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帝國與險境中的藩屬：清王朝的經驗教訓

摘錄

衰落的帝國如何對待處於險境中的藩屬是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因為帝國不總是繁榮昌盛的。出現相對衰落以後，要不要維持以前的勢力範圍是大國普遍面臨的問題。維持朝貢體系有一定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現在看清政府對藩屬的態度，總體比較務實。

衰落的帝國如何對待處於險境中的藩屬（附屬）是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因為帝國不總是繁榮昌盛的。出現相對衰落以後，要不要維持以前的勢力範圍是大國普遍面臨的問題。不僅是清政府，英國、俄羅斯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在中亞地區能不能繼續維持勢力範圍，如果維持，意義何在，以及怎麼去維持，都是俄羅斯需要面對的問題。還有一個受關注比較少的國家沙特。沙特在伊斯蘭世界，是遜尼派的領頭人。長遠來看，相對於正在崛起的伊朗，沙特的主導地位遲早會下降，那麼沙特怎麼維持自己在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主導地位，主導地位對它有什麼意義？諸如此類的案例有很多。今天我講的內容主要針對清政府。作為一個衰落的中華帝國，清政府的藩屬包括越南、緬甸、朝鮮和中亞等國家與地區。當外在強敵入侵藩屬時，清政府怎麼辦的，做了哪些事，怎麼評價清政府的作為。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

蘇聯解體後的中亞

朝貢體系的有限作用

我講的內容主要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勢力範圍到底有什麼用。現在很多中國人特別嚮往以前的朝貢體系、中央帝國，有一批藩屬，但這對清朝到底有什麼用，這個要反思一下。在我個人看來，維持朝貢體系有一定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為什麼這麼說？如果對中央政權有用的話，我理解是兩方面的「有用」：第一個方面的「有用」是藩屬政權對中央王權的進貢承認，某些方面能夠增強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我是天子，四夷來朝」，這對天子的統治是有利的，但不是對國家的「有用」。第二個方面的「有用」是滿足中國人長期以來的面子情結，「我是天朝上國，你們進貢一些奇珍異寶」。

清代乾隆年間《萬國來朝圖》局部

從經濟角度來看，朝貢體系不是特別合算。清朝衰落以前閉關鎖國，朝貢體系是做貿易的主要方式，但因為皇帝給使臣們的賜予遠遠高過進貢，所以這種不平等交易在經濟上沒有太大意義。而且當時也不存在現在的自由貿易體制，例如中國商品大量傾銷到朝鮮或者越南這樣的情況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經濟上，這些藩屬對當時的清朝政府沒有特別大的意義。當時也沒有聯合國，藩屬國不可能通過投票支持的方式來表示回報。清朝末年，清帝國自身就處於相對衰落之中，其藩屬又處於險境之中，所以怎樣客觀看待藩屬對清政府的作用，這本身是一個很大的觀念上、心理上的坎。

清政府務實的戰略思維

現在看清政府對藩屬的總體態度，我覺得比較務實。清政府基本上拋棄了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為我是天朝上國，這些地方是我的藩屬，所以不管有沒有多大的實際用處，我都要不惜代價捍衛我的勢力範圍。」這一點，從當時薛福成和李鴻章的態度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們內心對藩屬的重要性都有一種排序，這種排序是對清朝安全的重要性排序。有些不是那麼重要的勢力範圍必須得放棄——現在看來這個很正常，比如放棄緬甸和琉球。當然有人說清政府不放棄就好了，那樣琉球就是中國的，而不是今天的沖繩了。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很不現實，因為清政府的技術和軍事能力以及當時面臨的四面起火的狀況使得它並不能全力去保護琉球。

李鴻章

所以主導清政府外交的這批人，非常值得肯定的大戰略優點就是，很快拋棄了天朝上國的想法，轉向現實主義的戰略思維。他們思考哪些對我而言是必須要保的，比如保朝鮮。這種觀點可能是錯的，但思維方式是對的。朝鮮跟中國東北挨著，為了保東北這個龍興之地必須保朝鮮，所以對朝鮮採取的措施不是簡單援助，而是深度干涉。對於越南，我們做了一些援助，但最後放棄了。而緬甸和琉球就直接放棄掉。因此，在當時面臨千年變局時，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很快轉向了現實主義的戰略思維，認識到哪些勢力範圍對中國並沒有那麼大的實際意義。而且他們還考慮到一點，如果清政府為了這些藩屬四處開戰，清政府的財政很快就會破產。

鎮南關大捷

在1884年的中法戰爭中，中國勝了。鎮南關大捷後，中國很快就同法國簽了和約。很多人問為什麼不乘勝追擊，把法國人徹底打敗。這都是不了解當時現實情況的說法。就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李鴻章能夠果斷做出「乘勝議和，保住台灣，讓法國人從台灣撤走」的決策，並不是一個錯誤的戰略決斷。法國人已經佔了澎湖，準備把台灣搶走，同時又向越南增兵。而清政府財政極其困難，根本拿不出錢打仗。此種情況下，在清朝自身軍事力量、財政力量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能不能舍、敢不敢舍、舍哪些，從幾千年天朝上國的思想來看，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心路歷程。這是第一點，戰略思維的轉變值得我們注意。

清政府的「以夷制夷」

第二個，清政府所採取的一些戰略措施是什麼，在處理藩屬國問題上有哪些方式值得今天的我們關注和借鑒？第一點是分清輕重的思維方式，從安全形度對藩屬國的重要性進行排序。第二點，清朝政府認識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清政府處理藩屬國問題時採用了今天說的制衡或者勢力均衡的戰略措施，通俗地說就是「以夷制夷」。這種策略不僅用在中國身上，還用在藩屬國身上，比如朝鮮。清政府讓朝鮮跟美國、日本或者別的國家簽協定，給朝鮮國王的勸告是「你可以同時引入好多列強，讓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制衡。我自己力量不夠了，但它們之間可以互相制衡」。

這種方針有沒有起到比較好的作用？應該說有些時候比較成功。例如說在朝鮮，袁世凱通過深度介入朝鮮內政，發揮了事實上的監國作用。而袁世凱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當時英國和日本的支持，特別是英國人反覆說「朝鮮，清政府自己去管，我們支持你發揮宗主國的作用」。英國的意思很明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遏制當時沙俄及日本的野心，所以英國是積極支持的。這是袁世凱能夠深度介入朝鮮的大背景，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清政府在朝鮮的影響力。以上說的是第二個戰略措施：以夷制夷。

清政府的謹慎介入

第三個戰略措施，是根據實際情況謹慎介入，通過內政干涉或者建立緩衝區的方式達到目標。袁世凱考慮到朝鮮的重要性，對其內政進行干涉，比如重要人事的任命、限制朝鮮與其他列強的交往，以及大力加強對朝鮮的經濟控制。這些在朝鮮採取的具體措施，表面上不是監國，但實際上已經是監國。李鴻章覺得直接監國，會有更多負面效果，所以袁世凱只是得到一個駐朝總理交涉通商大臣的職位。對越南採取的措施則是考慮把越南北部作為緩衝區，以達到維護中國邊境安全的目的。

袁世凱

反思

以上是總結清政府採取的三種戰略措施，最後是反思。這些措施最終都失敗了，都沒能實現維持勢力範圍的目標。回過頭去看，中國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在清政府付出這麼多人力、財力甚至軍事干涉的情況下，能不能做得更好？我有一些初步的反思，從三個小點進行分析：

一是從當時的客觀基礎來看，清政府面臨的國際環境太惡劣了，民心向背就不在清帝國一邊，因為當時中國明顯跟西方差距太大。越南國王內心打定主意要跟法國人走，根本沒把自己當成清政府的藩屬；朝鮮也是，向日本學習、跟西方走。在這個大背景下，清朝自身的實力和體制很落後，環境非常不利。那麼有沒有能改變的地方？有，例如說自身體制，這個是自己可以改變的。不能說清政府特別差，我們知道先有洋務運動，後來還有君主立憲的嘗試。但是總的來講，清政府自身體制的調整能力不強。當然這個沒辦法，畢竟是專制政權，要自己放棄權力實在太難了。在自己體制這麼落後的情況下，藩屬國不可能跟你走在一起。這是第一點反思，從客觀基礎上來看，清政府改變自身體制很困難，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二是戰略措施方面，除了以夷制夷，清政府能不能採取與英國結盟或者與英美結盟的政策，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如果與英美結盟能不能決定性地改變很多情勢？如果不能結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英國的目的並不是割走中國的大片領土，主要是想自由貿易、打開中國的市場。同時，英國又是當時的霸權國，與英國結盟相對來說安全性和收益性都明顯高於與其他國家結盟（例如1896年的中俄密約）。從現實國際關係的例子來看，沙特雖然相對衰落，但特別聰明，就是要加強與美國的盟友關係。有這個關係存在，沙特的地區霸權地位一時半會就動搖不了。歷史上，英國也是如此。英國知道美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所以提前與美國搞好關係。當時清政府提出與英國結盟，英國會嫌棄清政府太虛弱嗎？這個都有可以假設、研究的餘地。

鴉片戰爭中在珠江河口擊毀清軍水師艦船的「復仇女神號」

三是戰術策略。中法戰爭上，李鴻章很聰明。但在朝鮮，袁世凱的深度干涉帶來了戰術策略上的問題，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李鴻章的洞見。過深介入藩屬國的內部政治鬥爭，導致不管中國的本意好與壞，朝鮮社會最後都會將責任歸到中國這個外來者身上——畢竟，民族主義在東亞已經開始興起。比如袁世凱為了控制朝鮮就拉一派人，結果這派人都很腐敗，總是跟腐敗分子搞在一起，導致朝鮮內部開化派、改革派的人不滿意，要倒向日本。他們認為，清王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和控制我，根本不是為了我們革新圖強。

最後為什麼沒有控制住朝鮮，而且失去了朝鮮？這也與朝鮮親華派幾次遭到清洗，但我們沒有及時干涉有關。袁世凱在甲申政變時，預感到開化派要跟日本人勾結清洗侵華派，自己就沒去，但朝鮮內部的親華派卻被弄死了很多。袁世凱雖然平定了甲申政變，但跟中國友好的那些人卻基本被清除掉了，包括和當時朝鮮國王李熙的父親大院君（也是親華派）的關係也沒有處理好，出了很多具體問題。在介入程度和時間點，以及怎樣扶持親華派的問題上，都出了不少紕漏。

朝鮮李朝國王高宗李熙（中間坐者）一家，而李熙的父親李昰應也就是大院君。

總的來說，站在當時的背景下，對於清政府怎樣維持自己的地區霸權和保護藩屬的問題，我們要進行更加全面的評價。清政府確實在轉變，但在當時的條件下，轉變過於艱難。有些戰略調整現在可以反思，但在當時很難做到。比如能不能克服某些觀念和心裡上的障礙，例如英國是侵略者，清帝國能否選擇戰略上倒向英國、經濟上選擇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從而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地區主導地位。歷史不能重來，但是，這些問題到現在都可以反思。

（本文系宋偉教授在「戰略圓桌」第一期活動上的發言。編輯：一行）

作者簡介

宋偉，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7年進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本科，本科、碩士、博士都在北京大學完成，博士期間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2007年獲得北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雙博士學位。2007年起留校任教，先後擔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副教授。2015年8月經人才引進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工作，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本科時期起就在國內頂級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到目前為止，已經發表專著兩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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