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檔案中的清末革命者和流亡者

20世紀80年代，日本外務省藏「日本外交文書」第一門「政治」第六類「諸外國內政」第四目「各國內政關係雜纂」的「支那之部」中「有關革命黨及亡命者」檔案，在少數日、中近代史學者的論文中已有引用。從90年代至今，中國學者應用此件檔案較多者為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毛注青先生編著的《黃興年譜長編》、俞辛蔰先生編的《黃興在日活動秘錄》（俞先生另一書《孫中山在日活動秘錄》所取時間為1913年7月以後）等等。兩年前我們為了編纂《辛亥革命資料新編》（暫名，現已納入國家清史工程文獻整理項目「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續編」），著手對久保田文次先生10餘年前惠贈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冊前述檔案的前6冊（時間為1897年8月至1913年8月）進行翻譯。由於該檔案是手寫稿的複印件，很多地方模糊不清，故只能從大體上可以辨認的文件中選擇與中國人物、事件、政局、社會密切相關者加以翻譯、校審，編成約50萬字的一書，名為《日本外務省藏檔案——有關中國清末革命黨及流亡者部分》。

在翻譯、校審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材料，其內容涉及一些事件的背景或詳細過程，一些重要人物的全集或文集或年譜長編中未曾收錄的講話，還有一些人物的行止及短暫用過的化名（包括他人背地使用的稱呼等），這些將會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相關歷史，或者有助於解開某些或大或小的歷史之謎。此外，由於在譯校過程中參考了包括前述論著在內的已有譯文，對其信、達、雅者自當借鑒乃至採用，對少數誤譯或表達未善者則擬加修正，是否妥當，切望前賢批評。還有一些可能本來就是化名或隱語，再加上日本報告者「照葫蘆畫瓢」的變形漢字，使得我們有時亦如檔案原件上的批語，有「指何人？」或「意思不明」之處。這裡僅略示一二，希望得到方家指教，以便在成書之前得到正確解決。

日文檔案原件有的無時間，有的無文件類型編號，有的無文件標題，共有的只是6位數的頁碼編號。而本書尚在出版社的處理過程中，故對引文的出處只能標明原檔案的頁碼編號。由於所涉內容寬泛而散亂，只好歸納在幾個人物的名目之下，再按時間或事件的順序加以枚舉。

1.有關孫中山者

1900年秋，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孫中山為了挽救中國危亡之局，一方面準備在華南舉行武裝反清起義，一方面繼續與香港總督卜力、李鴻章幕中要人劉學詢等籌劃如何使中國南方數省脫離清王朝的統治（日文檔案中稱其為「南清獨立計劃」）。為了後一籌劃，8月26日孫中山與內田甲從日本啟程，28日晚抵上海。

據9月4日福岡縣知事給外務大臣的報告說：「翌日29夜孫上岸與英領事密會，並視察當地情形。適值康有為屬下的唐才常等在漢口陰謀暴露，紛擾之際，上海奉劉（坤一）、張（之洞）等命令搜查非常嚴密，早已探知孫返國途中預定在上海登岸，誤以為孫、康首尾相應舉事。劉坤一嚴令上海道台，在孫登岸後，連同當地革命黨19人，指名逮捕。據此英領事勸告（孫），當此之際趕快逃走，以避不測。」「孫鑒於歸國後大勢如此，原定計劃不能實行，多留一日亦有危險，因而上陸僅兩夜，乃於9月1日晚從上海出發，返回日本。」（第440306頁）孫中山這次冒險潛回上海，實為考慮在長江一帶舉事，與唐才常的自立軍起事密切相關。福岡縣知事的另一報告中記有孫對島田經一的談話：「我這次是打算獨自渡清，在上海入境，一邊慢慢關注南清形勢，一邊等待時機和張（之洞）、劉（坤一）等會面，在聽取他們意見的基礎上再決定今後的方向。」（第440300頁）孫中山返回日本後很快承認此一「實施計劃之運動方法拙劣」，大概一是認識到不應對張之洞、劉坤一抱有幻想，二是過於依賴所謂日本志士。檔案中記載，此次行動前後，知道甚至捲入此事的日本人有20餘位之多，主要是東亞同文會會員（尤其是原屬於東亞會的一夥極具冒險性格的人）。本來孫中山返上海是極為秘密的行動，但實際上孫未抵上海時，上海道台就獲得了準確情報，原因就是被選定與孫中山同行的內田甲在出發前一天（25日）對平山周泄露了行動計劃，而「平山周對於孫未選定自己同行感到不平，並因酒意正濃，就對本地《九州日報》的主筆白河次郎吐露了這個秘密。白河又將此事在《九州日報》上登出，《長崎日出報》隨後又部分轉載。」（第440307頁）

孫中山返回日本不過20天左右，即為就近指導和支援惠州起義，於9月24日從神戶出發，經馬關乘船於28日抵達台灣基隆。9月29日，福岡縣知事報告外務省說，孫中山此時易名為「吳仲」，行前在馬關停留時，在日本政界頗有勢力的平岡浩太郎會見孫中山時說：「孫君在我國流亡多年，嫌我政府對君冷淡，所以如此，實有對英外交政略之關係，另外亦因君對我國未有何裨益。此次君欲在台灣基隆停留，暫為觀察華南之局勢，其際幸為予台灣總督兒玉以助力，切望儘力平定台灣。當地之土匪尚未剿滅，兒玉總督以此實損耗我國力不少，而現在當地土匪決非台灣土著，其主動力顯然全系對岸清國福建、廣東省人之煽動。君若幸而在該地停留，以其餘力主動儘力與其系統進行聯絡，使土匪務絕根株，此君對我國惟一之厚意。以兒玉總督為首，我等必為君儘力，一定使我政府努力助君達成宿志。」「孫君十分感激，答應微力所及，儘力而為。」（第440415-440416頁）據10月14日福岡縣知事的另一報告說，孫中山抵台灣後，「與添田壽一、後藤新平（台灣民政長官）會見數次，表明必須儘力剿平土匪之意向。該人因而大受歡迎，極受優待。」（第440468頁）可知此次日本政府允許孫中山赴台活動，有出於利用孫中山以消弭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打算，孫中山亦表面應允以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的支持，當然從現有資料看不到孫中山有日本政府希望的實際行動。

但是在9月26日，山縣有朋內閣倒台，伊藤博文組閣，新政府於29日致電後藤新平，指示「對孫逸仙陰謀採取防遏方針」。10月初參與孫中山此次行動的40餘名日本人被強制遣回日本，孫中山留在台灣幾成孤人。加上承擔購買槍械的中村彌六舞弊漁利，所購之槍彈全為廢品，10月6日爆發的惠州起義因缺乏指揮和援助於22日完全失敗。11月上旬，台灣總督府對孫中山下達逐客令，孫中山遂於11月10日由基隆乘船再往日本。11月27日神奈川縣知事給外務大臣的報告引用孫中山對某人的談話：「關於離台之事，世傳系總督公開要求離去，此全系誤解。實因自己在台灣停留，感到日本政府對台灣總督有疑心，恐怕新內閣聲輕視本人而難免累及總督等，離台對總督等較為方便。」緊接下來的幾句話，《孫中山年譜長編》譯做「來日本離香港、廈門及其他國內地方較近，易於探聽本國情勢，又便於與同志互通消息，因此感到不便留在台灣」（註：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58頁。）。讀起來總覺奇怪，怎麼日本反而離香港、廈門較近？認真閱讀檔案原件，發現這段話本應譯為「原本以台灣距離香港、廈門及（中國）本土較近，便於及時了解國內情況，與同志們保持聯繫。但由於上述原因，再在台灣呆下去反而感到不便。」（第440551-440552頁）

檔案中類似能讓人深入了解孫中山若干行動背景的資料還有很多，難以逐一列舉。此處附帶再記述有關孫中山的兩個名字。一是1912年9月9日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令賦予孫「全國鐵路籌劃全權」，於是此後一段時間對孫中山有微辭者背地就稱孫為「全權」。這在原北京圖書館藏《近代史信札》（或稱《趙鳳昌藏札》）中多次出現，另外，《張謇全集》及《辛亥革命在上海資料選輯》曾編入有關資料，但對「全權」所指未做說明或注釋，可能是覺得沒有根據。對此可以參看1912年9月17日日本駐北京公使呈送外務大臣報告的附件。（第450784頁）

二是1913年8月初「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與胡漢民從上海到福州，原擬赴廣東謀再起，但因陳炯明反對，只好乘「撫順丸」先到基隆，再換乘「信濃丸」去日本門司。此時孫、胡的化名在日文檔案中記為「ォゥコゥケン」、「テゥリミン」（第450915頁）。《孫中山年譜長編》（第834頁）譯孫中山為「汪國權」，對胡漢民則因把中間的片假名「リ」誤為「ソ」而無法譯出。此次分別譯為「王國權」和「塗黎民」，可能更符合孫、胡二人當時的心情和用意。

2.有關黃興者

1907年5月27日，有人（未署名）向外務省報告了黃興的一段談話，要點是預計中國革命「將經過十年之際可得實行」，稱來日本的留學生「大多寄望於回國後當官，不足為革命實行時的朋友」。他特別說到「即如張之洞亦知曉中國革命早晚不可避免，當他對現政府企圖反抗之際，即是吾等能夠實行革命之時。而且張之洞果真進行反抗的話，其益友袁世凱也將舉旗造反。」（第440709-440710頁）體現出此時黃興對張之洞、袁世凱頗多幻想。這段話《黃興集》與《黃興年譜長編》均未收錄。《黃興在日活動秘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雖有譯錄，但把張之洞預料革命「難免」錯植為「難受」。譯者在此件之下註明了「此件發出者不明，收件者為日本外務省政務局」，但又在報告之前加上了「神奈川縣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務大臣林董函」（見該書第76-78頁），令人感到不解。核對原始文件，才知道這是把同在第440709頁上的前一個文件的結尾誤作為本文件開頭的緣故。

1908年冬，程家檉奉袁世凱之派到日本與中國革命黨人接觸。程家檉在日本留學時，於1903年發起拒俄義勇隊，1905年與宋教仁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後加入同盟會且被推為外交部長。1906年回國任京師大學堂農科教習，在北方秘密從事革命活動，又與鐵良、袁世凱、肅親王善耆等上層人物周旋。西太后與光緒帝死後，袁世凱感覺自己地位不穩，故派與革命黨本有淵源的程家檉到日本活動。黃興、宋教仁曾與程會晤。當時日本各方都視程為清政府間諜，一些革命黨人對程也誤以其「變節」而予以冷遇。黃興在與程晤面之後約在12月26日曾對人說：「程家檉初為革命黨員，然與鐵良一派關係甚深，遂成為間諜。予在彼抵（日本）京（都）期間二、三度晤面。彼實為正直男兒，自承為間諜，說明仕於政府只是為了得到金錢。並請求予在無礙大局的限度內，告知一些事情。彼毫不介意地說，北京政府方面的間諜大都如此。」（第440963頁）此事與上述談話，《黃興集》與《黃興年譜長編》未載。《黃興在日活動秘錄》在「正直男兒」之後的譯文是「自白自己已成間諜。予懇請其在無妨之範圍內，為了得到金錢而仕於政府。北京政府的間諜僅是此類，毫不介意。」（該書第78頁）把兩種譯文交日本學者對比判定，日本學者認為前者符合黃興談話之本意。

孫中山和黃興曾長期以日本為活動基地，多次革命活動曾得到日本民間「志士」的幫助，但如前面所附帶談到，「志士」誤事亦不少。且其動機究竟何在？黃興曾公開提出質疑。1909年3月下旬黃興有一段談話：「本人知道，要在日本從事革命運動是全然不可能之事。理由有三：1日本政府對清朝廷採取保全政策；2警察監視之嚴密；3日本同志的操節薄弱。其中第三點最令人痛心。即使是宮崎虎藏，其心中也有某種打算。」（第441137頁）當時的革命黨人和後之歷史研究者對宮崎滔天等「志士」全是讚揚，而黃興卻有微辭，是否因其為當事人而了解某些底細？

1912年10月16日，黃興在上海與日本領事館館員談話，分析當時政黨內閣的狀況。他批評了「總理趙秉鈞為首之國務員全部決定加入國民黨，此事多少不免有形式性之嫌」，並表示「關於袁今後果真能否誠實努力實行吾黨之政黨內閣（之方針），內心不能不稍有懷疑」，但自信「假若今後袁派顯出反動之行為，吾黨亦有迫使他之辦法」（第450807-450808頁）。1913年1月下旬，黃興視察兩湖後回到上海，又與日本領事館館員談話，除了預計「召開國會，本黨可得優勢」之外，談到大總統人選時，他表示，「各黨派之意見可能有種種不同，但如袁世凱及孫逸仙均為最有力之人。孫因沒有當第一任大總統意志之故，袁如果同本黨之政見完全一致，組織純粹本黨之政黨內閣，並致力於國家之統一，予不會認為有排斥他之必要。」（第450833-450834頁）以上重要談話，前述各著均未收錄，值得提出介紹。

3.有關宋教仁者

1908年7月25日前後，宋教仁針對清政府向法國借兵鎮壓雲南起義一事發表談話，最後說：「外交權在於慶、袁二人手中。彼等愚昧，不通世界大勢，外交喪失機宜，利權喪失」等等（第440757頁）。同年10月，袁世凱為收買宋教仁，曾讓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與宋談判，宋教仁加以拒絕。但宋教仁與楊度則有某種合作與默契。同年11月下旬，宋教仁有一篇較長講話，除了介紹革命派的立場之外，還就光緒與慈禧逝世後的政局做了推測，尤其是劃分了革命黨、憲政公會、保皇會三者的界限。他說：「余等革命黨欲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之弊政，其實現目的的手段之一，即是大力宣傳革命之必要性。」「目前已在北京設立之憲政公會本部，正在為頒布立憲政策而努力，以期國政有所改變。但仍缺乏實力派人物，能稱為首領之人僅只一個楊度，完全不足以引起世人注目。憲政公會會員之主張以及所欲達到之目的，是要革新中國之弊政。我等革命黨員之主張，與其僅以改良為目的之主張，二者之間有極大差異。同時亡命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之主要目的，是想擴大皇權，故其等組織之保皇會，與余等革命黨員之主義及目的完全不一致，相反幾成一種反目疾視之關係。」（第440848-440849頁）可見宋教仁堅持了革命立場，但對楊度卻有好感，對康梁則如冰炭不同爐。

1910年12月中旬，宋教仁有一段較長談話，除了批評日本東亞同文會會長根津一「根本不了解中國情形」之外，還以生動的事例證明朝廷施政錯亂無章，「越出常識」，根本不懂立憲政治的精神，預計國會開設必然亂象叢生，「到時解散國會和阻止解散兩者對立，必引起人心動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談話中還有這樣幾句：「無論是孫的勢力或是康的勢力，都難望得到永遠存續。到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新人物出現。」（第450142-450144頁）1911年1月10日，又有一份報告稱「宋曾經對串戶真佐樹說過，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的趨勢。（宋教仁）好像絕望於革命運動。而且他聽說資政院有對康有為及梁啟超一夥亡命者給予特赦決議的消息，認為他們不久將蒙受恩典，而自己等革命黨員也許要到宣統五年終於召開國會時，才能回國公開參加政治活動。」（第450157-450158頁）

由以上兩件資料可以窺見宋教仁對憲政的特別關注和熱中，並且認為孫中山缺乏利用「國會」這種鬥爭場所的眼光和能力。對照1912年3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後，宋教仁積極主持組建國民黨，並在年底開始的參、眾議員選舉中大力奔走活動，對擔任內閣總理躍躍欲試的情形，就可明確地看出宋教仁的心路歷程。當然，報告中稱宋「好像絕望於革命運動」是不準確的。宋教仁1910年末在日本負債纍纍，難過年關，悄然返回上海出賣文稿，從1911年2月起到同年4月，連續在《民立報》等處發表近30篇極具戰鬥性的文章，聲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斥責清政府禍國殃民的罪行，尤其是揭露其「偽立憲」的真面目，可證明宋教仁正在奮鬥。另外1911年5月18日宋教仁在從香港寄給串戶真佐樹的信中說到：「鄙人來香港無他，即為此番發起廣東事件。黃興君在美國運動的結果，獲得少許金錢，因而欲以廣東為中心向中原進發。鄙人亦懷擔負一部分責任之念來港。」接著，他在略述戰鬥經過及革命黨犧牲情形後說：「鄙人目前滯留本地，研究善後之策。幸得逃離虎口保全餘生，乃不幸之萬幸。」（第450407頁）這是宋教仁參與辛亥廣州起義的直接證據。

出版於i981年的《宋教仁集》，沒有可能利用這些檔案資料，所以1907、1908、1910三年中，每年僅有1篇文章，1909年更是空白。而這部日文檔案中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至少還有4篇，可作為《宋教仁集》的補充。

4.有關康有為者

康有為本人在日文檔案中出現較少，但所涉及者具有另一種意義。

1908年9月30日，日本駐瑞典大使向外務省報告，「據說康在美國及墨西哥募捐的金額達一百萬美金，將其作為資產在墨西哥設立銀行。」又說：「離瑞典國都斯德哥爾摩16公里、乘坐火車30分鐘之處，有名為『薩爾折巴登』（譯者按，據日文假名翻譯）之地，為風光極佳之處」，康有為當時居住於此。「不久康有為偕同林翻譯來訪，因此乘便偵查彼等動靜，訪問該人住宅。其房屋在薩爾折巴登的一個小島，需乘坐私家自動汽船來往。據康所說，該島之一半即大小約一平方公里的地皮以及房屋，一共以28000格倫（相當於吾國14000日元）購買，又為維修花費7000格倫。房屋雖非廣大，但約可供10人居住，而且傢具及裝飾等極其豪華，似乎頗為富裕。」（第440768-440770頁）對比革命黨人的困窘，康有為可謂手頭闊綽。

但康有為的「黨營事業」，所獲利使用不當，很快虧損，不僅引起派內紛爭，而且導致屬下冒險殺人越貨。1909年夏，廣西道台劉士驥受官府委託（一說系受廣西巡撫委託，一說系受兩廣總督委託，但均為興辦實業），在南洋、澳洲和美國募到一筆資金，而康派大將徐勤即圖謀「分肥」。日本駐香港領事8月18日給外務省的報告稱，劉士驥攜款回到香港時，「本地保皇黨卻要求劉抽出其募集資金之一半，充入保皇黨之財政機關萃益公司資金中。其中徐（勤）之態度極為強烈，然而劉卻未答應此要求。」於是「徐某對此懷恨在心」，指使下屬何其武採取行動，何其武遂僱傭駱木保暗殺了劉士驥。事發後駱木保被捕，何其武「奔暹羅（泰國）」，「真正教唆者、《商報》記者徐勤」即「逃往布哇（夏威夷）」（第441226-441228頁）。

劉士驥一案影響非常惡劣。到1911年6月當日本政府允許康有為入境時，廣東商人和橫濱華商上書日本政府表示抗議，認為康「若僅為政治犯，貴國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為謀財殺人之私罪主犯，貴國招待之，其理何在？」重提前年之案，並揭出康有為與此事的直接關係：劉士驥募款「歸途中遇康有為（兩人相熟），康威逼之，令其將已籌得資金留在康所組織之保皇會」。後來「劉士驥主子往北京都察院上控時，持有康有為手書之恐嚇信及電報，謀殺證據極其顯明」。以致「此後康有為兩次返回香港，香港總督……命其離境」；「且澳洲、南洋、南北美之華商受康組織之保皇會恐嚇、致巨款被騙之事傳遍四方，故無不怨恨此有」（第450449-450450頁）。此件檔案署名「橫濱清商」，外務省收到的時間在6月18日前後。以前我們讀到章太炎批評康有為及保皇黨「貪叼」、「奢侈」、「詐騙」之類的文字時，頗不以為然，以為章夫子做迂腐之論，但康有為注重享受，保皇會非常「重財」，均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這種「道德有虧」恐怕也是康派人士（梁啟超除外）在清末和民初迅速喪失政治活力的原因之一。

5.有關梁啟超者

檔案中有關梁啟超的行蹤、通信、談話很多，內容涉及談論世界大勢，分析中國政局，開辦海外華商子弟學校，組織在日本的華商團體，指導投入國內憲政運動等等，這些在影印的《飲冰室合集》、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以及新近於1999年由北京出版社重編的《梁啟超全集》中，基本都沒有收錄。由於此類檔案較多，而且篇幅越長者越多模糊難辨之處，我們也未能全部譯錄，此處僅介紹此前末被研究者發現和利用的兩封書信，在台灣的一篇講演及一段談話，並略加討論。

1908年冬，光緒、慈禧先後死去，朝政面臨變局，住在日本須磨村的梁啟超感到必須有所動作，故在這年11月23日至25日三天之內發出電報和書信多件，其中近一半被日方偵悉。本來梁氏的此類書信就語多隱晦，日方人士抄錄時又增加謬誤，故有些語句令人難解，有的人名不知所指（日方在信後批有「文意不明」），但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梁啟超此時用過的一個化名。現將其中兩信照錄如下：

其一信寄上海海寧路須征里何清逸（第440840-440841頁），文曰：

茲公夜已到。此數日內沉靜之局使人悶絕。此次在南方當無從著手，惟有北行之一法。然今日夜見山公確已首途。然茲公之入北，正不易了。無論如何，必以設法，能此為妙。子箋處最當注意也。今日夜昏言，倉主提議速布憲法。手啟點日之可畏，奈何。匆匆。即請大安。余詳薦函。雨渾今日匪學文語，夜已收到。

另一信亦寄前述何清逸（第440846-440847頁），文曰：

對、虎兩公同鑒：構父來，得具悉。虎公不獲與山公偕行，誠大憾事.今所憂者無途可以入都。可無論如何必須設法者，若能者得自有生髮，不一日得一日也。十乘昨未一半，乃事前取發不遇告急，可尚待次函，乃別有消息也。

今晨東電言，子箋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虎公入北當必能見此公也。名心叩。

高叟與山公皆否，座示知。

從前後相關文件看，可知此時梁啟超針對「兩宮駕崩」一事與神戶同文學校湯覺頓、張壽波、吳肇祥等做過密談，討論了種種計劃。同時有名為向構父的人從上海來，24日拜訪了梁啟超，並交給其「不明物件」。故梁在23日寄給上海一信後，25日又補寄一信。兩信主旨都是要求趕緊派人入京活動。信中提到的「山公」、「子箋」、「倉主」、「對公」、「虎公」、「高叟」等，都難以確認，希望素有研究者指教。

但從這兩封信中得以知道「雨渾」和此處的「名心」就是梁啟超，有助於研究者解讀前述《趙鳳昌藏札》的一些疑問。《趙鳳昌藏札》中有數封他人寫給雨渾的信，亦有雨渾致他人的信。我們所見到的《張謇全集》和《辛亥革命在上海資料選輯》中，有把「雨渾」誤做「兩渾」，或把雨渾當做他人者，此類疑誤藉此檔案可以得到明確解決。至於「名心」，據桑兵教授說，他看過清末民初落款為「名心」的書信不下百件，凡在事涉秘密、不願署真名而對方又知道寫信人的場合，就可能落款「名心」，那麼其意近於今天還偶用的「知名不具」。此說可供參考，但上述第二信為梁氏所寫無疑，而《趙鳳昌藏札》中也有數封落款「名心」的信件，寫信人仍須考證。

梁啟超的訪台，使我們注意並回顧了20餘年來國內學者所寫的有關孫中山、章太炎、梁啟超等名人訪台的文章（或專著中的有關部分），發現這些著述多數沒有利用日方檔案，其中張寄謙教授連載於《台灣研究》1994年第1、2期的《清末民初孫中山和梁啟超等人與台灣的關係》史料最為豐富，但也只是在談孫中山時部分利用過日文檔案，而關於梁啟超的訪台資料，只是依據《飲冰室專集》中的《游台灣書牘》，加上轉引《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引用的《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中甘得中文章的幾段文字。張著提到了梁氏在台北東薈芳酒樓歡迎酒會上的演說，但沒有運用這部分日文檔案。於是梁啟超游台的觀感和言行，就只呈現出印象惡劣：「此間百無所有，惟有一總督府耳」，「總督，天帝也」；日本官吏妄自尊大，「別有一種習氣」。還有日本在台灣的行政措施，使梁「劌心怵目，無淚可揮」，「非直吾國所能學，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譴責日本殖民者歧視台灣人民，任意強取人民土地，不顧台灣人民死活，以及實行愚民教育等等。於是梁表示「吾茲行乃大失望」，並寄語國中父老昆弟：「勿以亡國二字為口頭禪，勿謂為大國順民可以耕食鑿飲也。」這些無疑都是梁氏游台的真實觀感，其「哀憤」之情溢於言表。然而，梁啟超在台卻還有另一種言論。他於1911年3月28日抵台，4月11日離台重返日本，日文檔案中前後共有7份報告專載或涉及其事。值得一提的是，4月1日晚在台北東薈芳酒樓舉行的有50餘人出席的歡迎酒會上，梁啟超發表了如下演說：

諸位原是清國臣民。劉銘傳撫台之後，雖進行鐵路敷設及其他設備，但從人民徵收金錢，劉雖是台灣的開發祖，可惜人民和當時的清國政府都不歡喜他，這是很遺憾的。台灣是明治28年由清國政府割讓而為日本頗有的。領有以後，日本政府撫愛人民，無論交通產業振興，工業和其他種種設備，施行得當，沒有遺憾。諸位如不心服，那是錯誤的。台灣人即是諸位，假如父母有小孩，但沒有養育其小孩的能力，就給與他人，此時小孩表明不心服，那是不對的。對待養父母像對父母一樣盡孝順，應該是當然的。表示不滿意是不孝順的。諸位把日本政府也當作養父母，誠心誠意跟隨它，這是當然的。我漫遊各殖民地，而且熟悉其情況。台灣是一個殖民地，從世界上殖民地的情況來看，殖民地一般受支配國的虐待，然而日本則一視同仁，對待諸位跟（日本）內地人相同，受到內地人一樣的待遇。但重要的高等官還不能由台灣人出任，很可能有人為此表示不滿意。那是因為台灣人的腦筋還不夠的緣故。要緊的事是要造出其頭腦。義大利曾把匈牙利作為保護國，匈牙利人覺得很遺憾，很用功而且達到和義大利同等的文明，終於作為自治團體親自進行治理。假如台灣人也用功的話，達到跟日本人同等的地位亦未可知。所以自己用功的話，重要官員很可能也由台灣人出任。因此盼望諸位盡量不發牢騷，誠心誠意忠實行事。希望諸位作為日本臣民越發勤奮（第450197-450199頁）。

同日的另一份報告中記有梁氏談話，稱來台考察，「發現在所有方面均有進步，而且政府治理良好，超出想像之外」（第450200頁）。5月3日，台灣民政長官在總結梁在台活動的報告中記載梁到台北當天，「首先到台灣神社參拜」，在東薈芳酒樓演說「頗為讚揚本島的施政，表示希望諸位作為日本臣民不要不服，應誠心誠意忠實於國家」。彙報還談到梁逗留台中林獻堂家中時，「林獻堂曾就台灣隸屬於帝國版圖一事鄭重發問，梁說，與其在清國的頑冥政治下生活，不如當帝國政府的臣民幸福。而且讚賞本島發展迅速並各種設施井然有序。」（第450268-450271頁）

長期跟隨林獻堂的甘得中在《獻堂先生與同化會》一文中詳細述及梁啟超游台與林獻堂的關係，以及梁啟超在台灣的行止與有關談話。甘文稱，1910年林獻堂、甘得中在日本初晤梁啟超時，林問：「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原文如此——作者）差別，經濟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梁回答：「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護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爾蘭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你們何不效之？」當在東薈芳舉行歡迎梁氏宴會時，「日官民無一參加，而偵探特務則四伏矣」，「席散後偵騎四齣，追問參加宴會者」。處在日本人監護下生活多年的梁啟超，自然知道日本人的手法，尤不願累及赴宴的台灣友人，「因隔窗有耳，辭意委婉，非細味之，不能知其底蘊」。（註：《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第3冊，台北，1960年版（無出版機構），第520～522頁。）

梁啟超從日本起程時，就向上海的《國風報》編輯部發出第一封信，聲稱「茲行之動機」，乃為調查台灣之「行政組織」、「農政」、「幣制」、「移民」、「警察」、「專賣事業」以及「土地」、「戶口」等情形，尤其是了解台灣「植產興業」、「利用外債」的經驗，以為中國改革事業之「借鑒」。（註：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3頁。）顯然，不能說梁啟超的動機全然不對，他考慮的重點是實地考察真相，為中國的改革尋求參照，但他淡化了台灣本是中國領土而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這種悲情，信中稱日本為台灣之「母國」更不恰當。

梁氏的「第一信」公之於世之後，革命派在上海的《神州日報》就有文章加以批評，梁氏還在台中林宅時就收到了其同志剪寄的報紙。梁遂在「第五信」中回答說：「彼為我將頌揚彼都功德」，「吾他日有所言，彼輩則將曰是劇秦美新也，是李完用也」。他明確地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自己「懷抱無量數深痛隱恨，而為遺老計，投鼠忌器，猶不敢盡以形諸楮墨」，但對日本殖民地官府、警察的作威作福及野蠻粗暴，仍要「居人國而非其大夫」；二是游台雖感「大失望」，但對「台灣行政」之「一二可師者」，「吾又安能違心以詆之耶？吾國人又安可不虛心以效之耶？」（註：《梁啟超全集》，第1226頁。）在此前的「第三信」中他曾說，「吾（在歡迎宴會）席間演說之辭，真不知如何而可，屬耳在垣，笑顰皆罪耳。他日當以入遊記，此弗述也。」（註：《梁啟超全集》，第1224頁。）但此後可能有所顧忌，故遊記中未見收入。而從上述相關資料來看，日文檔案所記錄者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梁啟超的這次游台，可說是以是非人入是非地做是非談。此處利用日文檔案完整地再現往事並非「揭短」，意在補充前之研究者因未見到故而自然無從利用的史料，進而在研究中將日文檔案、梁氏的《游台灣書牘》及「台灣雜詩」等對照，以全面了解梁氏當時思想感情的變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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