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精神病人短兵相接

在過去一兩年中，書評君帶大家探索過人類精神世界的另一面: 那些困擾人們的精神病症，例如抑鬱症、自閉症。現代社會讓我們的心理鏡像更加複雜，無論是學者江緒林、明星喬任梁或是作家林奕含，由心靈困境造成的個體悲劇故事，經由公眾的關注成為公共話題。近日，一篇《我考上了名校，但最終死在了原生家庭手裡》的帖子又一次緊扣「精神分裂」在網路上引發熱議。

一次次感性的共情之外，我們也需要打開一扇更深入的窗戶，將精神病與精神病人放置於一個病理化、職業化的系統中來討論，這就涉及到容易在喧囂、惋惜之中被忽略且重要的一些問題。更多無名精神病患者的精神世界少人問津，常被公眾誤讀為扭曲的、狂亂的、危險的、可怖的；更多精神病患的語言常被視為無意義的噪音。是的，大多數精神病人，包括抑鬱症患者、毒癮酒癮病人、精神分裂症、躁鬱症等等，在國內社會中仍處於被邊緣化甚至妖魔化的狀態。至於病人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幫助與治療，社會應承擔什麼樣的義務，很少進入大眾的話題中心。

春媚的新書《瘋癲筆記》與馬莉的紀錄片《囚》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在今年年中相遇了。馬莉的三部紀錄片作品一直有延續的主題---關注一個人活著的境遇和掙扎。繼《無鏡》《京生》之後，2017年的《囚》則在探索當一個精神病人的整個肉身被疾病控制之後該怎麼辦。而春媚的本職工作是美國高校歷史系學者，在任教同時，她修完臨床心理健康碩士，在美國中西部一家精神病院從事心理諮詢工作達一年之久。她根據音譯、意象為曾幫助過的各色病人們起了「夏天」「冬梅」「金馬」等名字，他們的故事也被記錄進入《瘋癲筆記》中。

「我自己之前存在的一個誤解，我們通常想像精神病人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危險，但實際上包括重症精神分裂在內，他們成為受害者的比例遠遠比作為傷害者的比例要高，他們的情緒狀況和思想狀況導致他們往往是被操縱的弱者；但後者比較容易成為新聞，所以造成這種概念----『瘋子危險』。」

在本月初《瘋癲筆記》分享會上，春媚就這段美國精神病醫院的實習經歷分享了她身為一位諮詢師對美國精神病醫院、精神病人群體、整個職業系統的觀察，與馬莉的對談則將話題延伸至美國對待精神病人疾病化、職業化的經驗。跟隨書評君一起來分享會現場，從一個諮詢師的角度去理解精神病人並給予他們更為正常化的對待。

撰文整理 新京報記者 孔雪

實習精神病醫院概覽

在「勇氣」「十字路口」「遺產」之間做諮詢師

問：你實習所在的這家醫院在美國精神病院里是怎樣的一個定位？病人大概是什麼樣的構成？

春媚：這家醫院在美國中西部，這既是一個地理位置，也是一個政治文化的位置。美國中西部地廣人稀、相對落後，大城市少。從規模上來說它在當地不算小，有一百多個床位，臨近的兩三個州的病人也會選擇來這裡就診。病人很多是急性的，只待一周左右。比如青少年在學校出現一些暴力傾向，或自殘、自殺，送進來待病情穩定下來就要出院。也有長期的，比如青少年性侵病人要待到半年到一年。此外還有針對青少年的毒癮和酒精戒癮的科室，兒童科室，以及針對成年人的酒精和毒品戒癮科室，針對老年人的綜合科室。六個科室混合了長期和短期，主要看病人是屬於哪個年齡段及其病情。

問：這些科室都有特別的名字，如「信任」、「勇氣」，「還有十字路口」，怎麼理解這樣的命名？這些病室是根據什麼標準劃分的？

春媚：最初我也覺得記這些名字很費勁。比如他們都不會說你去一下兒童科室，而是說你去一下「選擇」。這些名字是有一些意義，比如「十字路口」，應該是象徵戒癮的人處在選擇的十字路口；老年科室叫「遺產」，這個應該比較好理解，都是以一個積極心理學的角度歸納出來的名字。病室是按年齡和疾病種類分的，不分男女，性侵除外，因為它跟病症有關係。也沒有按病症嚴重程度分，基本上我想如果長期處於危險狀態，就不會長期住在一個治療機構。但住宿是男女分開的，不過有時生理性別和他自我認同的性別不一樣，會有一個入院問卷問到性別性取向之類的問題。

《瘋癲筆記: 我在美國精神病院的實習經歷》

作者: 春媚

版本: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7年7月

「他們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他們因喪失而孤獨，因絕望而欺騙，因思念而自責，因痛苦而恐懼，因渴望而瘋癲，與我們並無二異。」

問：諮詢師是如何與病人相處的？之前有人說，做精神病院的護士有「捱打費」，這是個有點誇張的說法，不過你有沒有遇到人身威脅？

春媚：精神病醫生跟諮詢師是不住醫院的，護士輪班值夜班。我在那裡工作了兩個學期加暑假，七百個小時一學期，一周20個小時。「捱打費」沒有聽說過。每個病人每天的行為都會被打分。如果今天這個人的狀態不太穩定，具有一些威脅性--威脅不光指威脅到他人，也包括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他會被剝奪一些自由活動權。諮詢師覺得有可能受到威脅時，會把工作放到走廊等公共的環境中減少危險。我實習之前需要經過基本的訓練，我肯定用的不太奏效，但一定有這個意識，不能把自己置於危險的環境當中。

問：在美國精神病醫院，精神科醫生、心理諮詢師還有護士之間如何分工和合作？

春媚：精神病醫師是醫生，念的是醫學，主要負責對精神疾病的診斷和開藥，；而心理諮詢師是負責非藥理上的問題，是沒有權利開藥的。我們是一個團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開會。參會的有四類人：精神科醫生、心理諮詢師、護士，還有一個類似團隊管理者角色的人。最後這個是和美國的醫療系統有關係，因為必須跟保險公司打交道，所以這個人主要負責跟保險公司和社區的聯絡，比如這個病人出院之後怎麼安置？或者青少年的話要聯繫學校？這四類人列席會議時，會把科室所有病人的情況大概過一遍，以便在工作上實現同步化。醫生有最高的決定權，決定病人是否可以出院，護士是和病人相處時間最長的。

「你是不是在中餐館工作？」

如何應對非暴力不合作毒癮少年的挑釁？

問：書中有一位讓人印象深刻的少年，金馬。這是讓你感到有挑釁性的一次諮詢經歷？

春媚：對。他因為毒癮進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非常不合作的一個病人，身體語言和口頭語言跟諮詢師有非常直接的衝突，比如說髒話，這是一種挑釁行為。在與諮詢師的關係當中，他希望確立他的權威地位。

金馬的父親因為縱火罪被判了幾十年，恐怕有生之年很難再走出來。金馬來醫院是因為他的媽媽向法院提出了申請，或者可以說是檢舉揭發了他。媽媽也是一個毒品戒癮者，在金馬的成長階段是不在場，父親出事後媽媽回到家，對金馬非常驕縱。金馬依賴媽媽的錢買毒品，媽媽也會給依賴兒子，直到這種穩定被打破了，媽媽才決定舉報。金馬在院期間，發生了一件轟動當地的案件，就是跟他關係非常好的哥哥殺害了他們的叔叔。金馬知道哥哥在受審的一剎那，表現出了恐懼和真實情感。可惜過了這一剎那之後，他又回到了以強悍來面對世界這樣的狀態。最後因為他拒絕治療，還是被執法機構送去青少年監獄。

《瘋癲筆記》作者：春媚，南京人，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美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美國西肯塔基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任教的同時修完臨床心理健康碩士，成為美國國家認證諮詢師。

問：面對這樣一個很棘手的案例，具體要怎麼進行心理治療？

春媚：其實心理治療成敗的一個關鍵，在於病人或者說來訪者自己。我說的來訪者，是指沒有達到精神病診斷的，都可以稱為來訪者。他們自己有沒有意圖想要改變非常重要。金馬的情況很棘手，因為他完全沒有意願。他對我的態度也有我的性別和外族因素在裡邊，如果換作是另外一個性別、種族的諮詢師，可能稍微會好一點。

問：說到種族，他曾經問你，是不是在中餐館工作？

春媚：當時聽到這個問題，我不能確定這是不是一個完全天真的、出自中西部比較偏遠地區的一個人的提問，畢竟他對華人完全不了解，他所接觸到的華人就是當地中餐館裡的服務人員，還是說，這是他對我的一個故意的挑釁，問你是不是一個中下級的服務人員？當然無論哪種都不應該影響我接下來對他的態度。諮詢師的情緒受到了病人的影響，治療當中可能會出現投射，我在他身上看到誰的影子，或者他在我身上看到誰的影子，這些都會妨礙到最真實的治療。

讓關精神病人的「籠子」更少

非妖魔化、正視精神病人是最好方式

問：最近引發國內公眾關注的，是一起真假虛實不怎麼容易被看清的「精神分裂症」病人「被精神病」的事件，藉此我們想討論一個問題，在美國和國內，精神病人可以自己決定出院嗎？那些「被精神病」的事件是怎麼造成的？

春媚：美國的這家醫院，除了成年人有選擇權，哪怕有酒癮毒癮，如果他自己不想待了，他是可以離開的，除非觸犯到法律。但青少年不行，青少年存在監護權的問題，不可以自己出去。

馬莉：中國問題可能會更複雜一點，比如像「被精神病」問題。例如一個家庭，如果已經無力去承擔一個病者，比如長年照顧他的父母可能已經去世，而兄弟姐妹出於可理解的原因不能再去照顧他，家屬會希望把病人送進醫院，但病人很可能不願意，家屬就會通過欺騙或強制的手段把他送到醫院裡。如果沒有家屬的簽字，他是無法出院的。

囚 (2017)

導演: 馬莉

類型: 紀錄片

製片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

中國東北某精神病院封閉療區中，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性衝動，酒癮患者……在這裡接受強制性封閉治療，在藥物的控制下和不容置疑的規訓之下，既有自我反思，也有無意義的掙扎。本片導演：馬莉，紀錄片導演。曾就職於電台、電視台從事編輯、導演工作。2001年到北京，作為職業紀錄片導演，代表作有：《無鏡》（2010）、《京生》（2011）。

春媚：美國精神病人出院不需要親屬簽字，除非是未成年人。還有一種不是直接出院回家，他從醫院到家庭中間還有其他機構或者群體可以去。比如性侵者出院之後需要有一個重新進入社會的過程，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所以會有一些中間機構，比如（提供）一幢房子，可能裡面住了五六個人，一個社區里有十幾個這樣的房子，然後有幾個護士，每周有一個車子把他們拉到社區醫院檢查一次，再拉到心理諮詢師那邊看兩次，介於獨立生活跟完全在醫院的環境之間這種半獨立的狀態。

馬莉：像這種中間環節在中國幾乎是缺乏的，即便北京恐怕都很少有社區存在這樣的中間地帶。

問：在國內常會看到這樣的報道，某一個精神病人被用鐵鏈子綁在家裡，像一條狗一樣在床上或者籠子里。社會力量想要介入也無從下手。借鑒美國經驗，中國可以做些什麼讓「籠子」少一些？

《囚》劇照

春媚：我可能只是感覺而已，在國內，不管是具體生活上的照顧，還是心理問題上的對待，這個責任很大程度上都是落到家庭，也就是親友身上。對於親友來說是非常重的責任，需要很大的犧牲，很可能耗盡了情感和精力。所以應該還是由社會來做到專業化，減輕個體負擔。

如何改變是個大題目，我只是一個想法。一個就是政府和社會所有人態度的改變，身體得病了，如肺炎癌症，治不治？那麼心理疾病治不治？要治，這是一種病。很多人有很大的負疚感、恥辱感，得了抑鬱症，好象錯是在我，為什麼我不能堅強一點？再樂觀一點？你跟朋友訴說了一個月，朋友也煩了，不就失戀嘛，有什麼的？如果你是抑鬱症患者，這樣的話等於把你往火坑推了一把。非妖魔化、正視精神病和精神病人，是讓國家和社會減少成本的最好方式。不這樣做，長遠來說成本更大。疾病化還有一個好處，不光是志願者服務的問題，精神病醫生和諮詢師都可以正當列入這體系當中，會有一個正規化職業化的過程。職業化涉及到人力、財力，包括社工，所以最近（中大）要取消社工系，我不太能理解。

《瘋癲筆記》的未盡之言

它讓我體會到人世間悲苦，變得很柔軟

問：導演作為觀察記錄者，要跟病人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心理諮詢師則要和病人發生互動，產生更多感性、理性交融的刺激，你在接觸精神病人時，關於如何對待、理解他們，會有一些內心的糾結嗎？

春媚：尤其開始的時候會有。我雖是治療師，有時也會作為普通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可能突然有一個聲音會提醒我，這個人為什麼會對自己的人生如此不負責？我應該指出他不負責任的行為，還是最大程度上與之站在一起？諮詢師的立場都是和病人站在一起，這不是說無條件說他做的都是對，而是在情感上、在處境和立場上以病人為為中心。無論他犯有再大的罪過還是傷害過別人，他在討論自己遇到的問題時的痛苦情感是真實的。

《瘋癲筆記》書中插圖 作者：桃子，1990年生，躁鬱症患者

問：對兩位來說，完成這部《囚》和這本《瘋癲筆記》，有沒有對個人世界和心態產生一些影響？

馬莉：它肯定不會改變我的人生。我本意想記錄人群，也希望利用攝像機成為我重新觀察世界的方式。記錄精神病患者也是一樣。《囚》這個片名並不簡單指他們被放進去，被囚禁。對我來說，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張網，這一張網囚著我們的身心，我們終其一生都試圖擺脫它。但是它總是在那裡，只不過每個人的網是不一樣的。

《囚》劇照

春媚：心理諮詢和寫作這兩個領域對我來說都是新的事物，我又找到了令我滿足感非常深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精神病院待的這一段時間，和病人朝夕相處的這段經歷——說的有一點大，但我確實是這麼感覺的——讓我體會到人世間的悲苦，讓我變得很柔軟。慈悲不是說由上而下的俯瞰人間式的慈悲。我之前的經歷在美國的背景下是比較精英的、比較簡單的：「常青藤」研究生院畢業，來自東岸。儘管美國教授的工資處於社會中下層，但從知識結構上是屬於精英。我對社會的複雜性法，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人世間的這些悲苦、生老病死，都缺乏了解和共情。這個經歷讓我對人有了深深的共情和慈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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