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郛與《塘沽協定》善後交涉

楊天石，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日軍於1933年初攻佔山海關與臨榆縣城後，迅速佔領了河北省大片土地。同年5月31日，由蔣介石、汪精衛授權，國民黨政府華北當局負責人何應欽、黃郛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其後，國民黨當局又和日方進行了接收戰區以及與之相關的關內外通車、通郵等談判，史稱「《塘沽協定》善後談判」。

塘沽協定簽訂現場

對於《塘沽協定》，學術界研究已多；但是，對長達一年半之久的《塘沽協定》善後交涉，學術界迄今研究尚少。本文將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所藏黃郛檔案及其他有關資料，闡述並討論這一問題。

國民黨中央確定「委曲求全」方針與強硬派的反對

《塘沽協定》簽字之後，輿論大嘩。6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國防會議討論停戰協定，「嘖有煩言」，決定次日開政治會議再決。當日，汪精衛致電何應欽、黃郛，告以「明晨政治會議如加否認，則弟個人負責，聽候處分」。「如監察院彈劾，弟亦準備接受」。6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以協定未經中央核准即行簽字為由，提議懲戒前方軍事當局。汪精衛即稱，請先懲戒他本人，同時出示蔣介石6月1日的電報，其中有「中正身為軍事最高長官，既授權處置，尤願自受處分，獨負其責」之語。會議決議「應無庸議」。立法院方面，經過孫科解釋，得以通過。

在南京政府外交人員中，不少人反對黃郛、何應欽簽訂《塘沽協定》。事前，外交部長羅文干、常務次長劉崇傑對談判情況所知甚少。5月25日，何應欽派徐燕謀在密雲與日方草簽了一份備忘錄（覺書），內容與幾天後簽訂的《塘沽協定》大致相同。外交部曾將該備忘錄電告出席國聯代表顧維鈞、郭泰祺、施肇基等。施複電直率地表示，「政府目前政策，基未能表示同情」。顧表示：日方所開一切條件、內容與字面，「均片面口氣，令我難堪」。郭表示：日方條件「未免過虐」。6月5日，羅文干呈請辭職，蔣介石以外交緊急，要羅勉為其難。羅隨即請病假。不久，羅被派往新疆視察。8月18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院長身份自兼外交部長。22日，以唐有壬任常務次長。唐是留日學生，日本通，汪精衛的摯友。汪、唐二人共同執掌外交，南京政府的對日妥協政策就完全處於支配地位。

當時，蔣介石一心一意在江西「剿共」，急於以對日妥協換取華北安定，以便保證「剿共」軍事。9月6日，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吳鐵城、孔祥熙、唐有壬、蔣作賓、楊永泰等在牯嶺召開談話會，此前，宋子文在國外曾和顧維鈞、郭泰祺、顏惠慶等擬訂了一份旨在長期抗日的計劃，其內容包括：經濟上抵制日貨，政治上激勵東北義勇軍，外交上推動國際一致行動，國內努力實現政治團結、政治緩和、實行憲政，以及制訂國防計劃、建立基礎工業、發展全國戰略運輸網等。顧、郭等並推宋子文回國向政府首腦面陳。然而，廬山談話會沒有採納宋子文等人的意見，會議做出的結論是：「現在國勢阽危，興亡之機，間不容髮，對外對內，皆應委曲求全。」會議確定的對日方針為：「除割讓東省、熱河，承認偽國，為絕對不可能外，對其他次要問題如稅則等仍應與之作相當之周旋，謀適宜之處置，並極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動及言論。對華北當局，並賦以相當自由之許可權，以期應付圓滑。」這就是說，完全批准華北當局在簽訂《塘沽協定》中的作為，準備賦予更大的處置權；除割讓東北、承認偽滿洲國外，在其他「次要問題」上準備向日本侵略者作進一步的妥協，同時嚴禁國內的抗日運動。所謂「對內對外，皆應委曲求全」云云，實際上專指對外。儘管南京國民政府標榜安內攘外，但正如當時美國外交官員所分析的，事實上是「安外攘內」。

還在長城抗戰期間，汪精衛就曾公開表示：「在最低限度以內，我們不惜委屈求全。」《塘沽協定》簽訂前夕，蔣介石也指示說：「事已至此，委屈求全，原非得已。」 廬山談話會的決議將「委屈求全」改為「委曲求全」，除了文字上較為冠冕外，實質並無不同。將之載入決議，標誌著蔣介石、汪精衛對日妥協政策的進一步明確，並且形成為國策。

對廬山談話會確定的方針，黃郛非常滿意。9月11日，黃郛致電其親信殷同稱：「此次牯會，蔣極負責，故其議決案於弟適合，而程度且出弟希望之上。」廬山談話會前，黃郛曾應召南下，向蔣介石彙報華北情況，陳述對日外交意見，顯然，廬山談話會的議決案有黃郛的作用在內。

儘管廬山談話會確立了蔣、汪的對日妥協政策，但是，國民黨內部已經形成了聲勢頗盛的強硬派。

「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黨內部要求抗日的呼聲漸盛。《塘沽協定》簽訂前後，逐漸形成了幾個集團。西南方面，以胡漢民為首，包括鄒魯、鄧澤如、蕭佛成、李宗仁、白崇禧等；香港和福建方面，以李濟深為首，包括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華北方面以馮玉祥為首，包括方振武、吉鴻昌等；其他方面以程潛、李烈鈞為首，包括王法勤、朱霽青、鄧家彥、傅汝霖等。他們以各種不同方式反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對日妥協政策。其中，胡漢民、馮玉祥、陳銘樞等並曾積極計劃，準備南北合作，反蔣抗日，以軍事行動推翻南京政府。1933年5月末，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11月，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都是這一計劃的部分體現。因此，南京政府在貫徹對日妥協政策方面不能不有所顧忌。

《塘沽協定》簽訂之後，日本侵略者即逼迫南京國民政府解決和偽滿洲國的通車、通郵等問題。11月2日，汪精衛致電黃郛，告以國防會議討論情況：「郵政、通車、關稅諸問題，關係重大，而郵政尤為各國所注視。稍一不慎，即蹈承認偽國之嫌，日本且將執以塞國聯及美國之口，故郵政問題以不談為宜。」 同日，再致黃郛一電云：「近來因財長更迭，乘風作浪者以為不止財政問題，實以外交轉變為主因。」 10月下旬，宋子文因與蔣介石意見不合，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及財政部部長職務，電中所稱「財長更迭」，指此。11月3日，唐有壬致電黃郛稱：「道君憤堯峰不為牧仲之助，借口外交政策，作推倒堯峰，以期牧仲復職之運動，道子亦加入。並聞聯合華北將領，以聯治為名，發電攻擊中央。此事南沙已有預防，望公嚴密注意。對東軍交涉，尤乞千萬謹慎從事，完全以中央意旨為標準，應使彼等無借口為禱！」次日，再電云：「道君鼓煽政潮甚力。今日立法院開會，指摘通郵、通車，並要求堯峰出席說明，此為彼輩破壞計劃之第一步。」唐告誡黃郛在對日交涉時小心：「數星期內，須極端警戒，以免為彼輩所乘也。」 兩電所稱道君，指李烈鈞；堯峰，指汪精衛；牧仲，指宋子文；道子，指吳稚暉；南沙，指蔣介石；東軍，指關東軍。電中所稱「推倒堯峰，以期牧仲復職」，指當時一部分國民黨人的反汪擁宋傾向。兩電充分反映出，以對日政策為核心，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內部正在展開著一場政治鬥爭。

長春——大連——北平會談

《塘沽協定》簽字後首先進行的是接收戰區談判。

根據《塘沽協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而後不得越過該線，不得有對日軍的「挑戰擾亂」行為；日軍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視察，在確認中國軍隊已遵守上項規定時，不再越過該線追擊，「且自動概歸於長城之線」。上述停戰線與長城線之間的地區（即所謂戰區）由中國警察機關維持治安。

6月22日，黃郛命殷同及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表雷壽榮赴長春，與關東軍參謀長小磯谷昭、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等會談，討論中沒有發生大的爭論。日本方面給了中國方面一些小的滿足，但在關鍵之處則不肯讓步。例如：1.中國方面要求停止平津上空日機飛行，以安人心，達成的協議是：日本方面禁止無意義之飛行。這就是說，只要日軍認為有意義，仍然可以自由飛行。2.中國方面要求從速接收戰區各縣政，以便遣送難民回籍，達成的協議是：關於中國軍隊不進入地域難民之遣歸，日本方面以好意聽中國方面自由處理。3.關於撤兵區域內李際春等非法部隊的處理，達成的協議是：就李部選擇3000至4000人改編為中國警察隊，配置於中國軍不進入地區內，由李任保安司令。其餘作為暫編旅，移駐他所。這樣，這支由日本人豢養的非法部隊仍然得以保存。4.中國方面要求從速接收北寧路，協議是委任北寧路局與奉山路局交涉，等等。

7月2日，雷壽榮、殷同、薛之珩赴大連與日方進一步會談。日方參加者為：岡村寧次、喜多誠一、偽軍李際春、偽滿奉山鐵路局長闕鐸等。日方曾企圖令偽滿洲國代表參加，因中方反對作罷。4日，黃郛致電蔣介石報告：「此次交涉，嚴令赴連人員遵守下列二條辦理：（一）無文字交換及簽訂；（二）認定關東軍為對手方，不得涉及偽國人員。其間，唐有壬致電黃郛，告以報紙對大連會議「多肆臆測，致有第二協定之謠」。關於北寧路通車問題，唐提出，「因易惹起與偽國交涉之嫌，萬乞注意」，「以榆關為限，即可避嫌也」。6日，大連會議結束。雙方商定：（一）所有戰區以內偽軍，三分之二遣散，三分之一收編為河北省保安隊。（二）在日軍撤走後，北寧路由中國方面管理。最初，日方曾要求蘆台至山海關一段由中、日、「滿」三方組織委員會共管理，因中方反對作罷。（三）自10日起，中方依次接收灤東、平北地區。

11月6日，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等抵平，向黃郛、何應欽提出《關於北支善後交涉之商定案》草案一件，其內容為：第一，日方同意「北支政權」從速接收「不含長城線之長城以南及以西地區」，為此，「北支政權」應達成下列「諒解」：1.長城線各關門之警備權屬於日「滿」側；2.凡有日本軍駐屯之住民地，概不配置武裝團體。第二，「北支政權」在其接收區域內容忍「滿洲」側設置必要之各種機關。第三，「北支政權」在接收地域內對於日軍提供必要之土地、房屋，以備暫時駐屯。第四，為設定與「滿洲國」相互之通商、貿易、交通、通信、航空聯絡等起見，從速指定委員開始交涉。這一草案實際上要求中國政府放棄長城以北和以東的大片國土，承認偽滿洲國，同意日軍在華北地區駐屯，相反，中國軍隊則必須退避。這是較之《塘沽協定》更嚴酷的侵略條件。7日，雙方開始會談。岡村寧次表示：「滿洲國」已經日本天皇詔策承認，有日本一日，即有「滿洲國」一日。黃郛則表示：無論何種方案，內容如帶有承認「滿洲國」之意味者，在我方立場上決辦不到。岡村隨即表示：貴方苦衷，我方甚為諒解。草案中於「滿洲國境」字樣，均避而不用。但有一二處，為求文義顯明，不能不用，如有好文句，不妨酌改。這樣，岡村就明確無誤地擺出了架勢：文字可以修訂，而實質則絕不能變動。當日下午，由雙方指定人員會談。中國方面為殷同、殷汝耕、陶尚銘，日本方面為喜多誠一、根本博、花輪義敬。當晚，黃郛、何應欽致電蔣介石、汪精衛報告說：「修改條項要點在酌量容忍其骨子，而將偽國關係字句徹底刪除。」這就是說，只要不出現「滿洲國」字樣，準備接受岡村所提草案的「骨子」。黃、何二人保證：「在未定議之前，雙方絕對不發表；即令定議，亦不換文，不簽字。」

黃郛

談判中，日方態度蠻橫。8日，黃郛、何應欽向蔣介石、汪精衛報告說：「在磋商時，遇我主張歧異之處，彼方屢次表示堅決態度，謂我方如不願接受，寧可一事不談，一任事態遷移。」當日，雙方曾經達成協議，商定了一份「會談式之記錄」，共四項。黃郛、何應欽認為第一項於我有利，第二、第三兩項系目前實際，第四項尚有待於將來商量，準備定案了。但是，二人又擔心強硬派反對並掀起政潮，向蔣、汪報告說：「默察近日中樞政情，勢有不容正式請示核准再為定議之處，岡村等又不願久留……不得已擬先與商定，但仍聲明，具體協商仍須請示中央辦理，本件統照大連會談辦法，不簽字，不換文，不發表，以免形成外交文書。」二人並提出：「對中樞，應否暫緩提出正式報告，免啟無謂糾紛，謹候電示。」 9日，再電蔣、汪說：「此次商談，得將偽國字句盡情刪除，煞非容易；北支政權，亦改為華北當局。所有談話，不簽字，不換文，亦均做到。惟各自記錄，以免遺忘一層，勢難避免。此次到此程度，在彼方確已萬分遷就。此外，並以須俟政局稍安，方能呈報中央，指派專員，逐次協商細目，求其諒解。 然而，黃、何二人並沒有高興多久，9日上午討論時，日方聲稱接到關東軍司令官的訓電，提出了一份新的修正稿，強迫中方接受。黃、何二人又不得不立即向蔣、汪報告，電稱：「談話時且不容我方爭持，表示此為關東軍最後讓步，我應認清自己地位，了解此項談話為《塘沽協定》之軍事善後，非同對等交涉。壓力之高，幾使我不能忍受。」 面對日方高壓，黃郛等「茹痛強顏，仍與周旋」，殷同甚至哀哀乞憐：「此次會談，吾人以弱者地位應付強者，既不能以力爭，又不能以理爭，只好強顏以好意奉求耳！」當夜，雙方達成協議，形成了一份《關於停戰協定善後處理會談》及《關於本會談之諒解事項》的非正式文件。除了沒有出現「滿洲國」的字樣，「北支政權」改為「華北當局」外，和岡村寧次最初提出的草案並無多大不同。10日，蔣介石指示黃郛從東京方面設法緩和，汪精衛指示「最要兩點」：1.至多只用記錄；2.記錄中聲明此為《塘沽協定》未了事件之一部分，毫無承認偽國之意。但是，這已經是馬後炮了。

汪精衛、黃郛、何應欽等希望悄悄地談判，盡量不留痕迹，不露風聲，不受到輿論抨擊。但是，東北已失，人們不能不關心華北的命運，擔心再出現先簽字後報告的第二個《塘沽協定》。11月9日，國民黨中政會召開談話會，焦易堂、石瑛、居正、陳肇英、苗培成、洪陵東等紛紛發言，認為在與日方談判時絕對不得議及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設關等問題。次日，立法院會議，意見大體相同，有人並提出：「即下決心，在華北開始軍事行動。」這一切，使汪精衛極為惱怒，他致電黃郛、何應欽說：「中國人專尚虛驕，〈好〉為大言，弟不覺可氣，轉覺可悲。」他要求二人「當此紛紜眾議之際」，「堅守吾人已決定之原則，沉著進行」。

黃郛、何應欽與岡村寧次等人的會談雖然只形成了一份會談記錄，沒有履行簽字、換文等手續，但它事實上是《塘沽協定》之後的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黃郛於事後既痛苦，又擔心。11月10日，他致電唐有壬說：「外有強鄰，內多猜疑，吾輩身入重圍，處於迎拒兩非之窮境。痛苦之深，異地同感也。」 但是，他仍然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妥協。11日，他又致電蔣介石說：「我既無實力以取消偽國之存在，我又何能憑口舌以阻止偽國之進行！深盼能使各方了解此實際環境，外瞻內審，共濟艱危。」

黃郛非常關心中政會談話會的情況和社會輿論。他很快就發現，輿論對他既不諒解，更不支持。11月14日，他致電汪精衛，要求辭職，電稱：「吾人猶在此忍辱含垢，勉支危局者，無非希望各方懺悔既往，奮發將來，因急公而捐私，為求伸而受屈，如此而已矣。乃連日消息傳來，事實昭告吾人，並此而亦不易得。長此以往，恐庸愚終無裨於國家，遷延將益增罪戾。」 15日，汪精衛電復黃郛，鼓勵他堅持到底。電稱：「環境之艱，橫逆之來，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

關內外通車問題

北寧路為自北平通瀋陽的鐵路，以山海關為界，分關外段與關內段。1933年初，日軍攻佔山海關後，關外段完全落入敵手，被改名為奉山路；其後，日軍繼續南侵，關內段也部分失陷或被破壞。8月13日，中國方面根據大連會議約定，收回了失陷路段，關內段全線通車。

還在大連會議期間，日方就提出，恢復長城內外貿易、交通、郵政諸問題。由於這些問題的解決可能意味承認偽滿洲國，因此，中方拒絕討論。北平會談期間，岡村寧次等又向黃郛、何應欽等提出，關內外通車為交還北寧路時業已承允的事實，原約10月份開始商量，一拖再拖，已不容再延。隨後，黃郛等致電蔣介石、汪精衛請示，是否應由政府決定方針，允其開始商談，以緩和空氣。11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國防會議議決，由主管部門迅擬具體方針，提交14日的國防會議，再提交15日的中政會議決。這一切表明，南京政府準備就通車問題和日方談判了。但是，幾天之後，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揭起反蔣抗日旗幟。20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囑將通車案暫緩進行。同日，汪精衛致電黃郛與何應欽稱：「閩事已爆發。十九路軍內部不一致，兩廣不贊同，其勢甚孤。但影響剿匪前途，至可痛恨！彼等口號，全襲第三黨，本不易得國人同情。惟借口抗日，反對中央與日談判，頗足引起盲目者之附和。」他要求二人善為說辭，向日方說明困難情形：「於對方僅屬便利及面子問題，於我方則為致命傷。對方如誠意為兩國前途計，當能鑒諒。」黃、何將汪精衛的信息傳遞過去後，日方心領神會。25日，駐日大使蔣作賓電告唐有壬說，參謀本部的少壯派中堅橋本少將和影佐中佐告訴他，通車事，已令岡本返關東，暫時緩辦了。

12月22日，日駐榆關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到平，會見黃郛，商談交還榆關問題。日方企圖與通車問題同時解決。5日，黃郛、何應欽與儀我誠也商定大致辦法報南京政府核示。7日，南京政府命黃郛繼續辦理，由殷同草擬通車辦法。但是，在福建事變影響下，國內反對妥協的呼聲很高，這就不能不使南京政府有所顧忌。於是，又出面否認。12月10日，汪精衛在上海與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等會商時局，發表談話說，華北通車問題尚未進行。

1934年1月底，福建事變被鎮壓。2月16日，日武官根本博會晤黃郛，聲稱：前因閩變驟起，關東軍方面「不乘中國之危，同時並盼閩變速平，希望增長中央之力」，因此，訓令通車談判暫緩進行；現在，閩變已平，應開始談判。黃郛答稱：「本人原擬閩變平後，不待貴方催促，自動的定期派員與貴方商談，不料枝節橫生，滿洲忽發生帝制問題，我國民實懷有極大之疑懼與極大之衝動，故原擬辦法未便遂行。依余觀察，此種談判，必須待國民之疑懼與衝動稍稍解除後進行，方可圓滿，故最早當在四、五月間，或有開始之望。」同月21日，日本有吉明公使直接會見汪精衛，再次要求解決「華北與滿洲之通車、通郵問題」。二人之間有下列對話：

有吉：華北與滿洲國之通郵、通車問題若不早日解決，非但中滿關係未能完滿，在滿洲國之30萬「漢人」及華北人民之交通上所受困苦，誠非淺少。

汪精衛：通郵、通車系技術問題，已授權與華北當局。如能籌得較好辦法，而認為時機已到，即可辦理。本人則認為尚非其時。

有吉：院長曾屢言授權華北當局。近聞中央曾訓令華北停止進行，請中央勿予以干涉，並對於華北當局所決定之辦法予以贊成。

汪精衛：華北與中央之意見始終一致。如華北有萬全之計而時機果到，則華北自可進行，中央當能予以諒解。

有吉：仍望院長早日促其實現。

汪精衛：設有辦法，而其辦法獨利於一方，而予另一方以致命傷，將如之何？

有吉：不悉尊意系指何事？

汪精衛：溥儀行將僭號稱帝，華人極為憤激。至商議通郵、通車，則無異承認偽國，贊成帝制，決非華人之所甘受。

有吉：滿洲國為既成之事實，執政改稱皇帝，不過換一名義，滿洲國仍保持其現狀，決無他圖。鄙意非要中國立刻開議，惟望改制後，一俟人心鎮靜即速圖之耳！

汪精衛：總之，華北當局與中央對於華北問題，均抱同一意見，華北認為時已到，而有「好辦法」，中央自無問題。

1934年2月間，日本帝國主義正積極慫恿溥儀稱帝，有吉的這次談話意在刺探中國政府態度。但是，汪精衛卻居然沒有任何抗議，並且應允解決通車、通郵問題，充分顯現出其賣國奴才相。不過，從這份記錄也可以看到，汪精衛估計到溥儀稱帝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巨大憤怒，不敢貿然行事。

3月1日，溥儀在日本帝國主義導演下粉墨登場。隨後，焦易堂等在立法院提出請中央明令討伐溥儀等叛逆及逮捕漢奸案。汪精衛極為不滿，於4日致電黃郛、何應欽說：「焦易堂等有意與行政院及北平軍政當局為難，弟只有儘力應付，別無把握。今年以來，彼輩以我等之苦心為其快意之資，如古代帝王觀人之炮烙以為樣﹝樂﹞。」 3月7日，國民黨中政會開會，討論立法院建議。汪精衛以傀儡「無意志、無行動」為理由，說明對溥儀，「討伐令、通緝令不惟不必下，且不可下」。結果，會議只發表了一個宣言，採取了低調處理的態度。

關東軍操縱溥儀稱帝事畢，又力圖催促黃郛等進行通車、通郵談判。3月23日，儀我誠也代表岡村寧次會晤黃郛，「措辭綿里有針」。黃郛答以不久將南行，當與政府詳商辦法。4月6日，黃郛到南昌，會見蔣介石，討論通車、通郵等問題。同月9日，日本武官柴山兼四郎在北平發表談話，指責中國方面在履行《塘沽協定》各種問題上，從未進展，進一步施加壓力。11日，汪精衛應召到南昌，參與蔣、黃之間的討論。汪主張從速解決通車問題，「愈久愈糟」。

蔣、黃、汪三人的南昌會談引起了人們的警惕。4月13日，立法院秘密會議，決定華北外交不必由黃郛辦理；通車問題決不可商，日如提議，只有拒絕等原則。黃郛不敢觸犯眾怒，4月15日離贛後，即託詞為父親舉行逝世50年祭，逗留於杭州、莫干山兩地，企圖觀望風色，等待輿論沉寂下來。5月9日，蔣介石電告黃郛，如提交中政會討論，「恐難通過，不如不提出為宜，一切由弟與汪先生負責可也」。但是，黃郛仍然不敢負責，於次日致電汪精衛，提出兩項要求：1.請蔣到京一行，多方疏通，務獲諒解，以免事後責難。2.請行政院給一訓令，「此訓令決不發表，惟弟可藉此稍鼓餘勇耳！」

日本侵略者容不得黃郛等人觀望。4月27日，日軍參謀部派中國班長影佐禎昭赴天津，召集駐平武官柴山兼四郎、駐濟武官花谷、駐榆關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及天津駐屯軍幹部會議。影佐聲稱：（一）南京政府如只辦通車，日方俟黃北返後再催其辦通郵等事。（二）如黃不北返，則向華方中央當局或地方當局促其履行所約。（三）如華方各當局均置不理時，則日方自由設法實行所約。影佐並稱：從前因等待黃郛從容運用，所以沒有急催，以後將不再延待。影佐還透露，日方將要求華北當局禁止國民黨黨部在華北活動。其間，日方在北寧路各站增兵，揚言將強行通車、通郵。同時日方又規定期限，提出在《塘沽協定》一周年，即5月31日以前通車。5月12日，黃郛返滬，「偵知各方內情」，認為不能再延，遂指令殷同進行。18日，電蔣介石報告通車辦法五項。次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提出由他以個人名義將通車辦法電陳中政會，由汪在會上說明。20日，汪精衛複電蔣介石，表示應由他與蔣共同提出，同時向中政會聲明，只求中政會秘密決定，不作為中政會決議，「以維持中政會議之尊嚴」。其間，殷同和日方商定最遲7月1日通車。日方表示：「此為最大忍耐。」 5月24日，蔣介石又生疑慮，企圖再延。25日，黃郛致電蔣介石稱：「今日而再延展，實覺無詞可措。即強為交涉，無論如何委婉陳詞，彼必疑我生變，恐對外亦有功虧一簣之虞。抑尤有進者，京中環境，應付實至感不易；平津及上海各地輿論，與暗中策動防範、消弭、應付，亦頗覺費力。」 在黃郛催促下，蔣介石最後下了決心。30日，中政會開會，討論蔣介石領銜，汪精衛、顧孟余、葉楚傖附議的通車提案，張繼、焦易堂反對，「討論甚久」，最後通過：「在不承認偽組織及否認偽政權存在原則之下，可與日本交涉關內外通行客車問題。」

當時，以胡漢民為首的西南方面強烈反對南京政府的妥協政策，因此，提案雖然通過了，但是，南京政府卻不敢公布，蔣介石又想延至8月底實行，汪精衛發表談話時並稱，通車、通郵問題未作決定，北平《華北日報》因為刊登了有關消息，被飭令停版，社長免職，總編輯「調京候訊」。

自6月初旬起，殷同即在大連與日方商談通車辦法。同月24日，決定由瀋陽日本觀光局及中國旅行社兩個商業機關合組東方旅行社辦理，6月28日公布方案，7月1日通車。

要求取消《塘沽協定》

6月1日晚，有人向黃郛上海住宅園中投擲炸彈一枚，但未爆炸。2日，黃郛接到投彈者書信一封，中云：「若不痛改前非，勾結一二所謂現在首腦國賊，斷送國土，當再進一步」，「請你當心」，末署中華青年鐵血救國團上海支部。7月1日，平沈路通車。車行至塘沽以東的茶淀時被炸，死傷乘客16人。這些事給黃郛以很深刺激，使他懂得，在中國人民心中，積壓了對日本帝國主義太多的怨憤，也積壓了對國民黨政府，包括對他本人太多的怨憤。7月2日，他致電殷同，中云：「苟不從掃除國民心底之不平痛下工夫，今後禍患之來，實屬防不勝防。」他指示殷同，托柴山武官轉商關東軍：「能否諒解我方之誠意，與我以相當之安慰，使一年來我個人之滿面污穢得洗一洗，三年來我國民之滿腹抑鬱稍舒一舒。」 7月7日，他致電汪精衛抱怨說：「今日之事，功罪正未易言。人民多抱激越情緒，強敵事實有兼并野心，政府大半取迴避態度，僅三五少數人夾在其間，欲救此國難。恐國難尚未救，萬一而此少數之人，根本先不能自救，將奈之何！」電報又說：「去年，彼方乘戰勝之餘，氣焰萬丈，實已無理可喻，弟裝矮人，已一年余。通車辦後苟再不略伸伸腰，不獨弟自身將不保，國家亦極受損。」他告訴汪精衛：「今為公為私，已冒險伸腰矣！」其間，殷同根據黃郛指示，在北平見到日人就「剴切陳說」，據稱：梅津、柴山「稍為感動」，但「亦只能做到感動而止」。7月17日，黃郛致電蔣介石及汪精衛，告以已致電岡村寧次，命殷同前往談判：1.如情勢順利，擬要求無條件撤廢《塘沽協定》，雙方當局以各自立場各發一宣言；2.如情勢稍隔，擬提出，將戰區內一年來所發生之節外生枝之糾紛一概掃空，對於《塘沽協定》，雙方應共同誠實遵守，不擴大解釋，不曲為解釋。黃郛並稱，東京各關係方面，亦已派人前往活動。如此擊而中，他可以遵命北行，繼續維持數月；如此擊不中，則請求准其自劾而退。7月20日，唐有壬、殷同等在滬，與日使館參贊有野商談取消《塘沽協定》問題，有野宣稱：「此次會見僅系友誼性質，關於撤廢《塘沽協定》問題，應由關東軍負責，日本政府與此無直接關係。」

7月24日，中日舉行第二次大連會議。中方殷同，日方岡村寧次、喜多誠一參加。殷同提議廢除《塘沽協定》，日方不允，提出在中日經濟提攜、中日鐵路聯運等問題未有適當方案前，不考慮廢棄《塘沽協定》。會議僅解決了戰區若干次要問題，如取締不良日鮮浪人，接收馬蘭峪、東陵等。29日，黃郛致電汪精衛，報告殷同與日方談判情況。他極為失望地說：「此行費九牛二虎之力，而所獲不過如此，日方之刁難細工，真是可惡，而又可怕！」

外交鬥爭必須以國力為基礎。叩頭是不能爭回權益的。

9月19日，黃郛北返。

通郵談判

通車問題解決後，日本方面繼續要求解決關內外通郵問題。

由於日本侵略者操縱溥儀建立偽滿洲國，1932年7月23日，交通部郵政總局宣布暫行停辦東三省境內郵務。其後。日方多次要求恢復關內外通郵，中國方面為避免造成承認偽滿洲國之嫌，均加拒絕。1934年5月，國聯應英國要求，議定各會員國可因需要酌定臨時辦法，與「滿洲國」發生郵政關係，同時聲稱：「此種關係只能視為行政機關之間為維持郵政技術上之良好運用而發生之關係，不能視為國家與國家間或政府與政府間之關係。」同年9月上旬，柴山兼四郎通知黃郛，日方已委派「滿洲國」郵務司長藤原保明為主席委員，與中國方面進行關內外通郵談判；但考慮到中國方面的意見，藤原保明等均作為關東軍囑託代表出席。7日，黃郛致電交通部長朱家驊，提出通郵會商步驟，供交通部參考。其主要精神有：對方所派人員應避免偽國官吏；固持不承認偽國主義；參酌國聯關於通郵之決議；以誠意為基礎，不用成文之規定等。8日，朱家驊電復黃郛，擬派郵政總局主任秘書高宗武、山西郵務長余翔麟、天津副郵務長曹鑒廷三人為代表，以高宗武為主席出席談判。同月28日，高宗武、藤原保明在北平東總布胡同殷同寓所會晤。藤原提出所謂《關於滿華間通訊辦法之暫行協定案》，被高宗武拒絕。雙方同意，在不涉及承認「滿洲國」的原則下，專談通郵技術問題，不作成文規定，儘管如此，後來的談判仍然是艱難的。

9月29日，通郵談判正式開始，討論郵票、交換郵件、日戳、郵件之種類等四項問題。日方要求使用偽滿郵票，僅將其上印製的「國」字及溥儀像取消；中國方面則主張完全避去「滿洲」字樣，另製表示郵資已付的印花。在交換郵件及日戳等問題上，中國方面堅持不與偽滿交換郵件，日戳用公曆，不用「新京」（指偽滿首都長春——筆者）字樣；日方也表示反對。10月4日，繼續會談。日方稱，接到訓令，必須承認滿洲郵政廳；郵票須有滿洲郵政廳五字；郵戳須用「滿洲國」現用者，等等。6日，高宗武、余翔麟回南京請示。8日，蔣介石致電黃郛，表示郵票、郵戳，因關涉不承認偽國問題，有爭持必要，交換局及郵資問題，不妨稍作讓步。18日，高宗武、余翔麟攜經過核定的通郵談判大綱七條返平，繼續談判。中國方面堅持，不得貼用偽國任何種類的郵票，可另制印花，用商業性質的第三者名義發行；不可有新京、奉天地名。日方同意另制郵票，但堅持必須有「滿洲郵票」四字；必須用新京地名。談判瀕於破裂。21日、24日、26日，三次談判，均無結果。其間，黃郛表示，只要郵票上沒有「滿洲國」三字即可，其餘不妨讓步。他認為，談判大綱所提以第三者名義出面的辦法在廬山與蔣、汪商量時未曾談過，以後又未得中央電告，不近情理，徒生障礙，一再對高宗武說：「似此晴空霹靂，非將談判打破不可！」又稱：「余年來支撐華北，備嘗艱難，通郵之事，如不辦妥，則此後北方多事，余無法應付，只得一走了之而已。」 26日，高宗武、余翔麟將黃郛意見電告朱家驊。朱家驊害怕強硬派的指責和輿論的反對，不願涉嫌和偽滿打交道，於27日電復高、餘二人，聲稱由第三者出面是仿照通車辦法，並稱：「南中情形，尤為複雜。弟等為應付各方預事防範之苦衷，當亦為膺公所諒解。」

當時，蔣介石正在北平。30日，蔣介石召見高宗武、余翔麟，提出可由關內郵政機關致函關外郵政機關，委託其發行特種郵票，為專貼入關郵件之用；同時聲明所謂「特種」，即系不承認偽滿郵票之意。11月6日，黃郛致電唐有壬，認為「久僵終非至計」，「形勢日緊一日」，要求唐與汪精衛細商，由唐親來北平解決。11月7日，南京國防會議通過通郵談判新方案，提出由商辦通訊機關書面委託彼方印發特種郵票等意見，隨即電告黃郛，認為已至最後讓步界限。11月10日，藤原在會談時提出，日方10月22日所提方案為最後方案，中方只能給予可或否的答覆，不容有一字一句的更改，其他任何新方案，均不願討論。中方接受日方方案，可繼續商談技術問題，否則，日方人員即行回國。11月14日，日方提出《關於通郵之申合事項案》七條，主張「通郵應由雙方郵政機關間行之」。11月17日，中方提出會談記錄初稿六條，主張在山海關、古北口設立東方民信局辦理，並由該局另制特種郵票，專供由關外入關郵件納資之用，花紋由雙方協商。但日方只同意向中方預示，不一定必須中方同意。日方人員儀我、柴山稱：如19日上午不能解決，19日下午即離開北平。11月19日談判時，中方要求日方作進一步的諒解，但日方卻宣告無法再談，迅速退席。21日，唐有壬抵平，修訂會談記錄初稿。23日，日方要求開會作最後商量。會談時，日方將14日所提七條《申合事項》略作改動，要求中方接受，並稱：允諾與否，必須立時答覆，不必再電京請訓或回寓考慮；不然，即作為談判破裂。在日方高壓下，中方於24日完全接受了日方的七條大綱。12月14日，雙方舉行最後一次會談，將通郵大綱及諒解事項寫就兩份，雙方互換一份，但彼此均不簽字。同月30日，交通部郵政總局宣布自1935年1月起，實行東北通郵。

尾　聲

自「九一八事變」起，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幾經變遷。最初，持不抵抗主義，依賴國聯調解；其後，自淞滬抗戰至長城抗戰，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由於長城抗戰失敗，南京國民政府遂放棄抵抗，專一於和日本侵略者的直接交涉。

《塘沽協定》是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在《塘沽協定》善後談判中，南京國民政府和華北當局堅持「不簽字，不換文」，企圖以此種方式逃避國人指責，同時則堅決不承認偽滿洲國，並且為了防止有任何承認意味事件的出現，小心翼翼地進行了艱難的外交談判；黃郛並曾一度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協定》，對此，應該予以肯定。這一情況的出現，和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呼聲有關，也和國民黨內部對日強硬派的反對、制約有關。但是，南京政府這一時期對日外交的總方針是委曲求全，唯一的方式是通過談判，磋磨、乞求，連一點強硬姿態也不敢擺出來。其結果是，日本侵略者一施壓力，南京國民政府和華北當局就立刻屈服；南京政府和華北當局愈屈服，日本侵略者的氣焰也就愈盛，得寸進尺，慾壑難填。南京國民政府和華北當局確實是做到「委曲」了，但是，卻絲毫也「求」不了「全」，黃郛想「伸伸腰」的願望自然也就落空。

1935年1月18日，黃郛離平南下。2月18日，致電汪精衛，要求辭職。同月26日，離滬赴莫干山休養。其後，何應欽、汪精衛、蔣介石曾多次要求黃郛北返，均遭拒絕。4月22日，黃郛電復何應欽稱：「今後對日問題，樞紐全在中央，地方交涉，業已十完八九。若中央對國際形勢認得清，對日方針把得定，則弟即小憩，亦無問題，否則即遵命重返，亦無濟於事。」 5月3日，天津《振報》社長白逾桓、《國權報》社長鬍思溥以親日在日租界被暗殺。29日，天津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參謀長酒井隆等會見何應欽，聲稱平、津「現為擾亂日、『滿』根據地」，白、胡被殺，「系中國之排外舉動，及向駐屯軍之挑戰行為」。酒井並援引《塘沽協定》稱：如將來預知或有類此事件發生，日軍將「取斷然之處置」，越過長城線，重新開入戰區，「或再發生庚子事件、『九一八事件』，亦未可知」。這就是所謂河北事件。日本侵略者隨即以之為借口，要挾中國政府作更大的妥協，5月30日、31日，黃郛兩次致電蔣介石，報告與日本武官磯谷廉介談話要點，要求蔣「極力忍耐，抑制感情」，同時要求蔣回寧商議。其後，蔣介石、何應欽再次電催黃郛北返，但黃郛不僅無動於衷，反而於6月13日致電汪精衛，再次要求辭職。電稱：「兩年來委曲求全，原欲防患未然，無乃心長力短，不補毫末。」同日，致電楊永泰稱：「事態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驅我入穴，等於專制時代賜巾令自縊，未免太不近情。」 這就說明，連黃郛也感到對日「委曲求全」不是辦法，不願再充當替罪人了。

《追尋歷史的印跡：楊天石解讀海外秘檔》封面

6月18日，國民政府任命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終於擺脫了對日交涉的責任。

河北事件的發生和黃郛的不願復職，說明了國民黨「委曲求全」方針的破產。在此前後，國民黨的對日外交走入死谷，形勢就要慢慢地發生變化了。

歡迎讀者閱讀訂閱軍官團。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