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革命者關進監獄，那會使他獲得天命

有時，我們會從內心聽到一種聲音，那是思想的邏輯自語。可初民不知，以為是神諭，便抬頭望天，以為聲音來自天際。這是神話思維，現實找不到的就虛擬，以為是天命。

天命雖為虛擬，但內心是有依據的，那是思想藉助於天來顯現自己，為思想尋找權威的憑依。過了很久，思想者們才開始自覺思想，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後，人類進入軸心期才懂得「心之官則思」。把思想看作心的功能，是思想對「思」的反思。人類一旦反思，就走出神話思維。可即便如此，思仍祈向於天，「頭頂上的星空」太神秘，吸引著思。當思想者自覺地以天為思之本體時，思就有了普遍的意義，成為權威話語。在思想者那裡，天是天道，是理性之思之源。

中國之思，從《周易》開始。不必說伏羲畫八卦、神農結繩記事，那些事兒都太遙遠了，但有些與《周易》相關的歷史事件卻仍然令我們饒有興味地反思。

羑里新思維

黃河邊上有一座殷墟，是殷紂王的好去處。當年那裡可是花天酒地、光怪陸離。殷墟往南不遠處，有一座監獄，叫羑里，關押了一位思想者，罪名是：一聲嘆息。

聰明過頭如紂王者，能聽出嘆息背後的弦外之音。多麼深刻的經驗教訓。

不要把思想者關進監獄，那會使他變成聖人；不要把革命者關進監獄，那會使他獲得天命。

可這教訓，那個時代誰懂呢？王權主義喜歡簡單行事，誰有思想問題？關到監獄去。監獄能解決思想問題嗎？當然不能。可思想能解決監獄問題。法國大革命，首先就攻打巴士底監獄；文王演《周易》，就是用新思想改變了羑里。

3000年前，他被關在這裡時，已年過80。他常常從這裡向遠處眺望，天地之際，無平不陂，滿是蓍草青青，開出白花點點，與他相伴。據說，蓍草通靈，西晉人張華《博物志》說，蓍千歲而三百莖，故知吉凶。這樣的說法，顯然與植物學知識無關，但它揭示了文化的一角。《博物志》屬於志怪小說類，講的是異境奇物、古代瑣聞雜事、神仙方術以及奇異草木魚蟲。而蓍草，又稱鋸齒草，在植物學裡，則是菊科，蓍草屬，多年生宿根草本，花白或粉紅色……夏秋間開在北方。這樣的蓍草，已經被科學規範了，是不能用來通神靈知吉凶的。在古代文化里，蓍草還沒有被這樣規範，周文王用它算命，賦予它神性。

殷周時，占卜用龜甲或牛骨，經鑿鑽以後，繼以火烤，所現裂紋，即為卜兆，殷周人據卜兆以定吉凶，在卜兆旁邊刻上占問之事，叫做卜辭。太史公《史記·龜策列傳》說，帝王有疑拿不定主意時，先要自己想。想不通，還有疑，就要謀及卿士等人，若謀士們莫衷一是而不決，就要聽取百姓的意見，還是決定不了，最後就要靠卜筮來解決，卜用龜甲，筮用蓍草。動物而近於神靈者，曰龜，所以占卜用龜。

植物而近於神靈者，曰蓍草，所以算卦用蓍草。而周人用蓍草預算天命，就從他開始。他被關在監獄裡，遇有大疑，無人可與商議，只有眼前開著小白花的蓍草，也許思想者靈機一動，便用那蓍草葉算命。

此何人哉？周文王是也！就是那前述演《周易》的文王，其名姬昌，就是史書上寫的「西伯拘羑里而演周易」的「西伯」也，全稱西伯侯姬昌。

卜法是猜，筮法是算，偶然性要猜想，而必然性可以推算。吉凶可知，天命可算，生長在羑里監獄周邊的蓍草，居然承擔了革命的功能。可見，羑里誕生新思維。

天命是一面旗幟

王有王的邏輯，要求絕對權力，他要與天、帝合一，成為最高存在，掌控絕對真理。為此，殷紂王先讓自己的祖先上天，實現天祖合一；再讓王權上天，完成天王合一。然後，他就開始說了「我生不有命在天」？！他真的把自己放在天上了，他認為自己完成了對天的統一，他就是天，就是帝，他的命在天上，誰能把他怎樣？

可關鍵是周文王，被他關在監獄羑里時用蓍草一推算，卻發現天命無常，天靠不住，還是要靠人，靠有德、有智。

天命在哪裡？殷紂王確信無疑在天上，在他掌握的青銅武器里，在他對龜甲卜辭的解釋權里，他以為只要擁有重器與靈物，就可以承載天意。

可周文王開始演「易」了，「易」，是變的意思，他以為沒有不變的天命，他以算卦問向命運的方式，是為在不確定中尋求確定，他藉助陰陽二爻，以數理演繹，形成64卦、384爻，在卦象爻辭里囊括了人和事，命運的不確定似乎可以通過術數的推算來掌握了。

這表明，他的命運意識已遠在殷人之上了，當殷人還在訴諸某種神秘的直觀時，他已經開始了抽象的演算，對天地人做整體思考。殷人占卜，窺視裂紋，無非是要偵知偶然性，防範之，免受災難的襲擊。

而文王算卦，是要把握必然性。他已經走出殷人的神話思維，思想進入理性之域。在龜甲上卜兆，類似神諭，而起卦算命，則是認識自己，把自己放到64卦、384爻中去，人事的全部可能性都包含在這裡。就這樣，一個羑里的囚徒，竟然要為天命立法，為人事立憲。

傳說，他在羑里被關了七年，而這七年卻使他獲得了新生。他失去了身體自由，卻獲得了心靈自由，思想，從事神的桎梏中解放了，他不在問卜解兆。

他用蓍草取代龜甲，演算天命，他發現了天命已經啟程，當以革命推波助瀾。天地革而四時成，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就要來臨，使他煥發青春。革命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源於天地，基於民心，以德為本。「德」者，得也，得天地，得民心，這樣，他就使天命觀，從殷人的神本主義轉向民本主義。天命無常，是革命的前提，他相信以德為本至少可使周人的天命獲得合法的確定性。

革命來臨前，世界最黑暗。姬昌數年如一日，以蓍草演易，難免令人起疑。紂王想出了一個最殘忍的主意，將其長子伯邑考殺死，做成肉羹，讓他自噬其子。他是以怎樣的強大心理，吃掉了那鍋親子肉羹啊？紂王聽說他吃了自己的兒子，好不得意，以為他怕死也不過如此，於是，放鬆了對他的警惕，當周人用絕世美女和財寶來換人時，就把他放了。

如今，羑里城的西北角，距演易不遠的地方，有一處墳冢，引人注目，這就是伯邑考之墓，也叫「吐兒冢」。傳說，這裡是姬昌吃兒肉時吐肉羹的地方。當地老百姓說，這是兔兒冢，他吐的肉都變成兔子跑了，所以，羑里城的兔子，打不得。在他們眼裡，那些活蹦亂跳的兔子啊，就是伯邑考的靈魂。

殷紂王的夢想

在中原大地這塊熱土上，你隨便觸摸一下，都會感到歷史滾燙。如安陽的殷墟，那裡有甲骨文出土；湯陰之羑里，則是《周易》誕生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源頭；還有新鄉，那是革命的發源地，不光周人革命的牧野之戰在新鄉，殷人革命的鳴條之戰也在新鄉，中國革命的兩位祖師爺湯和武，都在這裡夢想。

當年紂王的祖先湯在這裡放逐了夏桀，現在輪到湯的裔孫紂了。不過，紂雖荒唐卻不窩囊，本來他武功蓋世，雄視八方，可為了一個女人，他不惜得罪天下寧願情殤。

朝歌，是紂王的都城，從羑里——今天的湯陰向南行，行至今日淇縣，就是那時的朝歌了。朝是朝陽，歌是唱歌，紂王在城裡建了高高的鹿台，登上鹿台喝兩口酒，對著朝陽唱歌。想想，那是怎樣的感覺？醉醺醺的唱，一直唱到日落，連星星也出來了，然後御風而行，去摘頭頂上那閃爍的星星。他帶著心愛的女子，站在高高的鹿台上，飲酒高歌，然後放了一把火，大吼：「我生不有命在天」？他死也要死在天上。

殷紂王是一個宗教改革家，他也有自己的夢想，他想把自己變成上帝的人格化的具體存在，要建立一個「帝王合一」的神權帝國，使「帝王合一」的理念坐實為國家政治生活。為此，他東征西討，疲於奔命，給周人以可乘之機，使他的神權帝國主義半途而廢。

在紂王臨死前，讓我們來放眼一下那時的世界吧，例如，地中海世界。那時古希臘的阿卡亞人與黃河邊的殷人，很有些相似。當阿卡亞人從特洛伊戰爭疲憊歸來時，殷人也從對東夷的戰爭中歸來；那時，兩個世界都在流行「女子與小人」的故事，當地中海世界的王者阿伽門農死於「女子與小人」的陰謀時，同樣勝利歸來的商王紂王，卻在另一場毫無準備的戰爭中，以愛情作了他失敗的殉禮。兩個世界的王者，命運相似。

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說，紂能以愛而亡其國，誠哉一位戲劇上之英雄。在天下諸侯的合圍中，他以大英雄之本領與命運抗爭，終於不支，自焚而成一壯烈之死。這樣的評價，已非考證古史，而是惺惺相惜了。如此讀史，頂。

革命的烏托邦

王國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革，沒有比殷周之際更為激烈的。是的，殷商是神權政治，官制簡單，等級也不明顯，治理天下主要依靠一個龐大的貞卜集團，通過「率民以事神」的祭祀活動，控制方國，駕馭諸侯。神權的具體表現形式為祭祀，誰掌握了祭祀權，誰就擁有神權。神權的物質基礎是青銅，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祀與戎都要靠青銅。

而周人以革命的名義否定了神權，他們只好將政權放在民意的基礎上，推行德政以「保民」的聖人理想國政治。牧野一戰，帶來的不僅僅是歷史上的兩個王國的片段切換，而是中國社會的文化轉型。

周人打來了，紂王發兵去迎擊，在今日新鄉，那時叫牧野，周人和殷人打了一仗，這是有史有典的第一仗，不僅《尚書》裡面有記載，周人還將戰前占卜的情形鑄進了青銅器上。這件青銅器，叫「利簋」，1976年在陝西臨潼出土，器內有銘文四行，共32個字，提到了這次戰爭。周武王討伐殷紂王，在甲子那天，向名叫「利」的右事卜問吉凶。本來，周武王做了一個好夢，可面對紂王大軍，他還是要卜問一下。卜問的結果，與他的夢相同，於是他堅信「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後來，他的夢和卜都應驗了，便在辛未那一天，賞賜了很多青銅給右事利，利立刻熔水鑄器，為「利簋」。

其實，牧野一戰，周人做了充分準備，在觀念上，他們用天命觀壓倒殷人，攫取了戰爭的正義性，使之轉化為革命。而且，還扯上了殷人先祖湯。

周人說，湯伐夏桀時，對他的民眾作了一次演講，湯說：我的同胞們，你們都來聽我說，不是我要發動戰爭，而是「有夏多罪」，老天要我來懲罰它。夏有何罪呢？湯說，桀不恤民力，人民受不了，要和他拚命了。於是，鳴條一戰，湯滅了夏桀。600年以後，輪到周武王來控訴湯的裔孫紂王了。

顯然，周人更有哲學頭腦，他先講了一通天地萬物的大道理，將戰爭提到天命觀的高度，然後才來聲討，說紂不敬上天，降災下民，這是總論。武王還一筆一筆算賬，每一筆賬，都是一條死罪，何況有三？罪行一，紂貪圖個人享受，不顧人民死活，以殘害「萬姓」；罪行二，紂用酷刑殺人無數，使「皇天震怒」；罪行三，紂不知命，不敬神，不祭祖，自稱「我生不有命在天」。

算了三筆帳，得出一個結論：「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因此，他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號召各國諸侯，不要猶豫，跟他去干「革命」。

這真是一篇好文，論帝王學，乃上上選，史稱「尚書」，良非虛言。殷周為同時代的文化，但有同有異，就大體而言，殷人有信仰，周人有理想。信仰與理想，我們常常喜歡放在一起來談，其實，它們不太一樣。

殷人事神，當然要有信仰，信仰是絕對的，有時可以不講道理，講多了道理，反而產生懷疑。周人講道德、崇聖人，聖人代表文化理想，理想當然要講道理，道理講多了，越講越深，理性就會覺醒。周人拿信仰當作道理講，當然就消解了信仰。

合理性成了文化的標準，這是上古史中的一次文化轉型，王國維稱之為「革命」，非常重視這一次歷史的轉型。其中的意義，當然不僅僅是王權易姓、王朝更替，還在於理性超越了信仰而引領文明。當世界史的文明分期還處在神話時期，而周人卻被《周易》帶到了歷史的理性地帶。

信仰，要以神為前提，而講道理，則要以歷史為依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就是硬道理。一部《周易》，64卦，384爻，每一卦，每一爻，都在用歷史的經驗，來講解貫穿其中的道理，那些卦辭和爻辭，全部都來自歷史，都是講道理。

周人早熟的理性，穿透了神話思維，卻沒有奔向形而上學的天空，而是宿命般的在歷史中成長。假如它沒有歷史化，而是進入了形而上學，它是否會像古希臘的哲學一樣，孕育一次更加偉大的信仰呢？最深刻的宗教信仰，幾乎都是在哲學中萌芽的，柏拉圖的理念，就是誕生歐洲中世紀神的哲學之床，而中國歷史則分娩了聖人。

思想，在歷史的理性地帶，是不會產生信仰的，但卻要有理想，當聖人理想以國家形態出現時，一個偉大的理想中國就出現了。

周公在他的理想國里，第一件事，就是將天與民擱在一起，將民本主義引入了天命，使民本主義成為王權政治的意識形態。同時，他還提出了「民主」思想，指出，「民主」是民與王合一，「主」就是王，就是「民」的代表，就是聖人。天命為民「求民主」，就老天來選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的合法性來源於天。著名的「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變成了王權合法性的試金石。至於由誰來表達民意，代民立言，那還得麻煩人民代表，是聖人的工作。

西周時，《周易》是革命的聖典，《尚書》是「民主」代天立言的彙編，而《詩經》則是「求民主」和「作新民」的文化宣言，還有《禮》，是立國之根。因此，周公的理想國，是觀念上的民本主義、制度化的禮治主義和作為國家戰略的封建主義的結合，並以此「三大主義」，使整個天下都變成王朝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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