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對日媾和的關鍵一年，汪精衛的思想發生了什麼變化？

1937年12月至1938年12月，是汪精衛在國民黨中的最後一年。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青年學者李志毓看來，這一年，汪精衛在持久戰、對於國際局勢的判斷、焦土抗戰等問題上，都表現出與蔣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這一年中汪精衛思想的變化與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是了解汪精衛對日妥協乃至走上漢奸道路的關鍵。

1938年11月15日，潛赴上海的高宗武（左二）、梅思平（左三）等與日本高級特務今井武夫商談汪精衛集團投敵事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是汪精衛在國民黨中的最後一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乘飛機秘密離開重慶，來到雲南軍閥龍雲控制下的昆明，十九日又從昆明飛往越南河內，脫離了國民黨中央，也脫離了自己在抗戰中的國家。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在河內擬就致中央黨部蔣中正、中央執監委員等電，主張響應日本首相近衛聲明、對日議和，次日在香港發表，史稱「艷電」。次年一月，他被開除國民黨黨籍，離開了他為之奮鬥了三十年的國民黨。隨後又被加以「漢奸」之名，使他至今仍以「漢奸」的形象，在中國家喻戶曉。

在汪精衛出走前的最後一年中，他在持久戰、對於國際局勢的判斷、焦土抗戰等問題上，都表現出與蔣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這一年中汪精衛思想的變化與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是了解汪精衛對日媾和的關鍵。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淞滬抗戰失利之後，求和的聲音開始在政府、甚至軍隊中擴散出來。十一月二日，日本廣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議和條件，德國大使托德曼受日本之託，於十一月五日面見蔣介石，轉告了日方的和談條件。日本此次提出的條件為：內蒙自治；華北自治；自偽滿洲國至永定河劃為中立地帶；擴大淞滬停戰協議所劃之中立地帶，以國際警察維持治安；中日經濟合作，減輕日貨關稅；取締排日及抗日教育；共同防共等。

在黨政高層中，主和之人已不僅有汪精衛、何應欽，孔祥熙也開始極力主和。蔣介石在日記中說：「老派與文人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又說：「各將領戰意全消，痛心盍極。……敵軍實無攻京決心，惟我軍太無力量，敵人雖欲停止亦不能止矣」；「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甚若輩，毫無革命精神。」

政府機關遷到武漢之後，求和的空氣更是日益濃厚，人們開始在私下議論，汪先生是否會回南京主持議和。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在漢口中央銀行舉行會議，陳克文日記中寫道：「會場中少不免又涉及傷病、難民、交通、後方秩序諸問題。這幾乎是每有會議必定提到的，並且照例有許多令人傷心嘆息的報告。報告完了，必以『中國那得不亡』、『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等等憤慨語結束。今日說這話最多的是孔副院長，其次是何應欽部長。」

1938年，日軍三光政策下的廣州。

更嚴重的問題是，戰爭持續了三個月之後，確實造成了汪精衛當初所預料的問題，東南富庶之區淪為戰場，軍隊淪為土匪，民窮財盡，而中共政權反而得到發展和鞏固。蔣介石在十一月的「本月反省錄」中寫道：「抗戰結果，東南財賦之區，反成散兵游勇搶劫之場，此乃戰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無逾於此。實為抗倭惟一之制（致）命傷也。敗仗計劃應先想到退兵時之搶劫姦淫，毀壞軍紀之凄狀……不懼敵軍攻陷而患在潰兵自亂搶劫，此幹部無力、教育無方之過也。」

戰爭徹底暴露了國民黨的空虛和腐敗，使很多人都灰心失望起來。谷正綱說「我再也不願談黨了」；陳克文說：「這一次戰敗，國民黨恐怕再也不能抬頭了：戰爭中始終看不見國民黨的活動，其它各黨各派卻乘這中心勢力削弱的時候，大事活躍。許多人彷佛都在說，國民黨不成了，共產黨快要起來了！戰敗的結果，喪權失地固不必說，內部的分裂衝突恐怕來得更加可怕。」

蔣介石也考慮到，長期抗戰可能會帶來的最壞局面將是：一、各省軍閥割據，國內分崩離析。二、共黨乘機搗亂，奪取民眾與政權。三、散兵游勇，到處搶劫，民不聊生。四、人民厭戰，共黨煽動，民心背棄。五、政客反動離間，各處偽政權紛起。六、各國與日本共謀瓜分中國。七、日、俄以中華為戰場，使中國陷入西班牙一樣水深火熱的地位。八、財政枯竭，經濟崩潰，社會紛亂。

在陳克文日記中，清楚記述了國民政府和黨政職員在戰爭考驗下的衰亡之勢。到了危急時刻才發現，平時政府的工作報告全屬子虛烏有，所有保甲組織，壯丁訓練，都是有名無實，「不切實，慕虛名，上下相欺」。黨政人員撤退途中仍不忘攜妓跳舞，屢禁不止。而「領袖命令別動隊偵查黨政人員有無不正當的娛樂行為，他們（自己卻）都在旅館裡開了許多房間，叫妓賭錢，終夜的跳舞，正經事一概不管，只知捏造是非，混淆黑白。」種種現象，讓陳克文徒然感慨，國民黨靠這種人做下級幹部，「早已自挖墳墓，現在是待敲喪鐘的時候了。」

陳日記中又寫道：「首都陷落後，各省政府均作遷移之準備，從無作誓死守土之準備者」，「準備遷移」，易言之，就是放棄土地。「可嘆者，到處並無劇烈抵抗，即入敵手。敵大有傳檄而定之勢，而負守土責任之長官，更無一人為之犧牲者。……（皖南各縣）許多縣長從無一人被難，皆謂已遷移某處辦公。」戰敗之際，尚有人不忘大發國難財：「粵人集資購高射炮，每尊價八萬元。經手者囑洋商列單十四萬元。洋商怒而毀約。又洋船運輸軍火，經手人索扣頭（回扣），事亦決裂。」

又據說，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向美國訂購飛機，所得均速率最劣之舊機；唐生智匯款四十萬元到香港，恐是奉命衛戍首都所領之軍費。種種令人傷心頹喪的消息，在政府內流傳著。而黨政職員，繼續過著呼妓打牌的生活，以汪精衛最親近的秘書——曾仲鳴為首。陳克文日記中寫道：「晚飯後，至仲鳴寓所明德飯店，與仲鳴、政綱、彥慈打牌。仲鳴所呼之妓至，不便阻人好事，遂散去。汝珩、廣霖近日盛談此道，想亦過著風流生活。彥慈新買一鑽石戒指……謂恐法幣將來變成廢紙，好將此變賣逃生。」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恐慌與求和的空氣，立時瀰漫在國民政府之中。

1939年的汪精衛。

陳克文在日記中記述了人們的悲觀失望之情：「戰事初發生時，許多人說，敵人要攻到南京，最少需要三年功夫，死五十萬人。外國顧問也如此說。及滬戰失利，南京守土將領又說最少可守三個月。想不到才四個月，敵人已經攻到南京。敵人攻南京不過四五天便告失守。滬戰初期，舉世刮目相看，不圖一經敗北，勢如山倒，一至於此。南京失守後，武漢、長沙均立起恐慌。今日遷移之人，絡繹於途。……長沙如更失陷，則國民政府尚能有托足之地耶。喘息未定，敵已跟蹤而至，我能往寇亦能往，以中國之大，彷佛已無吾人託身立命之所矣。」

又說：「朋友見面，都互相問道，有何消息，有何特別消息。此所謂消息，此所謂特別消息，是指與敵言和方面的多。……現在都似乎希望直接與敵言和。其實在此局勢之下，已無言和之可能。於是大家……便深深嘆息要做亡國奴了。」

汪精衛原本是黨內對日妥協路線的代表，此時主張求和的人，無疑也將希望寄托在汪身上。但因為蔣的堅持主戰和蔣在中央的主導地位，加之日本已宣布佔領南京後將不再承認南京政府，此時若堅持主和，不免有逼蔣下野的嫌疑，汪精衛也有此顧慮。他於是想到，不以南京政府出面，而由他來組織政府外人士出面求和。

蔣在日記中說，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汪向蔣提出「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但蔣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蔣又寫道：「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此時若果言和，則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且內亂益甚。彼輩只見其危害，而不知敵人之危害甚於我也，不有主見何以撐持此難關耶！」

蔣認為，敵人越向中國內地推進，就越會因兵力分散而陷入困境，「必使敵人再進一線，使之更陷於窮境，則國際變化如何固不可期待，而倭寇弱點必暴露更甚，敵軍兵力亦不勝布置，不僅使之進退維谷，而且使之疲於奔命，如此各國必乘其疲而起矣。」

可見，汪精衛與蔣介石對於抗戰之觀點的根本區別在於：蔣始終認為，以日本的國力和民力，不可能持久作戰，只要我們能持久，能堅持，即使我國陷入危殆，敵人最終也會被消滅。打持久戰，除了在時間上要長期抗戰，消耗敵人力量之外，還要在空間上牽制敵人，「使敵在廣大區域駐多數兵力，使之欲罷不能，進退維谷，方能制敵之死命」。而如果一旦中途求和，在國內政治分崩離析和民族主義情緒普遍高漲的形勢下，國民政府必將在內外交困中垮台。蔣甚至認為：「外戰如停，則內戰必起，與其國內大亂，不如抗戰大敗。」蔣試圖以民族矛盾轉化內部矛盾，借領導抗戰、抵禦外侮增強內聚力，提升國民政府的政治認同。如果抗戰勝利，中國政治統一將就此完成，而國民政府將擁有無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而汪精衛則聲稱：「有人說道：『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為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為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卻以之為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而抗戰；以抗戰為對內統一之手段，我絕對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汪認為，如果戰爭持久延續，「中國決不能僥倖成功」，因為持久的抗戰必使中國陷入分裂和混亂，戰事愈延長，「中國國民愈窮，財愈盡，共產黨人愈有憑藉。」即使國民政府領導抗戰成功，其實力已經從內部被掏空，將來更無法應對共產黨的挑戰。汪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敗的結果，是國民黨政權垮台，共產黨乘機上台。和的結果，國民黨政權不會受到挑戰，傳統中國的鄉紳統治結構和社會秩序、文化秩序不會被顛覆。這是汪主和與蔣主戰之考慮的根本不同之處。

南京陷落後，日本又托托德曼向中國政府秘密提出媾和條件，且較前更加苛刻，除締結共同防共協議，劃若干區域為不駐兵區域，中日滿經濟合作等條件之外，又增加賠款要求。並表示，不能先行停止軍事行動，如果中國正式派員向日本表示願和之後，停戰協議可以考慮。

十二月二十七日，與托德曼見面的孔祥熙將此停戰條件提交國防會議常務會議討論。黨中高層多主議和，于右任等人批評蔣介石之主戰是「優柔而非英明」。蔣則認為，「本黨老糊塗，亡國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蔣向主和最力的汪精衛、孔祥熙坦言：「國民黨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求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敵，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我國家與民族永遠之束縛。若果不幸全歸失敗，則革命失敗不足為奇恥，只要我國民政府不落黑字於敵手，則敵無所憑藉，我國隨時可以有恢復主權之機。」最終蔣、汪、孔商議決定，堅持抗戰，不理敵人所提之媾和條件。

國際局勢方面，在缺乏「持久戰」的信念之外，對於國際局勢的判斷，也是促使汪精衛求和的重要原因。自從抗戰全面爆發以來，中國就在努力爭取國際社會的援助和國聯對於日本的制裁。但事實上，自抗戰爆發以來，英美在遠東一直推行著對日妥協的政策。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自《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第五章的第一小節，該章標題為「去留：汪蔣分歧」，分「汪、蔣與持久戰」、「國際局勢」、「焦土抗戰」、「被辜負的誠意」四個小節展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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