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移民史的角度認識清代台灣的社會性格

儒學 08-01

文丨天下雜誌記者節選自《發現台灣（1620—1945）》感謝：重慶出版社·北京華章同人授權發布

「雙手挖土飼兒來大漢……」如今仍在流傳的台灣民謠唱出了早年移民胼手胝足的打拚精神。而一部台灣的社會史，幾乎也就是閩粵沿海移民冒險、犯難、調整、衝突、適應的歷史。

17世紀是全世界的移民期，當漢人渡過黑水溝移居台灣時，也正是大批歐洲人橫渡大西洋移民美國之時。凡是移民都有著勇於犯難、不怕挑戰的特性，而台灣與北美洲的移民史尤多共通之處。但是來台的移民和去美的移民卻發展出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風貌。其間的分野點在哪裡？

海禁與械鬥：羅漢腳渡悲歌

清廷對於台灣，無疑有一份難解的情結。這裡是明鄭的根據地，反清復明的意識最為強烈；這裡曾經被外國人統治，觀念與習俗摻雜西方色彩，連市面上流通的貨幣也都是外國錢，形形色色；這裡的人民有一半是原住民，卻又有所謂「生番」與「熟番」之分，對清政府有的支持，有的則全不理會。

但不論是台灣原住民還是移民，在清廷眼中都是「難治」之民。

清代畫卷《台灣番社風俗》，記錄當時島上的風土人情

清朝把台灣當成「特區」，嚴加「管束」：「台灣流寓之民，凡無妻室產業者，應逐回過水，交原籍管束；其有妻子產業，願繼續居住台灣者……申報台廈道稽查……」

舊移民沒有家眷的不能留，新移民有家眷又不準攜帶。而自1684年到1788年的百年間，除了其間十年之外，有九十年之久禁止婦女來台，使得台灣人口結構嚴重失衡，婦女奇缺。大批的移民壯丁無法娶妻生子、成家落籍，又回不了原鄉，心情浮動如漂泊的浮萍，遇到問題往往以武力解決，造成台灣社會「三年一反，五年一亂」。

比好勇鬥狠更甚的是械鬥之風，不同祖籍的人分別聚眾，互相械鬥，一直是清代台灣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習性原本在閩南及廣東地區就有，不過台灣的械鬥因素又比閩粵的複雜得多。

清政府重視籍貫，規定人民不準「隔省流寓」，各省人民都有強烈的籍貫意識。施琅死後，粵人移民的限制放寬，來台人數激增，到1786年，全台灣「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廣民在三四之間」。台灣這個島嶼上容納了來自兩省（閩、粵）的移民，彼此語言不通，很容易引起衝突。

台灣閩粵械鬥的正式開端是1721年的朱一貴事件。原本是閩粵移民合力抗清，後來閩籍的朱一貴與粵籍的杜君英反目，從此雙方互相爭鬥，常常忘了主要敵人是誰。雙方其實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甚至借著民變報復私怨。

閩粵械鬥主要發生在18世紀，到19世紀初，道光以後便大致消失了。但同由閩南而來的漳州、泉州人之間的械鬥繼之日盛。

1792年南投縣丞翟灝評論說：「台灣土地浮鬆，人心善動，動者水性也。」

清代台灣島和澎湖列島的全景視圖，由李聯琨設計和繪製

最能代表這種浮動狀態的，是台灣人口結構中的另一特色——遊民，俗稱「羅漢腳」。據18世紀的台灣地方志記載：

「台灣一種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賈、不負載道路，俗指謂羅漢腳；嫖賭摸竊、械鬥樹旗，靡所不為。曷言乎羅漢腳也？謂其單身游食四方，隨處結黨；且衫褲不全，赤腳終生也。」

有的羅漢腳在閩粵原鄉便無正業，有的是來台之後失業。這樣的羅漢腳，在台灣社會的底層，一直沒有消失過。18世紀中期以後，台灣已經不復早期的富裕，很多人來台以後才發現生活不易。《渡台悲歌》中抱怨：「放此台灣百物貴，唯有人頭不值錢。」

據估計，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初，遊民佔台灣全部人口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總數約在十三萬到五十七萬之間。他們助長了台灣社會的暴戾之氣，但是他們本身的處境及下場往往更為悲慘。

愛拼才會贏？台灣難治的社會癥結

今日台灣社會愛拚鬥的性格，實際上可以在清代的台灣社會中找到根源。而那兩百年間的吏治與軍紀，也是促成這種性格形成的另一因素。

台灣社會情況錯綜複雜，清廷選派官吏時特意指派「能員」、「幹員」，因此歷史上留下許多好官如高拱干、蔣毓英等的名字。但史家和學者一致指出，清代台灣政風敗壞，軍紀蕩然無存。19世紀初的台灣軍政長官徐宗干也向道光皇帝報告說：「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省吏治之壞，至台灣而極。」

台灣的官員為什麼特別腐敗？一個是天高皇帝遠。台灣與大陸遠隔重洋，就算出了什麼差錯，事過很久才會被朝廷發現。根本原因還是清廷的防備心態。

「不信任」是清代治台問題的癥結。對人民不信任，對官員同樣不信任。移民不準攜眷，一個沒有說出口的原因是要把家眷留在大陸做人質，以防反叛。同樣，文武官員和士兵也是單身赴台。

公權力失去作用，民間則盛行自力救濟。他們結拜立盟，組織秘密會黨，有事互相救援。或是同宗同鄉的人聚集而居，共同防禦外來的騷擾。根據民間傳說，著名的反清地下組織「洪門天地會」起源於台灣，是鄭成功所創。這種說法雖非事實，卻反映了18、19世紀台灣社會瀰漫的不滿氣氛。

留存至今的「天地會」會員證件

此時，台灣的社會價值的確與大陸傳統的不太一樣。這是一個變動不定的社會，是一個與天斗、與人斗、掙扎求生的環境。台灣史學者蔡淵洯指出，台灣移民以質樸無文的下層民眾為主，社會上欠缺主導禮教的士紳階級。

本來，清廷也想籠絡台灣的才智之士，並且進一步加強台灣的儒漢化，於是也設立學校、舉行科舉考試。因為台灣社會文化程度較低，還特別仿照海南島的成例，作為邊疆生加分保送。

但是在台灣這個移墾社會，並不需要靠科舉找出路。台灣史學者李國祁、蔡淵洯指出，在18、19世紀的台灣，「移墾的特殊環境中，團民結眾的領導能力、精湛的武藝與任俠精神，以及經營農商事業的優越能力，成為個人上升流動的重要條件」。

餘論：台灣移民社會與北美的迥異道路

17世紀是全世界的移民期，而台灣與北美洲的移民史尤多共通之處。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在北美爭奪地盤，各自群聚而居，彼此之間時有發生流血衝突；早期的美洲移民有不少是罪犯和無業游民，女性較少，文化水平較低；新來者憑恃優勢文化，掠奪原住民的土地與資源；移民遠渡重洋而來主要是為了謀生、尋找出路，這些都與台灣的情況相似。

然而，歷史機遇、民族性、文化和宗教觀這些根本特性的不同，卻使得兩個新移民社會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