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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務工子女的東莞浮沉:沒有做留守兒童,卻成了失鄉青年

大量務工人員子女跟隨他們來到了城市。長大之後的某天,這些孩子發現,自己不是小鎮青年,也不是城市青年。他們成了中國的一群失鄉青年。

真實故事計劃

這是真實故事計劃的第 199 個故事

爸爸常自嘲是農民工,卻覺得在城市長大的我不應該自稱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

90年代末的廣州錯落著很多城中村,我們家就在其中的一個出租屋裡。第一次去的時候,出租屋裡還沒有床,瓷磚地上鋪了兩塊厚白板。我在廣州的第一晚就是在一塊白板上裹著毛毯巾度過的。那晚我睡得很香。

在這之前,爸爸睡過老鄉家的沙發,以及公司員工餐廳的大餐桌。媽媽來後,他倆租下了這個房子,一個有廚房和衛生間的小隔間。房主沒有提供床,他們就睡地板,直到爸爸從工地里搬回來了兩塊白板,改善了一下卧室環境。

中專畢業後,爸爸去福建打工,第一份工作是搬傢具。有一次他實在沒錢了,只好寫欠條向廠長借錢。欠條上漂亮的字驚艷到了廠長,他就問爸爸要不要去學傢具設計。因為這張欠條,爸爸開始了設計師生涯。在一次騎著摩托車接媽媽下班的路上,爸爸突然不想再給別人打工,於是留下一封辭呈,帶著媽媽跑回老家,辦了傢具廠。

在我出生的那段時間,爸爸的傢具廠倒了。看著爸爸收拾行李,成了我最早的童年記憶之一。

我問他,你在幹嘛呢?他說在收拾東西。我繼續問,為什麼要收拾東西啊?他停下來看著我說,爸爸要出去打工了,去很遠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醒來,我就真的找不到他了。

又過了兩年,媽媽也跑去廣州打工,把我一個人留在爺爺奶奶身邊。媽媽一走,我就得了重感冒。吃藥的時候滿大街亂竄,躲進鄰居家,奶奶就端著碗中藥到處找我,逮住一次喂一口。

半個月後,爸媽從廣州打來電話,我一聽到他們的聲音就哭,哭到岔氣哭到打嗝。打完那通電話後,沒過幾天媽媽就回了趟老家,把我帶走了。

在那一片城中村裡,我家小範圍地頻繁搬動,也一點點地添置各種傢具家電。這段時間裡,弟弟出生了。媽媽在一家私人小診所進行了產檢,然後找了個接生婆生下了他,就在我家的出租屋裡。

在一個我們住得比較久的出租屋裡,爸媽結交了一對年輕的湖南夫妻。他們還沒有孩子,閑暇時候就喜歡過來串門。年輕的丈夫很喜歡我,一下班回家就直接過來抱起我舉高了逗我笑。媽媽跟這對小夫妻的聯繫維持了很久,我們搬到更遠的地方後,他們還會帶著孩子來我家玩。

外婆給我留了很多銀鐲子,媽媽讓我兩隻手各戴一個去上學。幼兒園上美術課的時候,老師會派髮蠟筆。在我拿到蠟筆後,我身邊的玩伴亮出了她的水彩筆:「告訴你哦,我這個水彩筆比蠟筆漂亮多了!」

看著她手中的水彩筆,我心動了:「那可以借我用一下嗎?」

「可以是可以,但是要把你手上那兩個手環送給我,這樣我才借你。」

當我糾結不定的時候,她繼續形容她的水彩筆有多麼的好,直到最後我同意了這個交換,把兩個手鐲都摘下給了她。她把其中一個給了和她關係好的小朋友,另一個留給了自己。

回家後我被媽媽暴打了一頓。第二天,媽媽帶著我到幼兒園找那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女孩從書包里掏出了我的鐲子,而那個用借水彩筆一次的機會換掉我兩個鐲子的小女孩,並沒有把鐲子還回來。於是我的父母開始了漫長的索要鐲子之旅。

直到「非典」全面爆發,爸爸決定把媽媽、弟弟和我送回老家的時候,都沒有把鐲子要回來。

爸爸送我們到老家,第二天吃了個早飯就準備走了。走之前媽媽還叮囑他:「記得要繼續找那家人,把鐲子拿回來。」

作者圖 | 我們一家從城中村搬到的居民樓

回到老家後我發現,曾經與我同齡的小夥伴都升到了一年級,而我卻還要繼續上幼兒園。

新的班級里有一個胖女孩,現在我腦海中還能清晰地浮現出她壞笑的表情。她偷走了我的彩色鉛筆。我要她還給我,她說:「你怎麼證明呢?這就是我自己的東西。」詞窮的我灰溜溜地跑回家了。

媽媽翻了我書包,問:「你彩筆呢?」我說被同學拿走了。媽媽吼道:「那你就去拿回來啊!」

胖女孩不肯把彩色鉛筆還給我,被我問急了,就把手伸過來擰我的胳膊。老師也不理睬,拿不回來。

回家接著被媽媽臭罵。我害怕被打,就縮在爺爺身後。抬頭撞上了爺爺的眼神,他的眼神里充滿了不耐和厭煩,我的心瞬間就涼了。不知道誰能讓我靠一會兒,我害怕得瑟瑟發抖。

我的彩色鉛筆還是沒能回來。好在城市戰勝了「非典」,帶著幼兒園發的畢業禮物——一本盜版的新華詞典,我又回到了廣州。

我們一家又搬到另一個城中村了。

那天,爸爸牽著我的手回家,拐過一個巷子時路過了一個幼兒園。

「爸爸,暑假要結束之後我是不是要回老家了?」

「不回了,以後你就在這裡讀書了。」

「是在那裡嗎?」我舉高了胳膊指著幼兒園外五顏六色的牆壁。

「不是哦,你以後就是個小學生了。」

價格適中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在這座城市裡比比皆是,門檻低得近乎慷慨。爸爸開始找到了一所較遠的學校。我在那隻上了一天學,放學後我被擠在坐校車人堆里,不知道該上哪輛車去哪裡排隊。直到我看到了跑來接我的爸爸。

也許是覺得學校太遠了不放心,又或者是他才發現家附近就有一個小學,第二天,我就又去了家附近的另一所學校,就此開始了我的小學生活。

作者圖 | 我在廣州讀了五年的小學

學校很小,兩座教學樓圍著籃球場,外加一個廚房,就涵蓋了從學前班到初三的全部學齡層。

隨著年級的增加,班級數會逐漸減少。這個學校的老師流動性很大,學生的流動性更大,我換過很多班主任,也有很多同學還沒說再見就直接斷了聯繫。

在學校里,有段時間我身兼數職。是班長是學委是科代表也是體育委員。課間整理收發作業,幫老師跑腿交材料,自習課老師不在時維持班級紀律,體育課領操喊口令。我作業也寫得快,全班四分之一的同學都長期抄著我的作業。

我是老師眼中優秀的孩子,但依舊會被班上性格惡劣的同學欺負,也會因為犯錯被媽媽頻繁打罵。考差了沒拿到名次,幫忙找東西沒找到,晚上跑出小區玩,洗碗的時候打破碗,和弟弟打鬧把他弄哭,都會被打。

儘管仍有不如意,我還是在我學校那片小天地里自豪地當了五年「別人家的孩子」,直到爸爸在東莞買了房,一家人也跟隨爸爸搬到了東莞。

因為奧運會,所以清晰地記得是08年。因為新家裝修,我在爸爸公司的員工宿舍暫住了一年。

在陌生的環境里,沒有朋友,沒有網路,電視里播的也只有奧運會。每天下午,我會爬到宿舍頂樓,躺在瓷磚上看著天空發獃,撿小棍子在厚厚的一層灰塵上作畫,就這樣熬過了一個漫長孤獨的暑假。

新學校依舊是個外來務工子女學校。爸爸在路上看到派傳單的學校老師,他剛好是帶六年級的班主任,我就直接去了他班上。

班主任是個四五十歲的男人,教數學,上半學期的時候,還算是一個負責的好老師。除了期末考試的時候,他在考場里臨時囑託我,要幫我後面的差生考試作弊。

到了下學期,他變得特別喜歡給女生輔導功課。午休或者是自習的時候,端著板凳坐到女生旁邊,從開始的口頭教導,到把手環到女生身後抓著女生的手拿筆教學,即便不需要輔導功課,他逮住機會也要握握女生的手,曾經有一次,他離我近到用額頭抵著我的額頭。

這個時候我還以為,他只是個過分親切的好老師。

直到有一次他越了界。他把手搭在了婷婷的腰上,並撩起了她的衣服。午休時間,周圍的同學或趴在桌上午睡或坐著看書,教室里安安靜靜的,婷婷被嚇到眼裡含了淚,身旁在做作業的小敏撇過頭,也看到了這一幕。

第二天返校,班主任沒來,請假了。婷婷告訴我,昨晚她用媽媽的手機給班主任發了簡訊,班主任以為是她媽媽,不停地跟她道歉。女孩們就這個事情爭論著班主任是不是壞人,但是我們都心照不宣地沒有跟班上的男孩講。語文老師曾私下問過一個女孩發生了什麼,女孩也只是搖頭。

第三天班主任依舊沒來,語文老師說班主任的母親去世了,他請假回了老家。再過幾天,班主任辭職了,我們班就上了很久的數學自習課。

小學畢業後,因為在東莞有房子,我終於離開了民辦學校,念了公立中學,擁有了來之不易的學籍。

因為開發商的關係和各種繁雜的借口,包括我家在內的很多外地業主的孩子們都沒有公立中學的入學名額。業主們想了很多辦法,都無功而返,最後只能一群人跑到市教育局門口,頂著烈日舉起橫幅,招來了記者。

在暑假的尾巴里,爸爸最後總算是爭取到了我和弟弟的兩個入學名額。

進了初中,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在本地人中顯得格外突兀。不同於小學時的外來務工子女占多數的民辦學校,公立學校里大多都是本地或者廣東的孩子,在周圍多是粵語的環境中,我隱隱感受到了一種斥力。

沒過多久,爸爸的公司因為金融危機倒閉,家裡又變得特別窮了。我因為交不起兩三百的校服費,被老師把名字寫在了黑板上。

到了初二,東莞的地方電視台做新聞,想採訪在莞幸福生活的外來務工子女,學校推薦了我。臨時得到通知的我匆匆忙忙的,主任教導我要說好聽的話,然後帶著我去操場站到了鏡頭面前,我隨便用手扒拉了一下凌亂的頭髮,然後微笑著以一名外來務工子女的身份表達我的感恩。

戶口的問題使我不能留在東莞念高中,我有中考資格,但是沒有可供報考的高中,因為我不能參加高考。不想回老家離開父母,更怕回了老家之後因為教材差異成績一落千丈,只能盼著爸爸能夠在高中時期能轉好我的戶口,就憑著還算可以的中考成績找了一所私立高中,交借讀費,我又在這裡拖延了兩年。

高二暑假,船到橋頭了,卻沒有直。爸爸問,要不讀完高三看看,第二年能不能考。媽媽勸我,復讀一年不如直接回老家,她陪讀。我聽勸了。回了老家,老家的學校對於插班進來的學生,要求交借讀費八千。爸爸沒考慮到這一項支出,剛好也沒錢了,我癱在餐桌椅上,頭靠著椅背惶恐著害怕要失學。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無論在老家還是廣州都需要借讀。

「我還存了點私房錢。」媽媽說,不多不少正好八千。

班主任帶著我,打斷了正在早讀的同學們,讓我自我介紹一下。:「大家好,我叫張一丹。」我微笑著說道,「我來自廣東東莞,以後請各位多多指教。」接著微微鞠了個躬,聽到了一些男生的偷笑聲,我知道他們在笑什麼,但也只能面不改色地回到自己的位置。

第一個月,我一直獨來獨往,上課的時候,除了活潑的英語老師對我的突然出現驚訝了一下問了問我,其他老師們都像沒看到我存在一樣,繼續照常講課,讓我感覺自己彷彿就是透明的,孤寂得與初去東莞時一模一樣,只不過那時候我還能躺在天台上看藍天,這一次我還要皺著眉面對大量試題。

第二個月,開始有同學與我打交道,他們問我會不會粵語,我尷尬地笑笑,說自己只會聽,他們便問我會不會家鄉的方言。我倒是會一點,可是除了在家人面前,實在很難開口講出來。

第一次統考我的成績不出所料地一落千丈,從之前可以上985的分數直降二本,我沒哭,暗暗告訴自己這很正常,第二次統考依舊二本分數線,大哭了一場,覺得希望渺茫。第三次,終於掙扎到了壓底的一本分數線,但再也達不到在東莞時的成績了。

高考前一晚失眠,只睡了三四個小時,好在發揮正常。

報志願之前,爸爸叫我就只報廣東的大學,分數出來後,發現自己的分數在廣東一所211都報不上,自尊心作祟,不想跟原本比自己成績差多了的高中同學做大學校友,報的六個志願,只有一個廣州的大學,還排在第四個位置。

最後我去了一座完全陌生,也沒有任何親人朋友的城市:重慶。

在我高考後的第一年,全國大部分省市統一了考卷,其中就包括廣東省和江西省。第二年,東莞中考的隨遷子女已經可以入讀公辦高中,儘管相比本地人的子女,他們的錄取分數線要高上三四十分。

進入大學後,非重慶的同學們都有老鄉群,我沒有加入廣州的老鄉群,也沒有加入江西的。我終於丟下了外來務工子女的身份,纏繞了我六年的戶口問題也結束了,但我還是沒有找到屬於我的歸宿感,一直在不同的異鄉里,漂浮著。

作者張一丹,現為大學生

編輯 | 趙樞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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