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重新審視歷史上的「制度」問題

來源：西南邊疆微信號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習慣於以「租佃關係決定論」、「土地兼并危機論」和「農民—地主鬥爭論」來解釋歷史上的這種周期性的浩劫。

筆者曾對此提出質疑。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不在於「土地私有制」導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國家何其多多，但哪個像傳統中國那樣周期性地發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轉的「農民戰爭」？

而近年來我發現這樣看的人越來越多，已不是什麼新奇的認識。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的大項目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對清代就是這樣看的。該書認為：在整個清代「土地兼并」與土地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因為富人的大家庭不斷分家造成家產分散，而赤貧者多無力成家延續後嗣，其家庭趨勢是歸於消滅，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規模延續的最大幾率。因此鄉村人口的階級結構是長期穩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

具體地說，清初儘管「土曠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卻絲毫不比清代中、後期為弱。反過來講，晚清的土地也並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謂土地兼并並不會影響社會結構的穩定，「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凌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然而過去那種一切歸咎於租佃制的「制度決定論」衰落後，完全不談制度之弊的另一種時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論」與「氣候災變論」的爭論就是如此。無論是規律性的人口周期，還是偶發的自然災變，總之都已不把傳統時代的制度問題當回事。

其實如前所述，這兩種解釋用在歐洲還可以說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國這樣明顯的「人禍」就尤其不合理。

更何況，西方中世紀史的前述爭論發生在中世紀制度早已終結、現代化早已完成的發達國家，爭論只涉及人口劇減的機制，並不涉及其他方面，爭論雙方都無意於肯定中世紀制度，也無意於懷疑西方走出中世紀是否錯誤。

但我們這樣一個有千年「秦制」色彩的國家如果也去趕這時髦，情況就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說「傳統」很糟糕，因此對這些浩劫有一套解釋，但這種解釋並不成功。現在我們不能改說「傳統」很優秀了，就根本不解釋，好像那些浩劫沒有發生過，或者發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時期」。即便某次大亂可以如此解釋，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一次次「爆炸」，難道都能歸因於「小冰河」？惟獨中國歷史上每隔約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國家則不曾有。這可能嗎？

我們不能迴避這些事實，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國文化，乃至所謂中國人的「民族性」就很惡劣的結論。我寧可認為，而且的確也有充分的證據認為，那些問題並非作為民族標識的「中國文化」使然，更不是中華民族不可救藥的「劣根性」的證明，而是那時的制度的確有某種問題。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中國在歷史上社會危機不爆發則已，一爆發就那麼慘烈呢？大家都讀過《紅樓夢》，《紅樓夢》里說，大家都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國人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在社會危機中發生這麼兇狠殘酷的屠殺？我們要在人類文明中崛起，乃至希望從中國文化中發掘解決人類生存困境的資源，就不能不研究這個問題。

中國的歷史有輝煌的篇章，但也的確有許多血腥的頁碼。

近代以來中國長期國弱民窮，人們怨天尤人，難免怨及祖宗，「反傳統」的確反得過分；乃至出現所謂「劣根性」之說，把中國的歷史塗抹得一片漆黑。對此予以糾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倒到另一極端：因為日子稍微好過了些，就小富即狂，把歷史說得花團錦簇。

作為知識分子應該有清醒而獨立的判斷力。當社會風行自卑時我們要倡導自尊，而當社會趨於自傲時我們要倡導自省。我十分欽佩當年的新儒家諸先賢在當時「反傳統」成為大潮時力挽狂瀾，保存儒家道統不墮，尤其是保存了從孔孟到東林的先儒人文關懷、責任倫理、獨立意志和批判精神，其實歷史上的大儒們倒從來沒那麼樂觀，他們當時總是憤世嫉俗，從孔子的「乘槎浮海」到朱熹的慶元之厄到東林的舍死抗爭，歷代真正的大儒差不多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情中人。

過去國內「左」的時候，官方意識形態罵儒家的一個主要的理由就是說儒家鼓吹「今不如昔論」「歷史倒退論」，實際上就是指的這種悲情心態，也就是批判現實的態度。如果只會「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卻說是「復興」了儒家，那不是給儒家抹黑嗎？

本文選自秦暉《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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