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的宰相為什麼誠惶誠恐成了完完全全的奴僕

清承明制，也沒有設宰相。清人入關之前，決定國家大事的是帶有部落民主議事遺風的「王大臣議政會議」。在這樣的議政會議上，像范文程那樣的漢族大臣當然是沒有表決權的，清太宗皇太極

而最多只是作為參謀的角色發表自己的意見。

到了皇太極繼承汗位後，范文程才被提拔重用。當時，范文程只是一個小小的章京，但皇太極對他的倚重卻非同一般，甚至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每遇軍國大事，都要與之商量。每議政時，皇太極都要問:「范章京知否？」大臣們遇到棘手的事情，皇太極便會建議:「何不與范章京議之？」甚至范文程因病告假，許多事情也要等他痊癒後裁決。

對於一個漢族知識分子的倚重，皇太極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范文程也確實為大清國的開國洪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范文程升任內秘書院大學士，開始的時候，皇太極對范文程起草的敕書還要過目審閱，到後來，便不再詳審以示完全放心。

而就在同一年，另一個與范文程一樣為大清國開國立下顯著功勛的漢族大臣寧完我卻被罷黜了，丟了二等甲喇章京的職務，丟了田莊與奴僕，又回到昔日的主人薩哈廉貝勒家為奴。

寧完我被罷黜的直接原因據說是因為他沉湎於喝酒和賭博。這是他多年養成的惡習，當然與一名朝廷命官所該具備的品行和操守不相符合。對此，皇太極曾多次加以申飭，但寧完我屢教不改，總是故態復萌。這是清國初年官方的解釋。但事實上，寧完我的性格才是他遭罷黜的最根本原因。

這位與范文程一起最被看好「入閣拜相」的漢臣，性格卻與范文程截然不同。在皇太極看來，范文程溫和內斂、沉毅穩健；寧完我卻急躁狂傲、孟浪輕率。他的進言也往往有一種直逼人主的尖銳，而這當然不能令皇太極歡喜。說到底，大清朝所需要的是唯命是從、百依百順的奴僕，而不是有血有肉、有稜有角、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雖然是異族，大清朝的權力臍帶居然與明太祖朱元璋一脈相承！

到了清軍入關後，清政府也仿照明朝制度設立內閣。內閣票擬批答都要上稟皇帝裁決，內閣的權力較明代已經小得多了。但清代的內閣大學士品秩很高，是正一品高官，清朝的內閣有滿族大學士與漢族大學士各兩名。清宮裡的文華殿、武英殿就是當時內閣學士辦公的地方。這時候因為天下尚未底定，正是用人之際，要收攏漢族人心，所以表面上看，還較平等。內閣事權雖輕，仍是中央的行政機構，對皇帝獨裁多少有點限制。

清帝入關後，從順治到康熙兩代一直試圖進一步削弱內閣許可權。另外，到康熙朝時，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已逐漸減弱，因為要管理的國家事務已經不像在白水黑山間決定打不打仗那麼簡單了，擔任議政王大臣的貴族世爵們不諳國務，卻負有裁議之職責，不免有延誤軍政大事之處，於是，一個新的機構便醞釀而產生了。

據說，清朝皇帝的祖訓是「黎明即起，萬機待理，勤政愛民，事必躬親，子子孫孫，不可忘乎！」所以，清朝的皇帝都比較勤政，清代諸帝都是獨自批閱奏章的。康熙帝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心躬自斷制。」《康熙西巡日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平陽知府秦棠在回答康熙「一日可辦多少件事」的問題時，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幹，詭稱「一日可辦七八百件事」，被康熙抓住了把柄。康熙說:「朕臨御四十餘年，惟於吳三桂變亂時，一日嘗辦事至五百餘件。然非親自操筆批發，尚至午夜，始得休息。」所以，他以為秦棠騙人找錯了對象。

「三藩之亂」時，康熙年僅18歲，精力充沛，當然可以事必躬親，但到後來，事務越來越繁多，精力也越來越不濟，所以康熙帝就在南書房組建自己的秘書處，挑選「才品兼優」的詞臣充任其中官員。這些詞臣一般都是翰林出身，但不分品級，從尚書到編修、檢討，都可入值。他們均為皇帝的親信，被稱為「南書房行走」。他們的職責除了陪伴皇帝賦詩填詞、寫字作畫外，主要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詔令，發布諭旨和處理機密奏章，故而南書房實際上是一個人數不定的非正式的御用機構。

南書房的出現使得部分的機密政事越過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閣，直接由處於皇帝身邊、便於皇帝控制的機構來處理，皇權因而得以大大加強，權力終於從內閣轉到了南書房。

而南書房的設置又成了雍正朝軍機處的雛形。雍正皇帝跟康熙一樣勤政，也是親拆奏摺、親閱親批。尤其是各地直接送達的密折，他都用硃筆一一批閱，而且每折必從頭至尾仔細閱讀。少則二三十件，多則五六十件。這些密折，是在白天坐朝和延見群臣之外進行的，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在燈下批閱的。學者們估計，雍正在位13年中，最保守的看法，至少批發奏摺22000餘件，部本(京官奏章直接送內閣)、通本(地方官奏章經通政司轉送內閣)19萬餘件。

雍正年間，有個叫陸生楠的漢人勸諫這位滿族皇帝應該「無為而治」，不能事必躬親，居然被「軍前正法」！其實，陸生楠的言下之意是要求皇帝恢復宰相制度，這樣的建議要是放在明朝按照朱元璋的祖訓也是要殺頭的，只不過明朝的人沒人敢提，倒是清朝的陸生楠為此丟了腦袋。

宰相在國家的政權機構中失去作用甚至被廢，所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訪錄》中就把廢除宰相以後所產生的弊病分析得十分透徹: 天子傳子而宰相選賢，傳子制度無法改變，雖說龍生龍鳳生鳳，但龍子龍孫也未必都不去學老鼠打洞，遇到天子昏庸無知，如果有賢相加以輔佐，政局或可維持穩定，三國時期蜀漢諸葛亮輔佐劉禪就是一例；而廢除了宰相，一旦天子昏庸無能，就無人可以匡救時弊。明清兩朝皇帝把行政管理和行政監察權集於自己一身，官場的狀態完全由皇帝一人決定，君相爭權的現象當然是減少了，但行政決策過程缺少監督的問題反而更為突出，其危害比君相制衡並不稍少。這是君權與相權矛盾激化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也是君主專制走不出的政治死胡同。說到底，君主以國家為私人產業，把宰相視若奴僕而盡收其權以為己有，寧可坐視國家民族大局日趨衰微，而不肯交給宰相以救治之權力。可見君主之極權專制，勢必導致國家民族積貧積弱的惡果。

然而，君主的極權專制在清朝三百年里卻表現得最為徹底。

就雍正而言，他的性格與康熙又有所不同: 康熙頗喜風雅，所以選用詞臣填充南書房；而雍正對賦詩填詞、書草作畫不太有興趣，他的作風是單刀直入要管理軍國大事，所以就設置了軍機處。

軍機處的前身是「軍機房」。當年對準噶爾部用兵，為應急處理軍需物資的調撥等有關事宜，特在戶部別立「軍需房」。要調撥軍需物資，必然涉及軍隊調動的情報及聯絡工作，而軍報的迅速傳擬與嚴守機密尤為重要，於是雍正又從內閣與六部中挑選親信，組成一個新的機構「軍機房」，以迅速處理戰時的機密文件。到了雍正十年，正式改稱「軍機處」。從此，軍國大事由軍機大臣面奉皇帝意旨，擬成詔旨頒發，內閣與「王大臣議政」都形同虛設。軍機處有兩種人員，一是軍機大臣，二是軍機章京，他們都是帶著原來的官銜前來兼任軍機處工作的。軍機大臣由滿漢大學士及各部尚書、侍郎中選定，初僅3人，後增至4到8人，為首者為領班，即首席軍機大臣，稱「首樞」或「首揆」；軍機章京是軍機大臣手下的辦事人員，從六部司員和內閣中書中選拔，要求是有較高的寫作水平並能寫一筆好的正楷字。章京也是滿漢人員各兩班，每班八人，各設一領班。章京參與機要，草擬聖旨，俗稱「小軍機」，西洋畫報里的軍機處

官雖不大但權不可謂不重。雍正時軍機章京多由五品官充任，到了光緒時，譚嗣同已是四品的軍機章京，從品秩的提升也可看出其重要性的上升。軍機處辦公沒有專門的衙門，清宮三大殿後面、乾清門外西側有一所很小的屋子，就是軍機處的值班室，稱值房。乾清門是前殿與後宮的分界，軍機處就處在這個分界上。一般人沒有「軍機處行走」的身份是不能擅自闖入軍機處的，擅闖軍機處者斬，這是雍正帝立下的規矩。

軍機處的人員正式稱呼是「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和「軍機大臣上行走」，表示這些大臣都是臨時充任內廷的差事，不是正式的官職，但當時的官場，凡進入軍機處為軍機大臣，就相當於「拜相」，所以習慣於在他們的名字後面以「相」相稱，如道光朝的穆彰阿就稱為「穆相」。

雖然稱「相」，地位顯赫，但軍機大臣必須絕對地聽命附屬於皇帝，沒有絲毫獨立行動和決策的餘地，「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皇帝的授意和監視之下進行，必須處處謹慎、事事小心。到了乾隆年間，又出台了單獨一人不能承旨、個人不作書諭的規定，使軍機處真正達到了雍正設立時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的要求。從根本上講，軍機處的神秘特徵是反公開、反監督的，這種神秘化的政治傾向即使相較於內閣制來說，也是一種明顯的倒退。

明朝的內閣雖無宰相之名，畢竟還有些宰相之實，對君權也擁有一定的制約作用。當皇權妄為時，他們或拒不草詔，以死相抗；或集體辭職，破釜沉舟。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代代皆有。而清朝則不然，它在高揚君權、強化君權的同時，已經把儒家傳統政治結構打翻在地，臣子已完全匍匐在君主面前，三拜九叩，誠惶誠恐，成了完完全全的奴僕。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康熙 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