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院葛宇路挑戰了什麼？

新聞 08-01

熱點

與我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法國到處是以人命名的道路。通用路牌上，除了人名，有的最下面還加上了名人的生卒年，部分街區會以特定領域的人名進行集體命名。

文｜陳振鐸

轉載自：邊城記

中央美術學院2014級碩士生葛宇路，在北京朝陽區蘋果社區的馬路上，貼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葛宇路」路牌，接著被地圖系統收錄，成為在網路地圖的慣用識別名。這個本為其畢業設計的藝術行為，在媒體報道後引起官方重視，其貼上的路牌已被官方替換成據說2005年就被起好的「百子灣南一路」。

劇情在7月29日反轉，中央美術學院在微博上貼出對於葛宇路的處分通告。通告發布時，公眾暫不知道該處分是針對該行為還是其他。當時網路未經確認的說法是，該生在校內將男性陽具模型立在旗杆頂導致該處分。

雖然當日該校實驗藝術學院院長邱志傑向澎湃新聞否認了該說法，但當晚央美學工部門發布的消息證實了此前的網路傳言。央美官方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公布該處分，引發了公眾的揣測，被認為是小題大做、對藝術缺乏想像力、不夠寬容了。

藝術家出其不意的創作行為，只要有其內在的邏輯性、也未對公共秩序造成危害，並沒有什麼不妥。作為旁觀者，看到北京規劃部門、街道、央美等官方的反應，以及話題在輿論空間引發的討論，想到的問題是，這一場以吶喊為題的藝術行為，激活了一些社會空間隱性的問題與秩序，比如街區空間命名、藝術與社會及政治的關係。

一

這些公共藝術行為，在發達國家司空見慣，雖然部分相似的行為，比如公共塗鴉也有違規之嫌，但只要不過於暴力或影響到公共和個人生活，管理者一般都較寬容。但在講究官方空間秩序和規訓的中國，公共空間充斥著各種政治教化，這顯然會被部分行政管理者認為是「逆流」。從社會意義來講，葛宇路用他名字天然的雙重象徵，隱約提出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秩序困境：道路空間能否以人命名？

中國在快速擴張的城市化中，原有的道路命名系統已經無法滿足想像力的需要。按照城市社會學對空間的理解，馬路應該是承載記憶或者實施公共教化的一種最基礎和常規的手段，因為，這是和人類日常行為關係較緊密的記憶系統。

但顯然中國官方並沒有採用這種價值觀，引發爭議的葛宇路，官方名叫「百子灣南一路」。這種命名在官僚系統里會顯得有秩序，以秩序感而不是人文感的方式命名，在全國也層出不窮。比如杭州的下沙新城因為是從開發區起步，道路命名一直從一號大街排到了27號大街。一條馬路下面或者周邊，曾經發生了什麼樣的歷史和故事，有什麼值得傳承的，本可用路名來體現，但是官僚化的這種命名，消除了記憶。我們對土地的記憶失去了。

中國道路命名規則中，有一條司空見慣：「一般不以人名作為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很少有人會問為什麼不能以人名做地名，目前的公開來源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3月那場被成為「進京趕考」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過「不以人名做地名」，在奪取全國政權後，成為約定俗成的規定。在1986年，中國國務院頒布的《地名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款，把「不以人名作地名」變成了國家法規。

當然，北京也有少數的例外，比如，即東城區的張自忠路、佟麟閣路、趙登禹路等在民國時期一時興起的民族英雄命名道路。

二

跟中國這種幾乎完全禁止以人名命名街道的規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法國到處是以人命名的道路。通用路牌上，最上面是市鎮名或都會各行政區區名，接著是空間或道路屬性，以及人名，有的最下面還加上了名人的生卒年，部分街區會以特定領域的人名進行集體命名。比如位於巴黎13區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街區，馬路都以法國現當代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和文化界名人進行命名。

法國國圖街區的塗爾幹路

從歷史來看，法國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採用人名命名街道。到19世紀，城市化帶來的空間快速擴張後，也面臨了中國現在的問題，原有的命名系統不夠用了，再加上在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人權啟蒙，變成了以人命名為主。因為，人是無窮無盡的，死去的名人或者公共人物附著的意義，也是無窮無盡的。而這個過程中，共和國的公共教化、榜樣、模範等功能，以最小的成本實施了。

這種命名系統並不是沒有規則和程序，政府、知識文化界的各類委員會、公民合力參與了設定。1982年地方分權改革後，法國道路的命名權分給了市鎮政府，各市鎮可以由所在區的市民自己投票選擇。大部分建築在落成時，也會把建築師的名字印在牆上。這背後就是人文主義的城市和榮譽系統，命名成為了解文化與歷史的入口，相互交錯，形成了燦爛絢麗的社會空間。

中間為波伏娃天橋，橫貫鐵路、國圖和塞納河連接了三個街區

有人會問，如果一時成名的人後來變成了恥辱人物，怎麼辦？調啊，調的過程也是歷史。

比如上海的衡山路舊名貝當路，就是以法國貝當元帥命名，這位在一戰期間成為民族英雄後，法國本土、殖民地和租界，都出現了以他命名的道路。但是，二戰期間他向納粹投降，成為維希偽政權的總理，在戰後成為叛國者，變成了「民族狗熊」。一些地方又迅速更改了以他命名的道路，但並不是所有地方都迅速和決絕的，法國境內最後一條「貝當路」是在洛林的貝爾蘭，到2010年才改名。這種變化和爭議，變成了歷史演進的一部分。

能體現中法兩個命名理念交匯的，在中國現當代歷史上，舊貝當路所在法租界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比如，為紀念和貝當元帥一樣在一戰成名的法國民族英雄，擔任過法軍總司令的Joseph Joffre元帥，多地命名了Joffre大道。若要按照新華社制定的標準譯法，肯定是若弗爾這個帶有嚴重翻譯腔的名字，但放在舊時法租界中，Joffre大道變成了「霞飛路」，接地氣又有靈氣，而標準翻譯的約瑟夫?若弗爾，也變成了朗朗上口的霞飛元帥。雖然後來該路和貝當路一樣被改名，變成了現在的淮海中路。

三

葛宇路的藝術創作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他在北京街頭的另一藝術行為，比如爬上電線杆和監控攝像頭對視幾個小時、直到有關方面趕來勸阻，這個可以被稱作「盯死你」的創作，和孟加拉裔美國藝術家哈桑?伊拉希發起的自拍，以對抗美國FBI對他的監視背後的藝術創作原理接近。

西方都市空間中，在塗鴉和朋克文化結合以後，變成了一種慣常的挑戰秩序的公共藝術行為。法國新浪潮導演阿涅斯?瓦爾達，1980年代旅居洛杉磯時，長期跟蹤拍攝了一群在貧民窟為底層市民塗鴉藝術家的創作。這段歷史，洛杉磯的塗鴉牆變成了當代世界八大著名塗鴉藝術之一，阿涅達近年和肖像塗鴉藝術家J.R.一起合作，拍攝了紀錄片《村莊，臉龐》，對被公眾忽略的農民、工人和普通市民進行了拍攝和塗鴉，今年在法國上映後，也成為公共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