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育改革中的企業角色

經過近40年的改革與開放，我國的教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也面臨一些挑戰。例如，我國的教育能否勝任產業升級對於大量高技術人才的需要？能否適應向知識經濟時代轉型對於高素質創新人才的需要？我們認為，這與作為教育需求方的企業是否參與教育改革和發展有很大關係。

在美國5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中，美國企業界不但參與美國教育發展討論，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教育改革。

美國企業界對於教育的角色轉變，即從「配角」轉向積极參与教育改革和發展的「主角」，經歷了一定的發展過程。在早期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背景下，美國的企業界往往只是通過設立各類基金會，以捐贈辦學、捐資助學等形式參與教育實踐。應該說，在整個工業經濟時代，美國的教育基本上滿足了企業的用人需求。

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率先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之後，這種相對的平衡開始被打破。美國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無法在數量和質量上為美國新的產業革命提供充足、合格的人力資源。這種情況恰恰發生在美國近90%的新增工作需要大學或以上學歷的知識經濟時代，既不利於美國的全球競爭，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知識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能提供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高效生產力的人才。對於轉型為知識經濟的企業來說，如果教育不能提供高質量的人力資源，美國企業據此發展、生存的基礎將會蕩然無存。

在生存與發展受到威脅的關頭，美國企業界開始走上教育改革的前台，主動參與教育改革與教育政策的制定。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近十幾年中，美國企業界積极參与並組織了5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在推動教育改革和重塑美國教育政策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1989年第一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

與會者達成了制定全國教育目標的共識

1989年，力爭要當「教育總統」的老布希一上任即馬不停蹄地為推行教育改革而奔波，然而他提出的教育改革法案卻屢屢遭到既得利益團體的抵制。

當時，老布希主要面臨四個障礙，第一是共和黨內部保守派仍然支持減少聯邦政府對教育的影響，反對聯邦政府提出任何新的計劃和改革。第二是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巨大赤字。由於老布希在競選時曾允諾不加稅，因此他沒有更多的資金可用於新的教育計劃。第三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全由民主黨控制，他們不可能支持任何有損教師工會等利益團體的法案。第四是海灣戰爭的爆發使老布希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外交政策。

在此情況下，老布希決心轉向體制外尋求支持。由於1983年美國曾發布過一份有關教育的著名報告《國家處在危險中》，報告用大量數據列舉了美國教育制度存在的問題及事例，因此自那以後，許多州政府紛紛推行了注重教育質量和學校標準的改革，而企業界基於國際競爭的壓力也在呼籲和幫助各州進行教育改革。老布希決心聯合這些力量，召開一次由總統和各州州長參加的教育高峰會議。

1989年9月，在美國《獨立宣言》執筆者傑斐遜所創建的弗吉尼亞大學所在地夏洛茨維爾召開了美國歷史上首次由總統牽頭和49個州州長參加的共商教育方針大計的全國教育高峰會議。會議主席是當時的阿肯色州州長、後來的美國總統柯林頓。為示重視，老布希要求所有內閣成員到會。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會議沒有邀請任何教育界人士（利益團體）；二是除了弗吉尼亞州本地的國會議員外，會議也沒有邀請任何國會議員參加（黨派鬥爭）。這種有意無意的遺漏為其後老布希總統與教育界和國會之間的相互關係埋下了嚴重的後果，尤其是與國會議員的關係。

老布希在開幕式的演講中意有所指地說：「教育決不是共和黨的事，也不是民主黨的事，也不僅是聯邦政府與各州州長的事情，教育是全國的事情。」與美國國會保守態度相對應的是，與會州長中以柯林頓為首的南方諸州的州長對會議的宗旨給予了積極支持。這些州長在後來的20世紀90年代美國教育改革中起了顯著作用。

美國第一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的最大成果是與會者達成了制定全國教育目標的共識，一致認為教育改革應向注重提高學業質量和教育結果的方向推進。會議通過6條必須在2000年前達到的全國教育目標（後來美國國會又加了兩條，共8條）。在3個月後的1990年國情咨文中，老布希將其作為「美國2000年」計劃正式宣布。

1996年第二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

企業界呼籲各州繼續制定高水平的學術標準

第一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提出的各項要求和目標，不僅受到了各州教育行政官員的消極對待，更受到了教師工會的強烈抵制。第一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召開後的7年內，美國僅有14個州制定了參差不齊的州一級的學術標準，教育改革舉步維艱。但是，美國企業界等不及了。

處在全球競爭第一線的美國企業界深深感受到因美國教育質量低劣對美國全球競爭力的負面影響。在耐心等待多年無結果後，他們開始走上前台。

1996年3月，美國IBM公司首席執行官路易斯·卡斯特納（Louis Gerstner）主動請纓承辦第二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美國40個州的州長和45個大公司的總裁齊聚位於紐約州的IBM總部。

與企業界的積极參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教育界的態度，與會的教育界人士寥寥無幾（他們僅是作為顧問應邀出席），可以說是集體缺席。顯然，教育界在整體上對第二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採取了抵制的態度。

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出席會議並發表了繼續推動教育改革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強調，要與美國存在的教育「態度問題」作鬥爭，首次提出「成功和學習的根本決定因素既不是智商，也不是家庭境況，而是個人努力」。柯林頓的這段話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極端分子是「各打五十大板」。與會者通過了支持教育改革的共同宣言，呼籲各州繼續制定高水平的學術標準、制定各種測試和評價標準、建立學校績效問責制。

其中，「建立學校績效問責制」是企業界的要求，因為多年來企業界對教育系統的低效、惰性、不作為等弊端深有體會。他們希望把管理企業的方式運用到學校管理上，引進企業的獎懲制度，以便從根本上提高教育系統的投入與產出效益。

199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

州長、企業界領袖和教育界共商全國教育事務

1999年，美國國會必須對《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再一次進行延期。迫於民眾與社會各界的壓力，美國兩黨在教育議題上的共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在此期間，有兩件事使民主黨備受壓力。第一，1998年《華爾街日報》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41%的民眾認為教師工會是公立教育問題的癥結之一。由於低劣的學校教育質量和教師工會對許多民眾支持的教育改革的多次反對，民眾對教師團體的信任和支持度下降到低點，這就對教師及其代表黨派民主黨產生了巨大的民意壓力。第二，鑒於日益發展的知識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壓力，企業界尤其感到高質量人力資源對國際競爭的重要性。為聲援兩黨的教育改革，也為了平衡教師工會等利益團體的阻撓，1999年9月，企業界又發起召開了第三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這次會議的東道主又是IBM。

這次會議最大的特點是教育界首次派代表出席大會。包括各州州長、企業界領袖和教育界共100多名與會者聚集在一起，共商美國教育事務。由於當時美國已有45個州制定了學術標準，與會者主要討論了諸如向教師提供培訓、向所有學生提供公平機會使他們達到較高的標準、加強學校的績效問責制等一些共同關心的議題，並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2001年第四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

企業界聲援《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

2000年，小布希勝選後即履行競選時的諾言，將教育視為總統的第一要務，全力推動《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的通過。

當時的形勢顯示，美國兩黨在教育改革的主要原則上已達成共識，但兩黨圍繞著諸如擇校、地方靈活性、對失敗學校的處置以及測試等問題的爭議仍然激烈。

在這種僵持的情況下，企業界和民眾的支持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企業界通過遊說兩黨議員、公開發表聲明、召開研討會等形式表示支持教育改革，並專門於《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通過前夕的2001年11月，在IBM總部召開第四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為該法的通過做最後的聲援。最後，「9·11」事件加速了該法案通過的進程。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最終分別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隨即，美國時任總統小布希於2002年1月8日簽署該法案使其生效。作為標誌，美國全國性教育政策從此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形成了。

2005年第五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

企業界呼籲重新設計美國的教育制度

《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的內容主要針對小學和初中，幾乎沒有涉及高中教育。2005年2月，由比爾·蓋茨等基金會贊助的第五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在華盛頓召開。資料顯示，美國高中教育未能向大學和社會提供高質量的人才，美國當時只有70%的高中生能獲得畢業證書。在發達國家中，美國從原來高中生畢業率第一下降到第17位，只有3/10的高中畢業生準備好升大學，進入大學的高中生只有40%最終可拿到學位。

針對這些問題，此次會議主題是重新設計美國的教育制度。比爾·蓋茨在主旨報告中表示，「美國的教育制度是近100年前建立起來的，是針對那時的社會發展狀況而設計的，已完全不能適應今天的時代要求，需要對其進行根本的變革」。

與前幾次高峰會議不同，第五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已經不再糾纏於諸如制定標準和擇校改革等難有結果的老問題，而是提出了非常激進的主張，並要求直接訴諸行動。可以想像，美國已感受到因經濟全球化而對高質量人才需求的壓力。

從上面介紹來看，體制的惰性和利益團體的抵制對美國教育改革起了相當的阻力作用。美國教育改革主要是由企業界、非政府組織、智庫、地方政府和民眾所推動。

作為制衡利益團體的力量，美國企業界強力聲援各州和全國的教育改革，並在多次推動教育改革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此，美國商討重大教育問題的「主角」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政界、教育界和企業界。（作者郭玉貴，系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

《中國教育報》2017年07月07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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