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玩」與文人生活美學

「清玩」,又稱「清供」或「清賞」,是指那些不切日用、非飲食起居所必需的美好之物。因其不切日用、非飲食起居所必需,故常被視為「長物」,亦即「多餘之物」;又因其多餘而美好,也就是超越食色之欲且富於審美品質,所以就被冠以「清」的名號。

「清玩」的歷史頗為久遠,名目亦浩繁多端。自六朝以降,它就逐步成為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消閑娛情的重要對象;其包羅的範圍,也從文房器具、書畫、古董、金石漸次拓展到奇石、異香、林壑、酒茗、卉木、禽魚,乃至窯器、漆器、竹器、錫器等。到明清時期,「清玩」更是別開生面,不僅凸顯為文人生活中賴以消遣自適、構建藝術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資源,而且成了藉以確證身份、標榜風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正如時人所謂,當日雅俗之分,就在於「清玩」之有無(吳其貞《書畫記》)。因此,即便資用不豐的貧士,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孫枝蔚《塒齋記》)。就此而言,明清文人間蔚然成風的流連「清玩」、醉心「清賞」的生活時尚,為我們體察其生活美學的觀念、智慧和方法提供了絕佳門徑。

聲色之外:感官的開發與完善

閑賞「清玩」,是人與物的互動。陳眉公在《小窗幽記》說:「清閑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須以閑人做閑事。」他所說的「閑事」,就是把自己浸潤在清雅幽遠的「清玩」之中,使感官與身體獲得充分的快適和愉悅,如「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幾微塵,洗硯宿墨,灌園中花,掃林中葉」等,然後「覺體稍倦,放身匡床上,暫息半晌」。

據此可知,「清玩」之「玩」,並非與對象隔絕的靜觀式審美,而是感官乃至身體全面介入,從聲、色、嗅、味、觸等感官知覺到肢體律動,充分發現、體驗和佔有對象之美。公安才子袁宏道說自己畢生追求的「真樂」有五,首屈一指便是「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與龔惟長先生》)。這看起來頗有縱情聲色的嫌疑,然而他所言的「極」,並不在於持續強化和滿足食色之欲,而是積極開發自身感官知覺能力,拓展生活經驗的廣度和深度,進而超越聲色,與「物外之趣」相逢(《敘陳正甫〈會心集〉》)。這種「物外之趣」,就是萬物及世界的無限豐富性和可能性。它如同清人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所說的美人之媚態、火之焰、燈之光、珠貝金玉之色,「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難以理性和文字曉諭,卻可以感性的方式抵達。

而「清玩」之「清」,亦即對象所引起的美感,也不止於其本身質料、色彩、形式層面所引發的快感,而是立足於此,在人與物的互動中,喚醒更具創造力、想像力的積極審美體驗,為人超越聲色,擁抱聲色之外無限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架設了津梁。如宣德銅爐,「薰燎既久,敷色漸磨,銅質顯露,如良金在冶,晶光發越,寶焰陸離,莫可雲喻」(項元汴《宣爐博論》);如宜興紫砂壺,「入用久,滌拭日加,自發閧然之光,入手可鑒」(周高起《陽羨茗壺系》);又如端溪硯,長期蓄養,扣之則「其聲清越」,觀之則「紫氣閃閃,如畫家著胭脂之色」(程瑤田《紀硯》)……可以說,鑒賞「清玩」是生成性、創造性的審美過程。在此過程中,人的感官獲得了充分的開發,並走向完善。

有情之物:營造詩意生活空間

我在《「物」的崛起——前現代晚期中國審美風尚的變遷》一書中曾提出,明清文人生活美學的要旨,在於用「物」來創造一種審美化、藝術化的日常生活空間。生活本身被他們視作施展才華、表現情致、體驗美感的「作品」。這一作品追求的生活情境是「過目之物,儘是圖畫;入耳之聲,無非詩料」(李漁《閑情偶寄》)。

「清玩」自然成為如詩如畫的生活情境的重要構成元素,其品色、形制和位置陳設,都被放置在生活的時間之流和空間布局中精心擘畫。由此,「清玩」也被賦予濃烈的抒情性和表現性。明清之際的沈春澤在為文震亨《長物志》所作的序中說,收藏和鑒賞「清玩」的雅好,「於世為閑事,於身為長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但對反映或洞察一個人的才、情、韻來說,卻必不可少。李漁更進一步指出,器玩的選擇與陳設,在才華和情趣之外,還事關胸中韜略——人若能在位置「清玩」時充分施展才略,「使人入其戶登其堂,見物物皆非苟設,事事具有深情」,那他也一定懷有廟堂經濟的潛質。

從這種意義上說,美就成為貫穿明清文人修身、齊家甚至是經世的價值理念。只要擁有「一段閑情,一雙慧眼」,無生命的物就能充盈勃勃的生機,現實功利世界也會轉化為有情世界。這生機與情趣,自然源於依照美的理想和藝術的法則來營造生活空間的實踐。就這一時期極常見的折花插瓶來說,袁中郎《瓶史》曾謂:「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為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這諸多的機宜與禁忌,正是明清文人審美鑒賞力與藝術創造力在生活實踐中的顯現。

活潑之心:人生境界的開拓

眾所周知,明清是小品文昌盛的時代。而「清玩」「清賞」,則構成了明清小品文的大宗。

小品文之「小」,是相對於經世文章、廊廟文學之「大」而言的。然而,就像林語堂所言,經世文章「禁忌甚多,蹈常習故,談不出什麼大道理來」,反倒是小品文「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自由靈活,「『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一不可入我範圍」,開拓了中國文藝的新境界。

以「清玩」「清賞」為主題的小品文,在這種境界拓展和提升的過程中居功至偉。按照明清文人的說法,「清玩」比之於廊廟經濟,自然是「小道」,但「亦有可觀焉」——人們在「清玩」中所觀所感的,是「古今清華美妙之氣」,它可以拂去蒙在人心之上的食色慾望與世俗功利的塵垢,從而使人展露出自然的、活潑的本心。如同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所說:「坐陳鐘鼎,幾列琴書,拓帖松窗之下,展圖蘭室之中,簾櫳香靄,欄檻花妍,雖咽水餐雲,亦足以忘飢永日,冰玉吾齋,一洗人間氛垢矣。清心樂志,孰過於此?」從活潑的自然本心出發,人生所適,無非趣味,終能突破原始慾望和現實功利、道德的束縛,開闢出一種自由的人生境界。這自由,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而是心無掛礙,「隨心所欲不逾矩」。

當今時代,日常生活業已高度審美化,悅耳悅目之物,聲色各異、名目繁多,並且以幾何倍數日新月異地增長。置身於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物的包圍中,我們如何在物的聲色之外,體驗「清」的趣味、創造美的生活、抵達自由的境界?這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挑戰,也是我們返回歷史,尋找生活美學智慧的契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清之際的日常生活啟蒙與美學轉向研究」[16CZW008]階段性成果)

(作者為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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