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淪陷前夜，北京人瘋傳天津「大捷」，天津人慶祝北平「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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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夏恩

來源：公眾號「鳳凰WEEKLY」（phoenixweekly）

經作者授權發布

恥辱有很多象徵物。對1937年7月29日的北平民眾來說，恥辱是一條麻袋加一盒胭脂——他們不得不用這兩樣家常必備的東西來製作一面敵國的國旗，用以應付即將破門而入的「日本鬼子」，保護自己和家人。

《九月烽火悼邊城》的作者「春風」和家裡仆俑趙媽之間的對話特別具有代表性。在前一天晚上，全家人還圍坐在桌邊，興緻勃勃地講述二十九路軍的「丰台大捷」，就連對時事一向漠不關心的趙媽也被主家眉飛色舞的演說唬得意動神搖，深信第二天就可以「拿回」天津：「那可好了！天津拿回來，我們可以逛天津了。」

可第二天，當趙媽再來端菜送飯時，卻恢復了「恐懼、憂愁」的神色，告訴主人「天津——聽說沒拿回來，今天早晨又聽說連北京也著把了！」被突然起來的淪陷攪得鬱悶沉默的主人不禁反問她：

「那又能怎的？」

「不是」，她說，「我先問先生一聲，先生有個預備沒有？」

「預備什麼？」我問。

「鬼子國的旗啊！」她好像對我的不曉事而表示極度的驚異。

經過這番對話的作者只得佩服「她的本領確比我來得高，我只得垂下頭，加緊忙著用飯，假裝沒有聽得十分清楚」。而此時北平的時勢，「雖然還沒有走到家家掛太陽旗的地步，但是聽說住在西郊西苑、海甸附近的居民，已經是有了頭頂著太陽旗出門的情形了」。

若把時間撥到一個月之前，北平的氛圍可就大不一樣了，那時，人們並不相信這座城會淪陷。

兩名日本士兵擺出一副歡樂的樣子正向一個小女孩詢問盆花的價錢，但小女孩面無表情的臉上卻流露出一種恐懼的神情。供圖/鄒德懷

北平和天津：人們只相信「勝利」的消息

拿到1937年7月8日《北洋畫報》的讀者，會發現自己的眼前是一位裸背回眸的粉紅佳人，皓齒微露，萬種風情。這是頭天晚上報刊編輯職工徹夜趕工製造出的盛夏春夢。作為京津兩地發行量最大的八卦娛樂小報，《北洋畫報》決定用這種活色生香的封面來慶祝自己的十一歲生日。

畫報員工們當然不會想到，這將是這張報紙存世最後一個月，就在他們為報紙祝壽而徹夜趕工時，160公里外的一聲槍響將會徹底終結他們所有的歡樂與希望。不過此時，拿到報紙的讀者所關注的，除了這位擁有完美脊背線條的當紅影星的靚影之外，就是天津最豪華的光明影院將從當天開始連續三天上映的國產三角戀大片《難姊難妹》。

即使是在與盧溝橋近在咫尺的北平，對這聲尖厲的槍響也表現出一種疑幻疑真的態度。當時還是一名學生的鄧雲鄉早晨起來到槐里胡同的「臨時商場」買了一支三星牙膏和一塊力士香皂回家，「初夏光景，天氣不太熱，胡同中很安靜，只是附屬醫院門口停著幾輛等主顧的洋車」。

鄧雲鄉一邊走，一邊「孩子氣地」看手裡買的東西的花紋。就在這時，後面忽然來了一輛賣報的舊自行車，一邊騎一邊喊：「號外，號外，看日本人打盧溝橋的消息噢，看宛平縣開火的消息噢……」

多年後已經是著名紅學家的鄧雲鄉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認為這聲號外的聲音「一下子使我那閑適、出神的狀態幻滅了」。

「開始頭幾天，人們並不完全感到事態的嚴重性，院子中的鄰居們自然是議論紛紛，人們總愛往樂觀的地方想，有的幻想著這是局部問題，很快通過談判就能解決；有的則認為宋哲元二十九軍的大刀隊一定可以打勝仗。」 在鄧雲鄉的回憶中，身邊人似全無戰火將至的緊張。

一位叫王煥斗的作家在7月19日寫給友人的信中特別提到「單看北平的街面，絕對不像是戰事發生了。電車雖然早歸晚出，總沒有停過。賣菜的、賣西瓜的照樣兒串著胡同叫賣。賣小金魚兒的和賣花兒的，仍舊唱著音樂似的調子。」

1937年，北京城內扎堆聊天的女人們，沒有絲毫戰爭到來的慌亂。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即使是日軍飛機發出的轟鳴，也不足以震動北平百姓的耳膜。就像往返於平津兩地的記者范長江在7月25日的報道中所發現的那樣：「七七事件後，日本飛機常在平市上空飛行，市民看慣了，聽到機聲，也不甚驚異了。民二十二年塘沽協定時，平市市民初受外兵之恐駭，逃難者至多。今次則除少數優裕階級外，中級以下市民，普遍有了深一層的覺悟，日軍進迫無已時，大家如果不能有辦法，逃到那裡也是問題。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對於頭上的飛機也若有若無的馬虎視之」。

范長江形容普通百姓那種「深一層的覺悟」，倒毋寧說是一種「可疑的興奮」，混合著聽天由命的無奈，曖昧不清的希望和自欺欺人的樂觀。

盧溝橋事變後北平外圍戰事的真相，無論是雙方開戰的勝負，還是內部談判的過程，民眾無從知曉。他們所擁有的只有各種不確定的消息。而這些消息幾乎都被人為加工成讓人樂觀的謠言。

同樣是報紙的號外。如果說7月8日的號外給鄧雲鄉帶來的是戰爭爆發的真實消息，那麼7月28日的號外給民眾帶來的則是虛假的希望。汝龍在《這會是真的？》里惟妙惟肖地描寫了一個頭戴破斗笠的「菜色面孔」的孩子，一邊咽下大口的雨水，一邊高喊著：

「誰瞧我這號外要不高興，我就砍掉腦袋！」接過報紙的人「眼光只在上面瞥了一下」，就露出興奮的神色：「喝，怎麼回事？可不得了，佔了丰台！這消息不會假，早晨就有了這傳言了。哈——」

這個虛假的消息讓北平城的普通百姓們陷入狂喜狀態，「狂笑，高喊，一片尖銳的鬨笑聲浪，從這個屋脊爬過那個屋脊，夾雜著炮聲、槍聲、機聲，奏起一種無名的音樂」，因為躲避空襲而沉寂的街道，也被這樣一則樂觀的謠言攪起一鍋沸騰的濃湯。

雨中行人忙著雇車將這個興奮的假消息傳遞到全城各處，拉洋車的車夫也樂於拉著謠言四處奔跑，「這年頭兒，您別講價，坐上車愛給多少隨您便。」一群樸實強壯的工人在雨天光滑的柏油路上蹲坐著，圍著一位「鼻樑上架著一副大花眼鏡的老者」，聽他「慢條斯理」的重複這條報紙上的謠言：「我軍今晨八時半克複丰台！」

1937年11月27日，北京，農民將自己的豬綁在獨輪車上離開。盧溝橋事變後，大量的車輛被徵用，獨輪車成為難民背井離鄉的重要載具。供圖/AFP

「號外雪片飛來：進佔廊坊，天津大勝，收復通縣等等。連最好懷疑的人聽到南京電台的廣播也放心信任了」，被虛假謠言埋葬的北平城陷入了末日前最後的狂歡。那些號稱進城來「換防」的二十九軍殘兵敗將也被捧為勝利的英雄：

「忠勇的將士！年輕人腿快，一口氣跑到前門大街。喝！人如蝗蟲樣地擠成一堆，互相簇擁著，嘈雜地吵嚷著想擠到最前面去，大雨滂沱中，緊緊圍著那群醬紫臉膛的兵士。這些硬朗漢子忸怩地受著眾人的慰問，啜飲那些好心店伙送來的汽水梅湯，或暢嚼大塊的麵包牛肉。」

吹噓誇大本來是軍中的常態，用於打發行軍時的無聊和消除戰鬥前的緊張情緒，但這些受到狂歡情緒感染的殘兵敗將在民眾面前大肆鼓吹的誇張事實，卻被民眾當成真相接受下來。他們「口沫橫飛地述說他們的戰場經歷，怎樣的一刀砍兩個，怎樣的將敵人的頭顱削去一半」。聽眾們則對這些浮誇之辭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嘶啞的叫好。

1937年，上海街頭被抓的日本女間諜。日軍間諜攜帶大量法幣潛入金山衛一帶，用金錢收買當地人，收集海水水深、水流等登陸需要的數據。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這種不切實際的集體狂歡讓經歷過真正戰爭的士兵們也困惑不解，就像一位山東口音的士兵對同袍所說的那樣：「不行了，我高興得有點兒怪，我想弄把刀刺死我才痛快！」民眾自動屏蔽了那些不利於勝利謠言的戰敗真相。當兩個士兵慘笑著告訴別人：「一連人就剩了我們倆——」時，幾乎無人對他們的坦誠做出正確的反應。

真實的失敗的陰霾都被虛幻的狂喜驅散了。以至於第二天清晨，北平的百姓們看到二十九路軍深夜撤退時留下的一地空蕩蕩的狼藉，仍然不願相信昨日的勝利狂歡不過是假象。

「那些蒙在鼓裡的北平市民，依然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清晨，成群結隊地等候報童將二十九軍攻下丰台、廊坊以至於楊村、天津的號外送來」，恰如化名「春風」的作者在《九月烽火悼邊城》所發現的，人們開始為這種劇烈的反差尋找一個合理的原因。

許多人認定先前勝利的消息是真實的，但因為被北平城裡的某位漢奸出賣，才被迫撤軍。一些人開始咬牙切齒於在那個「姓張的」：「什麼事都是壞在姓張的手裡，從古來起，張邦昌、張士貴、張宗昌……恰好最近又有一位。」

1937年，上海，醫院在被臨時徵用的場地設置了病房，途中大多數人都是戰爭傷患。突如其來的傷患人流幾乎耗盡了所有醫藥器材，而只有少數醫院才有適合的器械與合格的醫生為傷者進行重大手術。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人們無法從撤走的中國軍隊上再得到大捷勝利的幻想，因此只能乞靈於即將進城的日軍殘破衰相作為自我安慰的來源：「如日兵向我商家哭訴厭戰，如載重汽車專運日兵陣亡頭顱，如日軍官佐於天壇自縊，如日使館屢次追悼陣亡將士……諸如此類，映入市民耳目，能得無上安慰」。

其中傳得最繪聲繪影的，就是日軍官佐天壇自縊的謠言，上吊自殺的軍官從幾人到十幾人，再到「敵屍累累」。一位自稱翻牆目睹真相的人宣稱「最慘的是一個年輕軍官，似乎剖了腹又上吊的，手裡緊執著一張紙片，上寫：『不願再為日本人』。還有一個靠著一株柏樹勒死的。就在他的身旁樹上，颳去樹皮，用鋼筆之類寫著一首絕命詩」，這個人不僅將這首絕命詩「翻譯成七言絕句」，還補充說這名軍官叫「田中誠一郎」。

無論是咒罵漢奸讓所謂的勝利功敗垂成，還是繼續製造日軍衰敗厭戰的謠言，都無補於北平已經淪陷的事實。

天津在北平淪陷的次日落入敵手。當北平市民們瘋傳天津大捷時，天津的民眾也在陷入北平勝利的欣喜。

「中國兵奪回了日本無理佔據的新軍站，東車站，圍上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兵營和日本租界，東局子日本飛機場也被包圍了，奪獲了四十多架飛機」，刊載著這些謠言大勝消息的號外，在短短几分鐘內就由一枚銅板漲到四大枚，但仍然供不應求。平津之間每天往返的火車將雙方流傳的謠言帶到對方的耳朵里，從而又為謠言披上了一層真相的偽裝。

最初的議論紛紛、聽天由命的鎮定自若、槍炮聲中的恐懼和沉默、被謠傳的勝利激起的狂喜，以及淪陷後的自我安慰和苦中作樂，等等這些心態和行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戰火迫近下的其他地方反覆搬演。

上海：日本人怎麼敢打「遠東第一大都會」？

戰爭對上海的市民來說，同樣是突然降臨的。

一個月前，他們剛剛從報紙上看到七七事變和平津相繼淪陷的消息。最初，他們還認定這不過又是一次「九一八」、一次「華北事變」。上海市長俞鴻鈞在8月9日虹橋機場日兵被殺事件後發表的講話表示「中日雙方都應該保持鎮定，以防形勢繼續惡化」。

駐守上海的將軍張發奎受到西方記者採訪時，他明確地表示上海不會受到日本進攻。當記者進一步追問他為什麼不會時，他只是笑一笑回答道：「他們不會。」

1937年8月14日，上海遭到颱風襲擊，日軍旗艦「出雲」號停泊在正對著外灘的黃浦江上。一架沒有完成炸毀「出雲」號任務的中國轟炸機，在返回途中急亂中將炸彈投到租界區。頭兩枚炸彈擊中了位於公共租界商業區的外灘和南京路拐角處的匯中飯店和華懋飯店。700餘人當即斃命。這一天被稱為「血腥星期六」，破除了人們對外國租界裡面平安無事的幻想。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他們不會」不僅代表了上海政軍兩界的看法，也代表了上海民眾的看法。儘管兩者出發點並不相同。對前者而言，他們相信日本已經在一個月前佔領平津，並且在華北地區大力推進，要消化這些新征服的地盤，建立傀儡政府，至少要像東北那樣需要一兩年的時間。他們的雙手還不至於染指到江浙地區。

日本的駐滬外交官一再向中方表示他們並不想擴大戰事。船津辰一郎與高宗武在8月9日的會面明確提到「政府的方針永遠是不擴大，當地解決。因此，我想就看貴國政府如何處置，或許能夠很容易地局部解決。」這些來自日本外務省傳遞的緩和話語都相當於給上海剛剛緊張起來的局勢注射了一針鬆弛劑。

對民眾來說，六年前「一·二八」事變的前車之鑒雖然仍在，但由於這一事變最後以停戰協定的方式得以解決，所以人們相信這一次仍然可以得到「和平」的解決。

上海畢竟是世界級的摩登都市，是西方租界的所在地，它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國際的神經。日本人不至於冒西方列強之大不韙進攻這裡。因此，除了一些敏感的人發現日本僑民從7月23日開始就乘船陸陸續續大規模撤走，上海的市面上一切安素如常，摩登男女出入於娛樂場所，舞廳里舞步飛旋。

在這些上海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當然也包括考試。8月12日是上海各大學招生考試的日子。這天早上七點，一位叫沈祖礽的考生就抵達同濟大學設在江灣鎮火車站對面的考場。八點鐘，數學試捲髮下去了。全場鴉雀無聲，埋頭答題。但到九點鐘時，主考官突然進場宣布，數學考完後，其餘各科考試不再繼續，回家等候通知。

寧靜的考場霎時鼎沸起來。又過了半個小時，主考官再次趕來宣布：「因時局緊張，考試暫停，改日舉行。」考生們不得不離開考場，前往對面的江灣火車站乘車回家。

直到此時，他們才發現戰火已經迫在眉睫。從炮台灣開往寶山路的火車已經全部被乘客擠滿，售票口也關門了，火車站一片混亂。沈祖礽和大部分考生不得不用雙腿沿著江灣路走到虹口公園，在那裡乘電車回家。

炎炎烈日下，這些考生們大汗淋漓，衣服濕透，但縱使如此，沈祖礽發現他們的境遇仍然比那些肩挑行李、扶老攜幼奔向租界區的難民要強得多。次日，中方軍隊開進上海，戰鬥開始。這場意想不到的戰爭終於降臨在上海民眾的頭上。

在臨時徵用的辦公室里修整的上海守軍。這群年輕人讓日軍在中國土地上遭到了第一次強勢抵抗，徹底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之後的事情一如平津的翻版。儘管上海華界整個浸泡在血海中，但前方記者頻傳的捷報仍然讓許多人保持高亢的樂觀情緒。

這種樂觀一直維持到12月中國軍隊撤出上海為止。面對殘留下的廢墟和屍體，上海民眾這才理解當初那種認為戰爭不會到來，即使到來了也持續不久的僥倖心理是多麼的天真。

日軍並不會因為上海是遠東第一大都會，在西方世界矚目之下就畏首畏尾，對其心慈手軟。所有先前僥倖的預估和判斷都在「大道政府」的太極旗升起來的那一刻化為烏有。但這種僥倖心理並沒有因之消散無蹤，相反，它改變形態向其他地區擴散開去。

1937年，上海，被日軍轟炸後的街道。戰爭的到來導致這個遠東第一大都市的商業幾乎完全停擺。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南京：政府是絕不會放棄首都的

「南京雖然時時有炸彈襲來，然而南京的居民，卻鎮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樣」，《大美晚報》的記者如此報道日機空襲下的南京如何「平靜一如往昔」。

與久經戰亂威脅的北平不同的是，南京人這種安之若素的平靜心態，被歸功於南京極好的防空設備，「可算是全國各城市中最鞏固的」。有「確切數目當然是無從知道，總之是許多許多架，是專門用來半路截擊來侵襲的日本轟炸機」的驅逐機。即使日本轟炸機沒有被這些「很多很多架」驅逐機截住，設在城郊和各處的高射炮也會把它們射下來——首都庇蔭下的南京居民的僥倖心理絕不亞於戰前的上海。

他們相信最好的防禦設施、軍隊都彙集於首都之中，政府是絕不會放棄首都的。他們絕不會想到四個月後，這裡將化為人間地獄。

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所在，上海是世界級的經濟都會，它們的僥倖是倚仗自己太過重要，以至於日軍會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但與之相比，其他地方的僥倖則是因為自己太不重要，所以根本不會引起日軍注意。

豐子愷居住的桐鄉石門鎮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當上海正遭受累日轟炸時，豐子愷正在家裡大排壽宴，宴請賓朋。

「真的！炸彈很貴，石門灣即使請他來炸，他也不肯來的！」「他們打到了松江、嘉興，一定向北走蘇嘉路，與滬寧路夾攻南京。嘉興以南，他們不會打過來。杭州不過是風景地點，取得了沒有用。所以我們這裡是不要緊的。」

這種僥倖中甚至還有超自然的成分：「杭州每年香火無量，西湖底里全是香灰！這佛地是絕不會遭殃的。只要杭州無事，我們這裡就安全」。就像前面所寫到的那樣，這番談話的八天後，石門鎮遭受首次空襲，17天後，日軍殺進城鎮。又過了一個月，12月24日，杭州淪陷。

江陰人一支槍，無錫人一枝香

危機關頭，人們往往會從歷史記憶中尋找相似點，以期獲得某種可以應對現實的經驗。但歷史與現實並不相同，所以過去的救命稻草放在現實未必是護生良方。無錫和江陰在面對日軍入侵時的不同反應，可謂典型。

「無錫有一句從清初傳到現在的俗諺說：『江陰人一支槍，無錫人一枝香』，這意思是說無錫人抵禦外來的侵害，只要一枝香就夠了。因為清軍入關，江陰以孤城抗拒，死傷無數，無錫人卻毫無損害，這就是『一枝香』的功效」，一位駐守無錫的記者正明寫道。這種對「一枝香」靈驗效應的篤信，讓無錫人在日軍入侵時仍然如法炮製：

「『一二八』之役，無錫全城舉行盛大的佛事，當時無錫卻僥倖的毫未受驚。這種種加強了無錫人迷信的心理。所以『八一三』大炮一響，無錫人的念佛運動也跟著瘋狂地盛行起來，香燭煙霧濃厚不亞於放煙霧彈，鍾鈸佛號之聲也不遜於飛機的吼叫。」

儘管一些有識之士動員無錫當地鄉紳捐款購買高射炮，但卻被「高射炮買來了，戰事倒停止了，錢不是白花嗎？」為由拒絕了，於是，滿城香燭的佛城無錫，在幾乎沒有空防設施的情況下，從10月4日到11月13日，40天的連續轟炸讓無錫成了一座「死的空城」，「據事後幾個從無錫城外附近逃出來的同鄉說，他們走幾十里路沒有看見一棟稍好的房屋，城中是蜿蜒著一條火龍，這條火龍是在哪天熄滅的，沒有人知道」。

1937年，因淞滬會戰搭怡和輪船公司「吉和」號逃難的上海難民，這艘輪船的目的地是漢口。他們想不到的是，僅僅在一年後，漢口就將被日軍佔領，他們中的大多數又將成為難民。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與之相對的是，江陰人確實回憶起明末孤城抗清的往事：「閻應元典史率領全縣父老死守孤城八十多天，到城破那天則全數殉難。現在這一段悲哀而光榮的歷史，還深深的印在全縣人們的腦海里」。

面對日軍的洶洶來襲，江陰守軍恪守三百年前孤城死斗的決心，日機每次來犯，都被高射炮擊退，只能高空投彈。

強大的火力迫使日軍不得不暫時退避。即使在中國軍隊受命退出後，東鄉二百名壯丁仍然基於愛國義憤集合起來，憑藉軍方留下的工事殊死抵抗。儘管只有六人倖存，其餘皆壯烈犧牲，但當日軍在付出極大代價佔領這座城市時，才發現自己手中的不過是一座空城。

抵抗者的犧牲為軍民的轉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撤退有計劃，有秩序」。儘管城市在敵軍的復仇掃蕩中化為一片瓦礫，但抵抗的力量保存下來了，民眾的生命也得以保全。

無錫和江陰的事例足以說明，歷史經驗與現實並不合轍押韻。1937年中國百姓所見到的，是一支極具破壞性的大軍，所過之處，人畜不留。「空城」「死亡之城」之類的描寫在1937年中國人的親歷敘述中比比皆是。

淪陷的恥辱：漫天飄揚太陽旗

幾乎所有北平老百姓都將「鬼子旗」當成一個被逼無奈的鬧劇。從材料和顏料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民眾對被迫懸掛敵國旗幟的無奈和憎惡：麻袋片、白紙、白麻布等等，只要在上面畫個紅圈就應付了事。

從表面上看，似乎北平淪陷後平民的生活一如往昔，但仔細觀看就會發現，在醬園的旁邊站著一名日本士兵，正在監視著街上往來的每一個中國人。街道兩旁的店鋪大都沒有開張。供圖/鄒德懷

在鎮江，甚至用塗著紅膏藥的白紗布纏在臂上，假裝戴上了日本旗袖箍。民眾抓住一切機會嘲笑這個敵國的象徵。在對八卦花邊新聞有著特別愛好的天津，一家服裝店曾經特別推出了一種汗衫，上面畫著一位妙齡少女，在炎炎烈日下打著一把陽傘。

這種汗衫被理所當然地稱為「抗日牌」，熱銷一時。店家老闆因自己的小聰明大發橫財，也倒了大霉，他和店中夥計被日本憲兵拘捕起來，關押多日才被釋放。

粗製濫造的日本國旗四處飄揚，再加上一些不願懸掛日本國旗的高等學府門前飄揚的英美法等友邦國旗，讓四十歲以上的人產生了某種時光錯位。

在他們看來，漫天飄揚的敵國旗幟，一如37年前庚子國變時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的情景。如今發生的一切不過往日重現。

《國聞周報》的通訊員魯悅明在《籠城落日記》的最末特意提及這次淪陷讓人想到「庚子之變」：「五色旌旗成列國，萬家燈火盡夷人」。就像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描寫的那位李四爺，站在槐樹下用凄涼的聲音招呼街坊鄰里：「預備下一塊白布吧！萬一非掛旗不可，到時候用胭脂塗個紅球就行！庚子年，我們可是掛過！」

對比於淪陷後的恥辱，戰爭前夕普遍的樂觀心態很容易被從未經過戰爭的人視為自我欺騙，甚至用事後之明的視角，認定這種盲目的樂觀和天真的僥倖根本是養癰為患。

1937年，黃浦江岸邊的船夫，此時正值淞滬會戰，滾滾濃煙在他背後的浦東飄散。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然而如果回到戰爭現場，就會發現對普通人來說，樂觀和僥倖幾乎是他們面對戰爭到來時的唯一選擇。換言之，樂觀意味著某種相信不可能會成為可能的信念，這是支持他們繼續生存的唯一希望。

而僥倖，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只有大人物才有權有資格得到確實的情報，綜合考慮做出有利自身的決定，小人物所能得到的，只有撒胡椒面一樣的隻言片語和不切實際的謠言，而且資金和物力都如此匱乏，即使他們做出最壞的打算，也無力付諸實踐。

他們只能直面現狀，儘力閃避戰爭揮舞的鐮刀，儘力活下去——樂觀與僥倖形成了一層保護膜，在膜裡面，是勉強維持的「正常」生活；而在膜外，則是戰火的摧殘和淪陷的恥辱。

這層保護膜是如此脆弱，只需要一把刺刀、一顆子彈就可以讓它破碎消失。每個生活在戰火中的普通人都不得不用這層膜將自己裹緊，在侵略者的鐵蹄下忍辱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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