史的具體場景，在客觀性方面也有待於提高。

更重要的是，除少數論著外，多數有關晚清中外關係史的論著在對史實的闡釋方面缺乏深度，對於這些重大事件和制度變遷在近代史演變過程中的作用或意義的分析，容易流於籠統或簡單化，能夠引領學界趨向的作品尤為罕見。像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潰》那樣既有細緻的史實研究，又有透徹的、富有啟發性的分析和闡釋的優秀著作，是很少見的。

近二三十年來，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領域相比，晚清中外關係研究相對較弱。關注這個領域的學者人數不多，有分量的論著相應較少，真正具有原創學術價值者更少。這個領域可以說尚未得到真正的精耕細作，甚至無法與民國時期中外關係史研究所取得成就相提並論。

晚清史是一個整體，這個時期的中外關係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密切相連，相關的研究本當協同共進，同步發展。但不得不說，中外關係史方面的研究相對滯後。史學研究整體的進步使人們對於這個領域能夠提供的知識和思想產生了較以往更高的期待，但它要滿足這種需求尚有待時日。

從國史研究的角度看，晚清中外關係史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如何利用近年出現的有利條件來對這一研究領域加以推進？研究者首先應該加以利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晚清史研究整體上的進展所帶來的知識、理念和方法上的動力，因為這些進展，我們在史實考證、闡釋諸方面具備了更堅實的基礎和更廣泛的視野。

應當善加利用的另一個有利條件是，近年來數量龐大的原始檔案不斷被出版或公布，在近代史料學上具有獨特價值的近代報刊，也不斷以資料庫等形式得到整理，使得晚清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史料基礎大為擴充。這些史料數量龐大，其研究價值多未得到充分發掘。

除清朝檔案外，數量更大的海外文獻也以縮微和電子化的形式速食麵世，還可以免費利用。這些第一手文獻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使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視野下更深入地認識那些決定了近代國史走向的重要史實。筆者近年對條約體制與鴉片戰爭前中英關係的研究，除使用各種清代文獻外，也使用數量較大的英國外交部檔案，以及西人在廣州創辦發行的早期英文報刊。

當然，以往大家比較熟悉的基本史料，也仍然值得我們加以深耕細作。清朝所編的《籌辦夷務始末》，20世紀大陸及台灣學術機構編撰出版的多種外交史料及綜合性史料，多年積累下來，數量極為可觀。真正將其吃透，做精細的研讀，同樣可以取得真正的學術進展（李育民及其帶領的研究集體近年在條約體系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績。他們對各種已刊文獻的精細研讀為眾多的學術成果奠定了基礎）。

二、國際關係史視角

晚清中外關係史的另一個層面是國際關係史。雖然近代中外關係史經常被當作中國近代史學科的一個分支，但近代中國與各國之間發生的國家間關係，無疑是近代國際關係的組成部分；而各國在華相互之間發生的雙邊或多邊關係，國際組織在華活動，中國在國際關係體系中的地位，中國因素對近代國際關係的影響等等問題，也理所當然屬於國際關係史研究範圍。

著名國家關係史學家王繩祖先生主編的12卷本《國際關係史》，設立專門章節，將兩次鴉片戰爭、20世紀80至90年代，中國周邊國際關係、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義和團、20世紀初遠東國際關係演變等內容納入其中。這說明國際關係史學者看來，近代中外關係史是國際關係史的組成部分。

多年來，中國學者在研究近代中國與外國國家間關係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可以說與中國發生過交往的國家，基本上都被納入了研究範圍。據筆者管見所及，凡20世紀對中國影響越大的國家，其與中國的關係得到的研究就越充分，如中美、中日、中俄（蘇）關係史，論著最多，研究也最廣泛深入。

本文作者吳義雄教授

傳統上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也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如中朝、中越、中琉（球）及中國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關係等。大量的論著使我們可以了解歷史上中國與各國關係的基本面貌。有不少著作撰著於冷戰時期，政治色彩濃厚。但當年從事著述的學者功底深厚，學識淵博，不少作品今天看來仍有學術價值。

但如果要從推進國際關係史研究的角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則晚清中外關係史研究也還有明顯的不足有待於彌補。首先還要提到史實研究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甚至盲點。從時間上看，由於20世紀的國際關係更為貼近現實，故最受研究者重視，相比之下，晚清及以前的歷史時期，得到的關註明顯較少，缺憾較多。

從區域上看，20世紀對中國影響相對較小的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也重視不夠，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這些國家與中國關係日益密切，而史學界能夠提供的雙方或多邊關係史的研究成果卻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甚至曾經對中國影響重大、而在晚近的影響相對減弱的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史，也存在研究不足的問題。

這方面有一個明顯的例子：英國和美國可以說分別是19、20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但近年中英關係史的研究成果在數量上與中美關係史研究根本不成比例。後者有一個較為龐大的研究隊伍，有專門的學會，而研究晚清中英關係史的學者卻屈指可數。考慮到英國對近代中國的實際影響，以及英國在當時國際關係體系中的首要地位，這種情況顯然是不合理的。

此外，各國在華相互之間發生的雙邊或多邊接觸、協調、交涉、衝突，多國代表或多國成員組成的組織與清政府或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發展的關係，形成的衝突，等等，與晚清史上諸多事件具有密切聯繫，但相關學術成果更少。

例如，晚清時期中國西北邊疆危機和新疆建省前後的歷史，涉及中、英、俄、土等多方交涉、相互競爭，倘若只從國史角度觀察、論述，而對中亞地區「大博弈」的歷史在此過程中的影響不予關注，則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很難全面。

國際組織的活動也屬中外關係史的內容，國際組織在華活動或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歷程，都是研究者需要關注的。在晚清時期，有些國際組織如紅十字會、基督教青年會、萬國禁煙會等，均在中國活動。

這些方面的歷史，近年也有學者進行研究，特別是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期間的國際交涉方面，出現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新成果。還有不少其他問題成為學位論文的題目，吸引了年輕一代學者的注意力。但總體來看，相關的研究可以說還處於起步階段。

在此不得不提到相關研究存在的一個明顯短板，這就是外文史料運用不足。由於國際關係史層面的中外關係史研究，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國際組織，在研究中應充分運用所涉及國家或組織在交往中形成的各種文字的史料，以對既往歷史進行完整的敘述和公正的評價。

歷代學者都意識到外文史料的重要性，也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努力收集、運用。青年一代歷史學者外語水平迅速提高，有些人還具備使用多種外語的能力。但總體來看，具備熟練使用外文史料能力的學者仍然不多。長期以來，獲取外文資料的渠道不暢，甚至一些基本外文史料也難以運用，近年方有較大改觀。

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國研究者在運用外文史料及其他海外學術資源研究中外關係史方面還難以盡如人意。正因為如此，中國學術界迄今尚未在晚清中外關係史研究中產生具有重大價值和具有國際影響的代表性學術成果。

美國學者馬士所著《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出版已過百年，但至今仍為了解和研究晚清中外關係史的主要參考書。這當然是因為它的確是一部傑出的史著，但也並非毫無瑕疵。該書使用中文文獻甚少，作者的身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觀察和評論歷史的客觀性。

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這部三卷本的著作仍是晚清史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要了解中外關係史上的很多具體問題，大家首先想到的還是這部著作。這是因為國內學者在西文史料的使用方面還無法達到該書的水平。

在中國國力迅速增強、國際地位持續上升的情況下，無論是為了維護、增進國家和國民的海外利益，還是為了更好地承擔國際責任，都需要我們全方位地、更加深入細緻地了解對中國與外國交往的歷史，以形成明智、理性、有效、具有前瞻性的策略和整體戰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提出後，對相關史學成果的需求很大，這說明存在很強的對中外關係史研究的現實驅動。實際上這也是對學術界的強大壓力。

三、全球史視角

全球史是近數十年在美國、歐洲等地發展起來的研究領域和方法。它的興起顯然與我們正處身於其中的全球化進程密切相關。這一進程使往昔歷史蘊含的與全球化相關的意義得以彰顯。

全球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美國學者傑里?本特利說，全球史（他稱為「世界史」）「實際上就是把全球化現象放到了廣闊的歷史背景之中，讓我們對當下全球化現象的認識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國內外學界對全球史的涵義、全球史研究方法進行過很多論述和介紹。大家都認同的觀點是，全球史研究者關注跨越國家或民族界限的歷史現象，強調歷史上不同區域人們的相互接觸、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及其重要意義。正如另一位美國學者布魯斯?馬茲利什特所說：「全球史關注世界史中涉及的一種全球進程，即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日漸增進的相互聯繫和彼此依賴」。

美國學者柯嬌燕在《什麼是全球史》一書中討論，作為宏大敘事的全球史，應進行分流（歷史現象從單一起源到不同時空下的多樣化分化）、合流（不同的、分布廣泛的事物隨時間推移呈現出相似性）、傳染（事物跨越邊界並急劇改變其動態）和體系（相互改變的互動結構）等多方面的研究。

英國牛津大學詹姆斯?白利希等幾位全球史學家最近提出，全球史研究有三個進路：即（1）全球化（globalization分為次全球化、半全球化和泛全球化）研究，從接觸、互動、傳播和整合等層面考察不同層次全球化範圍內各「世界」之間相互聯繫的程度，通過傳播、超越、散布、擴張、吸引等「矢量」觀察各大「世界」以及將它們連接起來的全球化體系；（2）比較（comparisons）研究，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不同類型的比較；（3）聯繫性（connectedness）研究，包括貿易、移民、交通網路、口岸城市、網路關鍵節點等的研究。中國學者劉新成也提出了全球史研究的十個重要方面。

我認為在一定範圍內或一定層面上，可以探索運用全球史研究的上述理念和方法來促進晚清中外關係史研究。以上所述國史視角和國際關係史視角的中外關係史，大體上側重於以國家為主體的政治、軍事、外交等範疇，但在此之外，中外關係還有著豐富的內容，這些內容大多可在全球史框架內予以進一步論述。

在「中」和「外」之間發生的很多事情原本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有些事情以國家為單位來思考是合理的，但它們同時在更廣大的體系中也具有意義。要全面闡述這個問題非有限的篇幅可以完成，亦非筆者能力所及。這裡僅據筆者的粗淺理解略舉數端。

我國古代與外部世界交往的西域、南海兩大通道，現在一般被稱為「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這兩大分別通往歐亞大陸和東南亞乃至印度洋的通道，無疑是上述白利奇等學者描述的「次全球化」範圍的重要網路。

在晚清時期，這種原本以中國為出發點的商業—文化網路在遭遇歐洲殖民主義東進的浪潮後，如何調整或如何被後者整合進新的世界體系，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就要求以全球史的眼光做更恰當的分析。這樣做至少可以在現有「一帶一路」歷史研究框架之外獲取新的視角。

鴉片戰爭前，廣州是東亞地區國際貿易—文化網路最重要的口岸城市，但到晚清時期，香港和上海迅速取代了它的地位。這些國際網路中的「關鍵節點」的全球意義是什麼？它們在比中國甚至亞洲更大的「體系」內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樣的？在另一個方向上，外在影響（全球體系）如何通過晚清通商口岸對中國內部產生影響？回答這些問題，同樣可能導致重要的學術發展，例如目前頗為興盛的城市史研究在地方史取向之外獲得更大的空間。

移民是晚清中外關係史上令大家長期注意的問題。如果說鴉片戰爭前中國向東南亞的移民是跨國現象，五口通商後則成為跨文明現象。長期持續的移民現象使中國社會內部的壓力產生了跨國乃至跨文明的意義。

全球史視角或許能使晚清中國的海外移民研究超越華僑華人史研究而取得進展。近代外國人在中國的居留是另一種移民現象。從全球史的眼光來看，研究近代中國的外國移民顯然是有意義的。

在長達百餘年的時間裡，數十個通商口岸，特別是租界、租借地的外國居民，為數不少，研究他們在中國的生活，在國際商業和文化網路中的地位與影響，可以在中外關係史研究中拓展出一片很大的天地。

類似的問題還有不少。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是一個很受重視的領域，迄今為止的研究堪稱方法多元、成果豐富，「西學東漸」是大家特別熟悉的話題。但在知識輸入、制度引進這些較為「上層」的現象外，外來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逐漸改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態，使我們這個世上最大的民族緩慢地進入全球化的進程？

在這個過程中，基督教傳教士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對於他們在兩種文明之間的生活如何運用新的方法加以分析？晚清以來中國的疾病、災害和環境變遷，如何在全球史視野下得到更有解釋力的闡述？這都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

END

作者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7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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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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