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罵他，有人告他，他的暢銷書為何引發如此爭議？

如果有誰能拿到麥克阿瑟基金會頒發的年度「天才獎」（獎金約為50萬美元），大多數人都會感到欣喜若狂，但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85年獲得該獎項時，卻陷入消沉。

當時，47歲的他已是一位頗有建樹的學者，但說起他的研究領域，恐怕沒有幾個人知道：膽囊內鈉的運動和新幾內亞的鳥類。「麥克阿瑟基金會打電話給我說，『大家對你的評價很高，他們期待著你能取得重要成果，並且看到了你已經做出的成就。』」戴蒙德說。

這話反而令他非常難受。他記得，在馬薩諸塞州上學的時候，一位令人欽佩的老師曾對他說，有一天他會「把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統一起來」。顯然，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但幾乎沒有人預料到他選擇的舞台有多大。

此後的幾十年里，戴蒙德撰寫了幾本暢銷書，其中最著名的是1997年出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他的著作就人類歷史提出了最具深遠意義的問題。

例如：直到七萬年前才脫穎而出的一個靈長類物種，為何能發展出語言、藝術、音樂、國家和太空旅行？為什麼有些文明如此繁榮，有些卻崩潰滅亡？為什麼西方人征服了美洲、非洲和澳洲，而不是反過來？

自稱為生物地理學家的戴蒙德，用透徹的文字回答了這些問題，讓人豁然開朗，每個事實都與簡練的泛歷史推理相得益彰。

我們的採訪本身也是一個例子：一個白人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這個曾經遍布印第安人、如今卻鮮有其痕迹的地方，用英語採訪另一個白人。為什麼？借用《槍炮、病菌與鋼鐵》的話說，因為在8000年前，歐洲和中東的地理環境比其他地方更利於耕種作物和養殖動物。

他的解釋是否正確？在這個問題上，戴蒙德和很多人類學家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時甚至惡語相向。他們指責戴蒙德是文化帝國主義者，試圖為殘酷的殖民主義辯解，維護西方的道德優越性。

2013年的一篇期刊文章甚至把《賈雷德·戴蒙德是混蛋》作為標題。戴蒙德也不示弱，他把批評者稱為「白痴」，說他們是「滿嘴政治正確言論」的散布者，說他們不懂科學，純粹是在浪費時間。

戴蒙德今年80歲，見到他本人時，他十分謙恭。他的辦公室里沒有電腦，儘管他的孩子們盡了最大努力，但他承認，自己從未學過如何使用電腦。

戴蒙德的首本暢銷書《第三種黑猩猩》曾獲得過英國皇家學會的一個獎項。該書進行了改編再版，以適應更年輕的讀者。與戴蒙德的其他著作一樣，這本書也從一個謎題開始說起。

根據某些衡量方法，人類和大猩猩的DNA相似度達到97%以上，因此按照任何的常識性分類，人類都可以說是另一種黑猩猩。而且在數百萬年的時間裡，我們的表現也很難把我們與黑猩猩區分開。

「如果15萬年前，有外星人來到地球，在他們最感興趣的五個地球物種名單上，可能都不會有人類。」他說。接下來，在人類進化史最後1%的階段，我們變得與眾不同，發展出工具、藝術和文學，成為地球的統治者，而今可能正在毀滅地球。

戴蒙德認為，我們之所以變得與眾不同，是因為我們的喉部發生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變異，讓我們可以控制發出的聲音，從而形成口頭語言，而口頭語言讓人類具有了其他很多能力。

戴蒙德強調人類是動物的觀點，引起了一些基督徒的不滿。但與進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人不同，他選擇不和基督徒爭辯。

「我不想和我不尊重的人爭論。」他說，「與那些持不同觀點的優秀人士爭論，我會受益良多……但對於堅決認為科學無法了解世界、拒絕承認人類起源於其他動物的人，我沒有那種尊重。」而且，他即將踏入另一個「雷區」。

在《第三種黑猩猩》的結尾，他提出了那個足以定義其職業生涯的問題：不是人類為何統治其他動物，而是為何有些人統治其他人。

自從去過幾次新幾內亞島後，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在戴蒙德的心頭。此後，這個島幾乎成了他的第二個家。

1937年，戴蒙德出生在美國波士頓一個東歐猶太移民家庭，父親是兒科醫生，母親是語言學家和鋼琴演奏家。他從哈佛大學畢業，然後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獲得生理學博士學位。上世紀70年代，他開始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生理學，但有時間就前往太平洋西南部研究鳥類，這個愛好後來成為了他的另一項專長。

一天，他在新幾內亞島上散步的時候，遇見了當地政治家耶利（Yali）。耶利向這位來訪的學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你們白人製造了那麼多貨物（指製成品、藥品、服裝），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貨物呢？」

戴蒙德進一步擴展了這個問題：「來自歐亞大陸的民族……控制著現代世界的財富和權力……為什麼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其他方式？例如，為什麼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亞土著去殺害、征服或消滅歐洲人和亞洲人呢？」

新幾內亞島當地動物維多利亞冠鳩

《槍炮、病菌與鋼鐵》一開始就否定了具有明顯種族主義色彩的人種決定論，後者認為，歐亞人之所以勝出，是因為他們天生就更加聰明、更加強壯。該書認為，真正的原因在於地理環境。

歐洲和中東擁有肥沃的土壤、大量易於馴化的動植物，以及東西向而不是南北向的主軸線（這意味著作物、牲畜和工具更容易傳播，不會面臨劇烈的氣候變化或晝長變化）。世界上最早的農業社會出現，然後形成了更大的聚居區和政治權力中心。

同時，與牲畜混居的人對牲畜攜帶的疾病也具有了免疫力。與其他社會遭遇時，他們的軍事實力、金屬工具，尤其是致命病菌，使他們擁有了決定性優勢。

在戴蒙德的著作中，幾乎看不到勇敢的探索者和殘忍的殖民者，只有地理上的巧合和它們產生的影響。缺乏引人入勝的人物設定絲毫沒有妨礙該書的成功。《槍炮、病菌與鋼鐵》後來獲得了普利策獎，售出150餘萬冊，被翻譯成36種語言。

天真的圈外人可能以為，戴蒙德的觀點會得到左傾人類學家的認可。畢竟，他們明確反對種族主義，而戴蒙德也否認了歐亞社會為其優越性而洋洋得意的所有理由，把歐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地理優勢。

然而，左傾人類學家卻指責他的觀點是一種「地理決定論」：批評者認為，他的觀點完全排除了人類能動性和決策的作用，使歷史上的殖民者（和當今的精英）不用為我們這個極其不公的世界承擔任何責任。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被美國電視台PBS改編成紀錄片後，一位作家寫道，戴蒙德的立場意味著，「一位PBS的捐贈者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康涅狄格州的豪宅里，因為畢竟，使他富有、而使玻利維亞人貧窮的，只是地理上的一個巧合而已」。人類學家傑森·安特羅西奧（Jason Antrosio）寫道，「戴蒙德對人類歷史的講述方式造成了巨大危害。」

2005年，戴蒙德又出版了《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一書，這讓他在批評者的眼中顯得更加可惡。他在書中指出，一些文化因為忽視地理環境而導致了自我毀滅。最悲哀的例子莫過於復活節島，那裡的居民濫砍濫伐，陷入戰爭和同類相食的惡性循環，最終走向滅亡（顯然，更重要的訊息是，我們現在的行為和復活節島的居民如出一轍，通過破壞氣候來毀滅自己）。

這無疑是承認了人類能動性的作用，但在被指為壓迫者辯解後，戴蒙德現在似乎又把被壓迫者的厄運歸咎於他們自己。

《紐約時報》總結了批評者的看法：「富人因為超出他們掌控的偶然事件而興旺發達，窮人因為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困頓沒落。」《槍炮、病菌與鋼鐵》和《崩潰》各自都遭到了另一本書的強烈反駁：《耶利的問題》提供了有別於戴蒙德的答案，而《可疑的崩潰》則把復活節島「生態滅絕」稱為一個謊言。

這兩本書的作者指出，戴蒙德對歷史的講述過於簡單化，而且是在為不道德的行為開脫。這種全面性的反駁是唯一能讓戴蒙德不顧禮節的事情。

他說，「每當我聽到『地理決定論』這種說法時，我就知道，我要浪費時間和那些無權討論（人類社會如何發展）的人去討論了。因為地理環境對人類具有重大影響力，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地理沒有決定一切，但它具有重大影響力。」某些人類學家（戴蒙德說他們「不是科學家」）或許堅持認為，是澳大利亞土著自己選擇不發展農業的，但事實上，他們只是缺乏可馴化的動植物來發展農業。

地理環境有時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時又毫無作用。對於後者，戴蒙德提出的最生動例證是，在新幾內亞的兩個部落，曾經有勒死寡婦的習俗，當然，通常是在徵得寡婦同意的情況下。但生活在同一地區的其他部落卻沒有這種習俗，因此，地理環境在這裡並沒有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你問為什麼住在北極圈的因紐特人要穿衣服，而生活在熱帶的新幾內亞人常常不穿，我會說，文化在這方面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我鼓勵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1月份時不穿衣服到格陵蘭島去試試看。」

人類的主觀選擇非常重要：戴蒙德說，西班牙人遭遇印加人時，西班牙人總是能贏得戰鬥，但這並不意味著殘忍的種族滅絕是不可避免的。「殖民者擁有巨大的優勢，但如何對待被殖民者，這屬於他們的主觀選擇。」

顯然，在這些爭論背後，是學者們普遍不信任戴蒙德所謂的「歷史」。他們沒說錯，戴蒙德確實嚴重依賴趣聞軼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單憑這些就得出概述性的看法，這種方式也值得推敲。

戴蒙德把自己對跨學科的喜好歸因於他的童年經歷，尤其是在羅克斯伯里拉丁學校讀書的時候。在這所歷史可追溯至17世紀的私立學校，老師鼓勵他學習拉丁文和希臘語。

家裡人對他的要求也很嚴格，他的妹妹蘇珊曾說，在一次重要的學校辯論中，年少的戴蒙德「用錯了一個動詞不定式，然後他立刻不說話了。他望向觀眾席中的母親，母親和我都埋著頭……我並不是說，母親會因為我們用錯了不定式就打我們，而是我們知道，我們不應該出現這種錯誤。」

1987年，戴蒙德50歲的時候，他的妻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學家瑪麗·科恩（Marie Cohen）生下了雙胞胎兒子馬克斯和約書亞。

戴蒙德說，他和妻子把兩個兒子當成「俾格米人」來養。也就是說，他們有意識地採用戴蒙德在新幾內亞看到的育兒方法，為孩子們提供最大程度的自由，允許他們冒險、受輕傷，但從來不對他們動手。

傳統社會有很多值得其他人學習的地方，戴蒙德2012年的新書《昨日之前的世界》就是以此為前提。他寫道，狩獵採集社會現在的生活方式就是所有人類在600萬年間的生活方式。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他們難道沒有發現應對生存挑戰的某些好方法嗎？

乍看之下，這種觀點對土著文化充滿敬意：戴蒙德認為，我們應該向土著文化學習如何集體養育孩子、如何吃得更健康，以及如何尊重長者。

然而，《昨日之前的世界》還是遭到了迄今為止最為激烈的批評。人類學家聲稱，戴蒙德把傳統部落描繪成另一個時代，一個在我們之前的時代，認為它們原始落後，「想要成為我們，但卻沒有成功」。

實際上，除了少數例外，傳統部落並非沒有受到全球貿易或戰爭的波及，但他們的文化依然在這樣的環境下繁榮發展。

此外，部落民族權益保護組織Survival International指責戴蒙德是導致部落文化消亡的幫凶，說他把部落文化描繪成無可救藥的暴力文化，甚至暗示需要加以征服。更有甚者，兩位新幾內亞部落成員將戴蒙德告上法庭，索賠1000萬美元，理由是戴蒙德200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嚴重誇大了新幾內亞氏族戰爭的兇殘程度。後來該案被撤銷。

但他認為，Survival International的立場才是危險的。如果拒絕承認部落生活的缺點，那麼，充滿浪漫色彩的幻想最終將傷害我們想要保護的東西：「對部落居民的虐待應該受到譴責，你以為他們很和平，其實不是。它應該受到譴責，因為這本身就是錯的。」

戴蒙德從他在新幾內亞的親身經歷中學到了一課，就是如何對待重複發生的小危險，也就是「每一次的風險很低、但會頻繁遭遇的危險」。

一次，在野外考察時，他建議在一顆老樹下搭建營地，但同行的新幾內亞人拒絕這麼做。他們解釋說，這棵樹已經死了，半夜可能會倒下來壓死他們。死在樹下的幾率微乎其微，但如果你一年中很多個晚上都睡在樹下，幾率就會上升。

戴蒙德認為，他在洛杉磯生活時，面臨的最大危險是在浴室里滑倒、被突出的鋪路石絆倒以及車禍。即使在浴室里受重傷或者死亡的幾率只有千分之一，但如果你每天都進浴室，幾率就很大了。

他把這種態度稱為「建設性偏執狂」，這就是部落居民的生存哲學：他們不會認為，去看醫生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戴蒙德曾經在77歲時重返新幾內亞，繼續他的野外工作。他打算繼續教書，目前他正在寫一本新書，是關於社會如何應對國家危機的，定於他81或82歲的時候出版。

看來，他不想讓倒塌的樹木、濕滑的浴室和憤怒的人類學家阻擋他的腳步。

翻譯：于波

來源：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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