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老師：《戒律學原理》摭言「三」

佛學 08-12

《戒律學原理》摭言（三）

南懷瑾

大小乘戒學的嬗變

釋迦世尊所制定的戒律，自世尊善逝以後，因弟子們修為的成就不同，各自見地別有同異之辯，便形成許多分門別戶的部派。這在當時的印度，由世尊的再傳弟子們各個部派之間，對於戒律部分，也便成各憑所聞、所見、所知，形成為「上座部」、「大眾部」等大同小異的信守，都自默守師傳，固執成規的不同解釋，所以便有《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十誦律》《四分律》《五分律》《摩訶僧祇律》等的各別傳承。

佛教東來，傳入中國的初期，在魏嘉平二年（西元二五〇年），印度名僧曇摩迦羅（法時），在洛陽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四分羯磨》戒本，這是中國戒律的開始。到了晉穆帝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年)，凈檢比丘尼出家，請求西域來的少數幾位高僧，最初建立出家尼眾受戒、守戒的儀式和規範。再經歷史時代和佛學經典陸續傳譯的漫長歲月，直到西元六五〇年間的唐代，因中國佛學的鼎盛興起，也正當玄奘法師取經回國的時期，才有高僧道宣法師在終南山創立律宗，為中國佛教十宗挺放異彩。

從此以後，佛教在中國各地的傳承，便宗奉南山律學，採取「四分律」作為根本，配合大乘律法，採取介於《華嚴》與密乘之間的《梵網經》，定作大小乘三壇戒學一貫的傳承，直到如今。但很遺憾自唐以後到現在的律學大德們，很少有把戒律之學，依據佛說的經論詳加闡發。甚之，依文而不解義，或者根本不通梵文、中文字義，不將戒學的持犯名詞，翻譯解釋清楚，只是默守舊規，照樣畫葫蘆，把戒律內涵，幾乎變成陰森恐怖的枷鎖陰影，乃至自亦不知所云地羅織成文，隨意解釋，殊多缺憾。

至於西藏的佛教戒法，其建立的時期，遲於南山律宗創立以後。但藏傳佛教小乘戒律，是採用「根本說一切有部」的規範；大乘律學，是採用彌勒菩薩所說菩薩戒本的傳統。這與自唐以來，內地佛教所傳承的戒學，又是殊途同歸，迥然有別。尤其自密乘教法興盛以後，別有「密宗十四條根本大戒」，以及多種「三昧耶戒」等，倘若不是透徹《華嚴》法界宗旨，和不通毗盧遮那（大日如來）的密乘奧義，那就匪夷所思而真的不敢思議了。

在中唐時期，中國各地，禪宗興盛，僧團聚眾同修者愈來愈多，因此而有馬祖道一禪師，和他的嫡傳弟子百丈懷海禪師等，擷取出家比丘等所應守戒律的精義之外，作適合於國情的釐訂，配合時代社會的演變，從事農耕生產，俾達自食其力，專志修行的目的，便創製「叢林清規」，作為守則。後世統稱這種叢林規範，稱作《百丈清規》。事實上，流傳到現在的《百丈清規》，乃元朝重修，有多少是當時的舊規原文，也已難能確定。而在佛教來講，當時如非百丈師徒們的創製，佛法能否在中國大放光芒，普及各層社會，就很難說了。由此可見百丈師徒不顧當時保守派的佛教徒譏稱為「破戒比丘」，毅然做出創製決定，實在是大雄大力大慈悲的作為，非比尋常。

後世一般研究佛教戒律和佛教宗派，大多忽略了禪宗和密宗在中唐時代，都有這種大創製改革性的經歷。猶如中國文化，自三代以下，從禮治而變為法治，然後又經漢、唐、宋、元、明、清等隨時因地制宜，變革法令律例的經過。往昔戒律學者，只知固執「見取見」和「戒禁取見」的局限範圍，爭辯古今戒律細節的異同。殊不知世尊善逝「以戒為師」的遺言重點，在於再三咐囑出家比丘，應當師法遵行摩訶迦葉尊者「十二頭陀行」的修為，才是世尊所說小乘戒行極則的根本要旨所在。

（待續）

本文選編自東方出版社（簡體）：南懷瑾先生著《中國文化泛言（增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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