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偷襲珍珠港決策始末

日本偷襲珍珠港，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標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節點。關於這一歷史事件，學界長期以來都相當關注日本的「開戰決策」問題。美國的工業發達、資源豐富、綜合國力遠超日本，日本為何要發動這場並無勝算的戰爭？日本統治集團內部是如何論證和做出最終決策的？

從歷史的大視角來看，發動太平洋戰爭無疑是日本軍國主義從「貪婪」到「冒險」，再從「冒險」到「瘋狂」的必然結果；但從具體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決策角度來看，其中又有諸多值得研究的細節。新華出版社引進的譯著《日本大敗局——偷襲珍珠港決策始末》（原著名「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下稱《大敗局》），可以幫助讀者理清1941年12月8日之前那段關鍵時期的脈絡。

二戰時期的珍珠港

鬼迷心竅的擴張之路

正如許多讀者所知，在1937年全面開始侵華戰爭之際，日本政府及軍部均未做長期戰爭的打算。狂妄的軍部仍以甲午戰爭和「九一八」事變時的眼光看待中國，時任陸軍大臣的杉山元對天皇上奏時表示，1個月就可以徹底解決「支那事變」。

而此後的戰爭進程卻完全出乎日方的意料：中國軍民雖然付出了重大代價，但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全民族抗戰；日本雖然佔領了中國的大片土地，但卻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戰爭泥潭。隨著戰爭的消耗，至1940年，日本國內供應嚴重短缺，生活物資全面實行配給制，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儲備漸趨匱乏。

在此情況下，日本決策層內對於下一步的行動目標，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所謂「有爭論」，並不是「侵略」與「和平」之間的爭論，而是「如何侵略」的爭論。如果說在明治年間，日本的對外戰爭往往是經過了精心算計、周密準備之後的冒險一搏，那麼進入昭和年間之後，對外擴張帶來的巨額利益，已經讓日本決策層鬼迷心竅。在《大敗局》書中，1941年在陸軍省負責起草提議的石井秋穗，50年後做了如下反思：

「當時最本質的問題在於，決策層中沒有一個人對日本註定成為地區領導者有任何的懷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顧一切去擴張。於是，即使一項擴張計劃遭到否決，政策規劃者還會拿出另一項擴張計劃。他們會問：『如果我們不能向那裡進發，那我們還能向哪裡挺近？』」（第116頁-117頁）

正因為如此，日本決策者的爭論主要是「南進」（對美開戰）或「北進」（對蘇開戰）的問題，而非如何「收手」。而他們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主張「南進」或「北進」，其實並非是為國家考慮，而是為本位利益。

例如，時任海軍次官澤本賴雄戰後如此描述他聽到「南進」設想時的感受：

我對此很震驚，並詢問了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的意見。他說他也反對戰爭，但考慮到陸軍向來對北方的興趣……我們必須充分表達意見，以免機遇從（向來想要南進的）海軍手中溜走。(第121頁)

日軍前往珍珠港及返程路線

正如《大敗局》一書分析，「對於海軍領導層來說，推動南進提議的通過……也意味著與陸軍的競爭。打著備戰的旗號，海軍就有可能獲得更多軍費預算份額。」

如果「南進」對美作戰，則海軍將是主要力量，海軍可以獲得更多軍費；如果「北進」對蘇作戰，則陸軍將是主要力量，陸軍可以獲得更多軍費。這是兩種政策選擇的利益本質。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海軍內部其實明白自己不可能戰勝美軍，無論是時任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還是其他高級軍官，在專業領域內其實能夠認清現實。而日本陸軍經過了1939年的諾門坎戰役後，更知道自己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但是，無論是海軍還是陸軍，在表面上都不能承認這一點。因此，他們反而都在公開場合表現得對戰爭「毫無畏懼」。

於是，日本軍國主義機器在沒有「減速器」的情況下，向著錯誤軌道狂奔。

無人負責的決策機制

在「明治憲法」體制下，日本的最高決策機制處於一種極為不正常的狀態：1，政軍關係失衡，政府不能干預軍部的決策和行動，軍部反過來卻可以用陸軍大臣辭職等方式逼迫內閣就範；2，在理論上，軍部與政府同時對天皇負責，但昭和天皇不是同時對軍政兩界均有駕馭能力的明治天皇，這使得當時日本並無在決策體系頂點設定大戰略目標、統籌頂層設計的人或機構——在明治時期，這一職能是由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等「元老」承擔的；3，整個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甚囂塵上，政界和軍界相對理性的人士，或是在各種政變中被殺，或是主動選擇自我邊緣化，已經很難再對決策產生影響。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自1941年7月2日起，日本先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最終確定對美開戰。《大敗局》一書將這四次會議作為描述那段歷史的主線，串起了政局變化、陸海軍關係、外交轉圜等多條線索，以「決策研究」的主題，梳理了當時的相關史實。

1945年1月的御前會議

而這四次御前會議的過程，讓人更加了解了當時日本決策機制的缺陷。

例如，9月6日的御前會議批准了《帝國國策實行要領》，提出如果10月初尚不能通過外交手段與美國達成協議，日本將放棄「外交努力」。這實際上就是一份戰爭計劃。就在此前一天，天皇裕仁在拿到這份文件後，與時任參謀總長杉山元有了如下一段著名的對話：

杉山：陛下，我們準備在3個月內完成在東南亞的任務。

裕仁：中國事變發生時，你擔任陸軍大臣。我記得你當時告訴我，戰爭將在大約1個月內結束。但漫長的4年過去了，戰爭還沒有結束。

杉山：中國有廣闊的偏遠地區。所以我們無法按照最初設想完成計劃。

裕仁：如果你說中國有廣闊的腹地，那太平洋豈不更廣闊？你基於什麼得出「3個月」的結論？

杉山元此後無言以對，只能沉默。在場的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試圖解圍，但裕仁拋出了更明確的問題：「我們能獲勝么？我們一定會贏么？」永野對此的回答是：「我不能保證『一定』，因為這既基於人力，也基於神力。」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根本不像是在討論事關國運的重大問題，但這的確是歷史的真實一面。第二天，裕仁在御前會議上批准了戰爭計劃。而陸海軍的官僚們更加關心在計劃中可為自己軍種爭得多少軍費、多少噸鋼、多少噸鋁，而非這一計劃會將國家帶向何方。

1941年7月3日的御前會議上，陸海軍出於前述心態，表示「不懼怕戰爭」；9月6日的御前會議上，這種表態變成了正式的戰爭文件《帝國國策實行要領》；11月5日，新任首相東條英機及其內閣出席第三次御前會議，決定了12月8日偷襲珍珠港的方案，將外交協議的時間底線定位12月1日；而12月1日，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御前會議在「外交努力無果」的情況下批准如期開戰。

東條英機

在此過程中，日本決策層中有很多人也都在擔心戰爭解決，從天皇到高級將領，實際上對於戰爭並無勝算。但正如《大敗局》一書評析：「他們都在儘力讓自己免責，似乎他們也感到，這一痛苦決定勢必要招致毀滅性後果。御前會議只是一種形式，意在將重大的政治決定去政治化，這樣個別團體或個人才不至於承受日本嚴峻未來的重大負擔。」

以筆者所見，《大敗局》沒有提到的是，這些當事決策者可能還有一重潛意識：在此前大半個世紀中（1867年至1941年），日本的侵略擴張儘管時常鋌而走險，每每「以小搏大」，但卻從未失敗過，這一次應該也是一樣。

幸好，歷史未如他們所願。

最後，還不得不就《大敗局》一書本身說上兩句。該書為英文著作所譯而來，作者堀田江理是日本國際關係學者，先後在美國和英國攻讀學位，並在英國、日本和以色列擔任教職。從書中可以看出，她有相對理性和客觀的史觀，同時又擅長提煉歷史脈絡，行文清晰簡練，避免了一些同題材著作的冗贅感。這使得全書讀起來很是過癮，絲毫不感吃力，便於讀者抓住那段歷史的關鍵處。

此外，該書的翻譯質量值得肯定。近年來，「翻譯」已經成了學界和出版界頭疼的老大難問題，不少國外優秀作品往往因為翻譯粗劣而難以為國內認知。而此次《日本大敗局》一書的翻譯卻是值得稱道的亮點。通觀全書，文字流暢且不乏雅緻，許多外交和軍事方面的專業術語也極為準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日本問題的英文著作中，日本人名和職務的翻譯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很多譯作正是「栽」在此處。但在本書翻譯中，譯者及編者顯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全書的人名、地名和職務名等細節幾乎無懈可擊。作為一名日本問題研究者，作為一名文字工作的同行，衷心感佩譯者和出版社的認真態度。

《日本大敗局——偷襲珍珠港決策始末》

[美]堀田江理 著

馬文博 譯

ISBN：978-7-5166-1030-5

新華出版社

作者簡介：

堀田江理（Eri Hotta），生於日本東京，先後在日本、美國和英國接受教育，並先後執教於牛津、東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還著有：《泛亞洲主義與日本的戰爭：1931-1945》（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現居美國紐約。

內容簡介：

本書從日本國內政治的角度分析偷襲珍珠港事件前八個月的歷史細節，審視整個計劃的決策過程。作者描述了日本政府和軍隊在1941年面臨的兩難處境。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國後，耗盡人力和有限的資源，經濟也每況愈下。日本的統治階層在是否繼續擴張主義的問題上嚴重分裂，甚至在軍隊高層中也不乏質疑者，軍方強硬派內部亦有人認為如果美國開戰，日本將必輸無疑。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軍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將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置於不必要的危難之中呢？

通過深度剖析許多迄今未公開過的日文第一手資料，書中逐一刻畫這些將國家引向災難的存疑者、謀劃者和所謂的愛國者的動機及作為。作者筆下的是一個很少被投去關注目光的戰時日本政治困局，而這一過程必將重構我們對太平洋戰爭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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