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戰還是反戰——歐洲與東亞的戰爭博物館巡禮

人們認為，自20 世紀80 年代起通過以和平為主旨的國際干預，我們將會迎來一個尋求世界和平、抵制戰爭衝突的新時代，那為什麼自80 年代末兩極格局瓦解後，建立戰爭或軍事博物館反成了一種潮流？

僅舉幾個例子來證明這一趨勢：

01

德國重新統一時，德國建立了自納粹統治結束後最大的國家軍事博物館；

02

加拿大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 周年，建立了一座新的戰爭博物館；

03

英國在舊的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之外，2002 年又新建造了曼徹斯特帝國戰爭博物館北館；

04

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目前停業整修，整修的內容也包括中國軍事史在內的館內陳列；

05

為了紀念東京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的災難，日本政府於1999 年開放了位於東京的昭和館。

為了紀念東京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的災難，日本政府於1999 年開放了位於東京的昭和館。

東京昭和館

是公眾對戰爭博物館有日益高漲的興趣，還是有其他原因引發了這種潮流？

當今的戰爭博物館面臨著五大挑戰：

緬懷英雄的傳統方式已不復存在。因為，這些戰爭博物館自建立伊始, 就將戰爭作為一種公認的政治手段而合法化，無論這一戰爭是出於被迫防守，還是某一國家或民族的對外擴張行為。然而，歌頌戰爭已變得可疑，即使是在一個有著勝利、輝煌，且毫無爭議過去的社會裡。維和已成為國際組織的首要任務。而且由絕大多數國家簽署的國際法明確抵制侵略性戰爭。

維也納軍事歷史博物館

這或許會刺激維也納軍隊博物館，去設計一幅標語為「把戰爭關進博物館裡」的海報。這就是前面所提問題的答案嗎？戰爭真的就僅是只能在博物館中參觀的往事嗎？正如人們所期望的，防禦性戰爭和有效打擊暴力侵略行為的人道主義的干預依舊是合法的，而戰爭依舊在世界各地不斷爆發。

由於兩極對抗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戰爭的主導模式已經發生變化：國家間的戰爭變為國際間的戰爭和國際軍事干預。傳統的戰爭博物館並沒有考慮到這一戰爭概念的變化。

源自20 世紀80 年代的和平教育觀點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廣泛的教育理念，以及力求國際和跨文化間的相互理解，也與大多數戰爭博物館的傳統觀念並不相符。尤其是在「達喀爾全民教育行動綱領」（2000 年）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強調了武裝衝突對教育領域的負面影響，並且認為內戰已經成為阻礙素質教育全球性目標實施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明確地將教育和禁止戰爭視為有聯繫的優先議程。

戰爭博物館的現代理念能與全球化的教育和政治理念相一致嗎？博物館學家面臨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情願，和是否能夠把以戰爭為主旨的博物館轉變為以和平為主旨的博物館。

戰爭博物館大都已經成為具有雙重意義的國家博物館：首先，它們具有國家意義，它們主要展示自己國家的戰爭和軍事行動。其次，迄今為止，它們的展覽既沒有展示出全球範圍內的和平趨勢，也沒有展示出超出自己國家國界和勢力範圍的戰爭。

受民族觀念的影響，戰爭博物館謳歌了自己的英雄和遇難同胞，但是無力評價現代化戰爭的殺戮能力，無論是對己方或敵軍、勝利者或失敗者而言。

本文主要探討當今戰爭博物館的展覽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博物館想通過展品的種類和展覽的設計，傳遞給參觀者信息。這些展品能否「不言自明」，或已被放在一個能夠展示其功能和價值的特定環境中了嗎？這一環境可能是通過其他展品，文字描述（過去的博物館）、或音視頻資源（現代的博物館）來塑造的。與展覽的室內設計不同，展品所在的建築物風格卻可以表達不同意義。過去，由於戰爭博物館通常被視為軍事機構，所以其外部形式是相對確定的。戰爭博物館的建築環境強調藉由美學的力量建造出的博物館，應適用於設計和規模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各類展覽。形式和內容是緊密相關的。它們彰顯了輝煌的過去和美好的未來。新建的戰爭博物館打破了實體內容和外部形式之間的和諧。現代建築材料如玻璃製品和鋁製品的應用，顯然破壞了舊有的外形和實體之間的既定聯繫。但當今博物館的建築設計，也大都有能夠形象傳遞博物館主題思想和教育意義的要求。瑪西婭勛爵認為現代一般博物館建築的觀點尤其適用於新的戰爭博物館：「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建築師已經成為博物館景觀的核心人物，並且博物館的建築已經遠不是僅可容納展覽的一座大廈而已……建築風格由此成為博物館進行深刻轉變的促進因素，其最終結果尚未可知。」

制定博物館如何應對上述挑戰的策略，需要考慮其連續性、建築風格的變化、展覽設計以及展品置於的媒體環境。

歐盟旗幟——歐盟的成立是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標誌

在更進一步的研究中我首先考察了西歐（最重要的是德國、奧地利、英國和法國）和東歐（波羅的海諸國、烏克蘭、波斯尼亞）的一些國家。但在本文中，並沒有涉及以上所有的國家。

在西歐，歐洲一體化的加速進程創造了一個和平的國際關係框架，並且設計新的戰爭博物館以及修繕舊的展覽，已經有過跨境合作。至少所有傳統的戰爭博物館採用的友- 敵模式已被部分地克服，並為以和平為主旨的歐洲甚至全球的教育理念鋪平了道路，但是這一道路仍處於初步、猶豫和含糊不明的階段。

東歐和中歐的情況更為複雜。自蘇聯解體後，新興的集體紀念模式不斷湧現，但往往備受爭議。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式風格的博物館是否應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廢棄？或者他們能夠接受新的理念並適應和平解決衝突的發展趨勢？

其次，歐洲的博物館將同東亞（日本、韓國和中國）的博物館進行比較。

鑒於韓國的持續分裂、中國尚未完成統一，以及東亞各國間為尋求和解依舊爭執不下的現狀，從某種程度上說冷戰仍然在這一地區繼續存在。持續的緊張局勢引發的外交危機甚至是軍事衝突時有發生。一方面，東亞不能也不會脫離當今世界倡導和平教育和國際間相互理解的大趨勢；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揮之不去的影響阻礙了公共機構間的政治合作，加深了各國間的文化差異，也導致了近期的矛盾。因此，接下來將要考察東亞的戰爭博物館是如何反映這些互相矛盾的政治教育觀點以及它們是否會接受上述挑戰。

就歐洲的戰爭博物館而言，一般從歷史的角度通過它們對戰爭的處理方式進行比較。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建立了這樣一座博物館，因此，歐洲的博物館不只是關注戰爭中的某一事件，例如一次戰役、一場大屠殺等。 同時，儘管將戰爭和大屠殺博物館進行比較可能更為有趣，但是許多大屠殺博物館將不被考慮在內，因為對於這一主題已進行了大量研究。東亞地區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為了了解紀念儀式之間的差異，博物館的整體景觀必須考慮在內，因為如果忽視像廣島和南京這樣的地方，我們就會錯過非常重要的方面。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從戰爭博物館武器館藏或軍事背景為主，到國家政治權力的象徵

軍事或武器博物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 世紀末和19 世紀。它們最初是作為國家的軍事組成部分被建立起來的。它們收集過去和現在己方或敵方使用過的武器並對武器使用作出指導。隨著由義務兵組成的國家軍隊的出現，軍事展覽也成為緬懷民族戰鬥英雄和「無名」陣亡士兵的地方。他們成為「國家紀念碑」，在意識形態上，讓保家衛國行為合法化，並讚頌了為國防作出犧牲的人。

無論是勝利者還是被征服者的武器都位於展覽的中心區域。它們代表了「真正的」戰鬥工具，而且也被視為國家權力和民族自豪感的象徵。它們不僅僅是文物，也是技術成就和政治主張的標誌。儘管介紹了它們的經濟背景（武器生產、軍備工業和經費）以及它們的社會背景（士兵的生活），然而，對使用它們所帶來的後果（事物和人類生命的毀滅）並沒有進行強調。儘管武器是苦難的製造者，但是由它們造成的傷害在展覽中卻無法顯示出來。它們代表了苦難，卻沒有認識苦難。這種「隱藏的」做法，保持了武器的「純潔」，並且美化了它們——展示的是武器未經破壞和災難前的原樣。文物日益增長的歷史價值使得人們幾乎將其僅視為藝術品，因而普林森主張：「文物的真正價值被遺忘了。」

當武器收藏成為公共博物館緬懷戰鬥英雄的一種方式時，紀念館潛在地強調了武器的正面意義。

德國德累斯頓博物館武器庫

20 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戰爭博物館的傳統功能。軍方和政界人士努力向平民百姓解釋塹壕戰的新體驗，並在博物館內部和外部修建戰壕。這可以視作是通過設施和模擬體驗戰爭經歷的第一次嘗試，此後則越來越多地通過電子媒體的使用來體驗。現代化戰爭帶來的巨大損失導致軍隊博物館的設計發生了最為重要的變化：由於平民百姓在戰爭中幾乎罹受著與士兵相同的災難，因而（戰爭的）社會背景以及武器的破壞力不能再被忽視。真實的戰爭場景就離參觀者越來越近了。越來越多的平民百姓受到現代化戰爭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戰爭也需要考慮其對交戰雙方帶來的後果，而武器的作用則需要放到時代背景中去考慮。

19 世紀下半葉的博物館展覽中，已經開始展出現實的、最近的戰爭，而不僅僅與軍事史相關。軍隊博物館已經變成了「戰爭」博物館，比如為了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建於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隨著帝國戰爭博物館的建設，現代戰爭博物館的功能脫穎而出：將武器作為一種充分展示科技人員和工人聰明才智的戰爭工具來展示；對國民所經歷的犧牲，給予合法地位和歌頌，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博物館既展示工藝品，也「深入參觀者的內心和想像之中」。

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

與強調民族主義和軍事榮光的法國和奧地利的軍隊博物館相比，20世紀西歐相繼建立以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為代表的博物館，後者更為清晰地顯示出了這一趨勢。

打破傳統的西歐個案：法國國家軍隊博物館

顯然，巴黎「榮軍院」的莊嚴性和整體架構使其無須作出進一步的修整和改變。從19 世紀開始，「榮軍院」就收藏了大量武器和防禦工事的模型，也有其他的文物。直到20 世紀90 年代末，其展覽都側重於展示歌頌法國戰爭的武器、制服和色彩。這些展品代表了法國的軍事、科技和歷史價值。自其1905 年向公眾開放到現在，其富麗堂皇的後巴洛克式的建築架構使其內部武器藏品的展覽以一種有序的幾何順序排列。官方將60 架法國「經典大炮」稱作是類似於藝術品的「久負盛名的作品……裝飾著……紋飾」，而不是象徵著毀滅。這些「珍貴的火炮展品」有序地陳列在「榮軍院」的庭院中，用來吸引參觀者「發現……法國炮兵的輝煌歷史」。顯然，槍炮的隆隆聲聽起來應該像是勝利的鐘聲，而不是觸發悲傷的喪鐘聲。美輪美奐和史詩般的武器都能使人聯想起勝利的讚歌。在這裡，慶祝遊行仍然舉行。在音樂公司的演出開始之前，樂器被一行一行整齊放置在庭院中的一字排開的大炮對面，就好像它們也是武器一樣。軍事秩序通常遵循實用主義原則，而且呈現了一種美學意義，也是藝術表現的一部分。

榮軍院

只有當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展覽的設計和內容才作出了改變。無論是軍用物品還是戰區圖片、軍事宣言，或者是同時期的相關報道都進行了展示。然而，直到1970 年成為博物館的藏品之前，這部分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展品主要由私人博物館進行展出。20 世紀90 年代引發了下一個挑戰。從1995 年到2010 年，人們對戰爭的認識觀念（特別是20 世紀的戰爭觀念）展開了廣泛討論，促進各處都需要根據「雅典娜工程」對展覽形式進行調整。通過靜態武器的展示已經無法顯示出兩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和社會意義。除了改進兩次世界大戰的展覽之外，「夏爾·戴高樂紀念館」也在2007 年作出了修改。其敘事的變化在於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蘭西共和國的復興，依靠的是從拿破崙到戴高樂等所有法國民族英雄的抗爭。「夏爾·戴高樂紀念館」的「歷史」設計不再遵循軍隊博物館的範例。它根本不陳列展品，而是建造一個巨大的電子顯示屏為參觀者展示音視頻資料。在這裡，軍事博物館變成了現代化的歷史博物館。

消解連續性：如何看待沉重遺產的新開端

以曼徹斯特帝國戰爭博物館北館或加拿大戰爭博物館為代表的最近新建的博物館都開始脫離軍事空間。它們在展品、功能和行政結構方面都越來越類似於民間的歷史博物館。它們不再注重於讓參觀者接受一定的軍事教育，而是引導人們去思考為什麼戰爭與和平是主導過去和現在國際關係的基本因素。

集中營中的猶太人

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大體上遵循武器展覽的傳統理念。儘管自1989 年起，展覽的內容擴展到涵括戰爭中的平民生活（「戰時的家庭」）等主題，但是如何把軍用品的展覽與現代戰爭造成的政治與社會影響之間建立聯繫，依舊是一個未解的難題。首先，戰爭在軍事上的含義，與人們在20 世紀70 年代到80 年代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普遍認識不盡相同。比如，直到1999 年，與猶太人大屠殺相關的展覽，也只是通過海報間接地展示了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解放的圖片，這是英國軍民第一次直面猶太人的大屠殺。因此，除了展示軍用品的寬敞大廳外，「帝國戰爭博物館」為了紀念大屠殺特意於2000 年開闢了一個新的展廳。一旦進入到大屠殺展廳，參觀者們就會置身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氛圍之中。與寬敞明亮的軍用品陳列廳相反，參觀者們經過一個黑暗的房間，文字和視頻媒體會向讀者展示納粹統治下的猶太人經歷了什麼。以武器為主的展覽，讓位於殘害猶太人的毒氣室。第一手資料已無處可尋，而且人們也不希望復原這段歷史。與戰爭經歷和戰時環境相關的展覽已經不再是博物館進行展出的可行方案。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是歐洲第一座選擇在光線昏暗、簡單裝飾的空間中布展的博物館，目的是讓參觀者擁有寂靜、反省和哀悼的體驗。

社會主義革命海報

鑒於參觀者和展品的數量日趨增多，而且展覽的許多部分都是恆定不變的，所以對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而言，幾乎沒有過多可以進行大改造的餘地。因此，政府決定在保留舊有博物館的前提下再修建一座新的博物館。曼徹斯特的「帝國戰爭博物館北館」是歐洲第一座從零開始規劃並修建的博物館。它是由著名建築師丹尼爾·里伯斯金設計的，於2002 年正式向公眾開放。他的設計打破了以往的戰爭博物館使人印象深刻的、久負盛名的帝國風格。丹尼爾·里伯斯金是不規則、聯鎖式建築風格的領航人物。同便於以幾何序列展示藏品的遠視距空間設計不同，他設計的房間的走廊滿是精緻的角落和光線變化下的不規則牆壁。里伯斯金放棄了使用石頭實現堅固持久和規則空間的設計原則，他更喜歡使用混凝土、玻璃和鋁製品來構建彎曲不對稱的牆壁。這種建築風格不會帶來整齊劃一，但參觀者面對展品時則會有新的思考。根據博物館的主頁介紹，博物館提供了「戰爭後果的可視化象徵。其設計理念來自於世界因衝突而支離

破碎，碎化的世界是由三塊相連的碎片重新組合起來的。這三塊碎片分別代表了陸上、水中和空中的衝突」。

對這一場館的建築風格，通過在一個房間中懸掛大開幅的照片，加以簡單解釋，讓參觀者先反思而不是做由衷的讚美。戰爭體驗、原因和影響，以及少量的戰時裝備和作戰戰略亦陳列其中。武器依舊是展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們不再位於展覽的中心，它們只是戰爭故事的碎片，而不再代表這個故事，或者至少，參觀者不再沉迷在戰爭的美學和科技魅力中。以曼徹斯特博物館和新建的德累斯頓德國軍事歷史博物館為代表的現代戰爭博物館，在建築空間結構、陳列品和媒體展示上，呈現出多元化發展，以實現博物館的多重功用價值。然而，它們並沒有，或者說僅是部分地捨棄了博物館展覽武器和紀念軍民受害者的傳統功能。

從未來的意識形態到曾經的現實世界：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博物館

與西歐同時期的博物館相比，前蘇聯的博物館面對更為複雜的挑戰，即使它們同樣起源自19 世紀且有著相似的基礎。在蘇聯統治時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戈爾巴喬夫改革之間的諸多國家歷史，被馬克思主義者解釋為社會主義國際運動的勝利。因此，1990 年之後，博物館首先必須重建後社會主義的國家歷史，這需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大部分東歐和中歐國家相繼（重新）建國的時刻。其次，它們不得不重新解釋納粹統治帶來的影響，以及其後加入蘇聯陣營的過程。

通常，它們以自衛為主題重塑一個國家的歷史，這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家的重振與復興。如果當代的或最近的武裝衝突成為展覽的核心內容，則既不能傳達出明確的和平信息，也無法克服各自社會已有的分裂狀態。就軍事史而言，展覽當代戰爭，依舊以傳統的武器和鎮壓反抗的展示為主旨。

當今俄羅斯的軍事博物館仍無法提出一個後社會主義的博物館設計和解釋。時至今日，蘇聯時期的戰爭紀念碑和博物館塑造出的英雄寫實主義和緬懷主義依舊無法替代。改變「衛國戰爭」的共產主義解釋，無論在公眾還是在學術界那裡都有極大的爭議，所以以莫斯科的「中央陸軍博物館」為首的主要博物館，在講述從俄國革命到衛國戰爭結束的這段歷史時，並未作出多大改變。

在一些東歐的軍事博物館中，波蘭軍隊博物館是保持設計不變的又一例子。作為波蘭軍隊的一個機構，它修建於波蘭重新建國後的1920 年，並且遵循19 世紀軍隊和武器展覽的理念。儘管1945 年之後，蘇聯紅軍在展覽中備受褒獎，但是展覽的美學理念和歷史文物幾乎沒有改變。蘇聯解體後，博物館馬列主義的陳列風格被輕易改變，但博物館的整體布局卻無法改變。相反，外部干涉的短暫，似乎證實了波蘭強大的軍事實力，以及其官方網站明確表達的「波蘭國家的認同感」。博物館的美學表達在於，波蘭社會對外部干預的反抗是堅定和持續的。

波蘭軍隊博物館二戰武器殿

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共和國, 由於飽受爭議的政治解決方案和正在進行的「文化戰爭」，無法達成和諧的後社會主義觀點。1945 年末，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試圖通過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共和國革命博物館」建立，證明兩件事：首先，波斯尼亞是完整的公認的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且是它自己通過軍事行動取得了這種地位；其次，從中世紀起它就是南斯拉夫人民公認的政治實體。通過這樣的方式，博物館講述了一個經濟和政治文化故事。1992 年到1995 年的戰爭摧毀的不僅是建築。上述兩種說法失去了往日的認可。鑒於展覽可用空間有限以及巨大的財政負擔，這個歷史展覽被縮減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展覽「被圍的薩拉熱窩」，它講述了在南斯拉夫解體的最後一役中，薩拉熱窩被圍困的故事經過。這是一個分裂而不是一個團結的故事，居住于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共和國的大多數塞爾維亞人並不接受這一觀點，因為，這是一個抵抗侵略者的故事，而這個侵略者是此前社會的一部分。由於這次展覽以戰爭開始又以戰爭結束，所以並未獲得廣泛認同。

民族覺醒紀念和捍衛自身的意志：東亞的戰爭博物館和戰爭紀念

除了日本的游就館之外，東亞的戰爭博物館尚無法追溯到19 世紀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無論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帶給韓國和

日本的深遠影響，東亞博物館主要涉及的都是當代的矛盾衝突。

日本迥然相異的博物館景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日本社會發展出互不相同、相互競爭、對比鮮明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戰爭紀念方式。

1

第一種以東京的游就館和昭和館為代表，它們都與官方政策保持一致，並且在經濟上和思想上受到政府的支持。

2

第二種以兩大紀念公園為代表，這兩座公園是為了紀念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空投事件。儘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但它們宣稱自己並不是軍事博物館，而是為了通過展示戰爭對人類生活造成的災難性的影響，繼而譴責戰爭的和平博物館。它們以受害者為主旨的方法受到大多數日本人民的讚賞。像其他較小的和平博物館一樣，它們主要由民間團體經營，也受到來自國家和個人的資金支持。然而，博物館越強調和平的重要性，越質疑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奉行軍國主義政策，它們就會越多地失去政府的支持，並成為頗受大眾爭議的話題。

3

第三種趨勢主要由大量小規模的、主要是私人的博物館組成，它們刻意使自身與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保持距離，並努力告知公眾不僅日本遭受了災難，日軍佔領地的人民也要忍受戰爭帶來的身體傷害和精神恐懼。東京游就館的設計和展覽布局與歐洲的傳統方法相似。它建立於明治統治時期，展現出了一些與歐洲博物館相似的發展趨勢。它為軍國主義和殖民擴張的「英雄氣概」喝彩。通常，展覽的結構是基於歷史上清晰界定了的友- 敵體制。它與靖國神社的緊密聯繫，神聖化了館中展出的武器。這就是儘管如今它們兩個已是不同的、相互獨立的機構，但依舊難以人為地把游就館從靖國神社中分離出來的原因。

廣島和長崎的和平公園可以被視為表達和反映紀念情緒和銘記歷史的場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顯然不同於東亞任何一座與戰爭相關的戰爭博物館或紀念館。20 世紀50 年代早期，它們處於籌備建設時期時，就已經設定了其主要功能是進行祈禱、紀念和哀悼的場所。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這種情感活動並沒有改變。因此，儘管在20 世紀90 年代，展覽規模擴大並走向了現代化，公園內也新建了更多的紀念設施，但是其外部構造已多年未變。藝術、自然和媒體驅動的展覽塑造了這片區域。儘管博物館的展覽整合了更多的歷史背景，即使政治史是新建的長崎博物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仍迴避對美國或日本在戰爭中的角色，作出明確政治評價。由於和平博物館表達了清晰的政治信息，並引發激烈政治爭論，廣島和長崎和平公園則為日本公眾普遍接受。長崎博物館刻意展出了某些歷史文獻，如慰安婦（或性奴隸）等主題，這在當今日本迅速引起了爭議。這引發了公眾的抗議，被認為不符合「非政治」的、以受害者自居的日本形象。

日本大量的戰爭博物館, 都以一種政治手段使自己與戰爭劃清界線。這些公共或私人的博物館不再關注武器, 而是關注戰爭對人類生活造成的影響。它們已經成為以和平為主旨的博物館，將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當成世界和平理念的起點。但是，它們展示的內容與一般意義上的不同。首先，它們都是紀念日本人民所受災難的博物館。其次，它們深入觀察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及由此造成的殖民地人民的命運。第三，在深度和廣度上，它們致力於反戰並採取實際行動實現這一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和平為主旨的博物館不同於戰爭博物館，後者是關注以維護世界和平為主旨的國際軍事干預。

日本長崎和平公園（左） 日本廣島和平公園（右）

在受害者和革命政權之間：變化中的中國戰爭博物館

在20 世紀下半葉的韓國和中國，戰爭博物館和較大的紀念館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密切相關，並且以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為核心。鑒於對這一短暫的歷史和對日本侵略者的特殊關注，中國和韓國的戰爭博物館都有一種明顯的反日傾向。與對待外部侵略者的態度同樣鮮明的，是以保衛本國人民為主旨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認同感。

從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現代化和擴大化的舉措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博物館正在進行現代化。在展覽中，與包括內戰和作為二戰組成部分的抗日戰爭在內的共產主義革命相比，博物館內中國軍事史的展覽已黯然失色。中國從第一個王朝到共和國的建立共有四千年的軍事史，而在北京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僅把約十個展館中的兩個用於展示中國的軍事史。1960 年博物館正式開放後這些軍事史的部分就被逐漸加入到現代的展覽之中。其他展廳展示了自20 世紀20 年代開始的中國國內革命的步伐——抗日戰爭、內戰或解放戰爭，以及朝鮮戰爭（這一展館被稱為「抗美援朝」）。20 世紀50年代末，因其有著現代化的、莊嚴的建築風格，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組織了一次依照傳統理念設計的武器展覽。博物館的網站上還稱讚這次展覽為「燦爛輝煌的軍事文化的完美畫卷」，體現的是注重美學設計和科技支持的武器展覽的傳統主題。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國政府抗戰海報

但是，自2011 年起，展覽大樓基本陳列陸續撤展關閉，整座博物館將要擴建並融入現代化的理念。不論整修主要是為了提高建築質量還是擴大展覽空間，或者是為了改變展覽的內容和布局，博物館都會如期向公眾開放。至今為止，博物館也只是宣布為了給參觀者更多自由活動的機會，將安裝電子媒體和多媒體設備。該博物館宣稱它們會達到世界上其他軍事博物館的水準和設計。

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已經傳遞出中國在戰爭中的軍事實力、民族自豪感以及民族成就。相反，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反映了中華民族在20 世紀遭受的創傷。南京由此成為日軍慘無人道戰爭的一種象徵，就好比奧斯維辛象徵著納粹消滅猶太人的意圖。南京是痛苦和悲傷的地方。與北京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自豪感相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紀念館已經完成了科技與思想創新的過程，體現了當今世界以受害者為主旨的戰爭博物館的全球發展趨勢。

為了籌備南京大屠殺的70 周年紀念活動，舊有的紀念場所暫時關閉，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破壞原有的紀念館的前提下，得到很大擴建的新紀念館中安排了全新的展覽。但是，其建築形式和內部布局不再受現實主義風格的紀念館的影響。新的紀念館引發了一場有關種族滅絕主義是20 世紀不容忽視現象的國際討論，並將南京大屠殺定性為種族滅絕主義和國家有組織犯罪。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如今已經具備了紀念館、墓地和檔案館的多重功能，如同一個「真實的戰場」，可以使遊客身臨其境地體驗曾經發生在這裡的被世人銘記的那一段歷史。鑒於其功能的多樣化以及其具有國際意義的現代化設計理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可以同其他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遇難者同胞的紀念館相媲美。

由於北京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暫時閉館，而且其過去的布展思路在於展示抵抗外族入侵的勝利歷史以展望革命未來。所以，部分體現國際展覽館發展趨勢的、以紀念受害者為主旨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展覽風格與內容，是否會被北京革命博物館採用，仍是個未知數。

戰爭仍在繼續：首爾的韓國戰爭紀念館

外部威脅的延續性在韓國是最為顯而易見的，冷戰在這裡似乎並沒有結束，甚至不時轉變為「熱」衝突。因此，韓國戰爭紀念館的參觀者們，在入口處首先面對的是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上展示了朝鮮最近的「侵略」行為，例如在2010 年3 月朝鮮使用魚雷襲擊了韓國的一艘軍艦。因此，從參觀一開始就可以看出此博物館不僅只紀念逝去的英雄，也「直面未來的民族危機」。博物館只有一部分用于軍用品的展覽。它試圖將參觀者帶入一個特殊的軍事體驗之中。因此，它的設計理念建立在想像、模仿、設備、視頻展示以及還原整個戰鬥場景的三維立體模型的基礎之上。例如，參觀越南戰爭的展覽就像是一次「遠征經歷」，因為參觀者需要進入到一間一人高的房間，穿過房間內的竹林和木樁，而且必須小心埋伏著的越共戰士。進入到有三維立體模型和視頻播放的房間里，參觀者就會感受到自己被戰鬥的聲音以及被喪失了家園和愛人的百姓們的哭喊聲所包圍。與戰爭零距離、還原戰爭經歷是此次展覽的根本目的。

韓國戰爭紀念館雕塑

總結：變化中的戰爭博物館

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一些博物館進行首次改變，開始考慮展品的種類和展覽的設計。更多的書面材料和圖片用於介紹武器使用的背景；模仿戰爭場面、讓參觀者親身體驗「戰爭經歷」也是博物館作出的第一次嘗試。不過，儘管展覽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內容也不斷改進，但是博物館的布局並沒有變化。在20 世紀80 年代，許多西歐的博物館制訂計劃，試圖從根本上革新它們的展覽。但這些現代化的構思直到20 世紀90 年代世界兩極格局瓦解後才逐漸成為現實，推動了全球性的對和平與戰爭觀念的理解。用新形式表現戰爭和渴望和平，主要在一些新建的博物館如加拿大、德國和英國的博物館中得以實施。蘇聯昔日統治下的影響，與民族主義的重建觀念，導致東歐和中歐的軍事博物館復興了傳統的博物館展覽理念。與強調斷裂和反思質疑的西歐新建博物館不同，東歐和中歐的博物館強調連續性和對自我的肯定。

這也同樣適用於首爾戰爭博物館，以及韓國其他的以戰爭為主旨的博物館。

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臨時閉館，中國博物館的發展形勢似乎具有開放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布局與理念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從建築設計和展覽內容上顯示出了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而後者則堅持在展覽中突出傳統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悲壯。儘管中國的博物館相對年輕，但是它們也相應地擴大展覽規模，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而且隨著21 世紀的到來，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代表的博物館建築結構和展覽布局也改變了中國博物館的特徵。與所有其他的東亞戰爭博物館相比，國際化或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更為明顯。

日本戰爭博物館的景觀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的三種發展趨向在展覽布局和主旨上各不相同。現代化的成果，尤其是電子媒體設備的使用，既沒有改變它們的布局，也沒有動搖它們的展覽主旨。20 世紀80 年代，伴隨著「和平公園」和以和平為主旨的戰爭博物館的建立，日本的民間團體和市政團體開始響應政府的保守紀念政策，試圖以此找出應對20世紀90 年代挑戰的對策。

儘管兩極世界格局的瓦解給博物館展覽的布局帶來了顯著的變化，但卻沒有觀念上的革新，博物館通常也就只是擴大規模，實現科技現代化而已。國家的政治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博物館在設計和主旨轉變上的廣度與深度。顯然，新的軍事博物館，特別是西方新建的，要比那些擁有較長軍事傳統的博物館，更好地適應了挑戰。

盧溝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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