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候，都永遠不要羞於談錢

中國人歷來有種微妙的情結，想賺錢，又恥於談錢。

士農工商的排序，向來討論很多。《管子》講「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所謂石民，就是國家柱石。可同樣不可或缺，商人卻位列「四民之末」。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商人門第雖然富庶，走在王都大邑，未必抬得起頭。按郭沫若的考證，驚才絕艷的李白，因為生在商人之家，直接影響到科舉資格，最終在四十多歲經人引薦，才得以供奉翰林。

也是這種緣故，無論身居高位的士大夫，還是落魄文人，很少把金銀財帛掛在嘴邊，更不會將富甲天下視作理想。他們發起宏願，都是孔孟之道周公之禮，至高的「三不朽」，也是立德、立功、立言。

浸淫於這種文化，錢是洪水猛獸，富是牛鬼蛇神。謙沖淡泊如陶淵明，要反覆強調「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豪放如李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壓根就沒把錢放心上。

眾所周知，杜甫是李白的「腦殘粉」。他老人家寫《飲中八仙歌》，關於李白的段落百世流芳：「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相比起李白的極致浪漫，同屬「八仙」的賀知章有種質樸的可愛，「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酒喝多了，騎馬就像坐船一樣搖搖晃晃，兩眼昏花跌落井底，就這麼睡過去了。

人生若只如初見，發生在天寶元年。李白隻身來到長安，連一個朋友都沒有，獨自住在旅店。閑極無聊去道觀紫極宮遊覽，撞見素未謀面但傾慕已久的「網友」賀知章。老賀熱情，邀小李去喝酒，誰料出門沒帶錢包。按說這就有點尷尬了，可老賀二話不說，把象徵官員身份的金龜佩飾取下，換酒為樂。

每次想到「金龜換酒」的典故，我都會倒吸一口冷氣：這些了不起的豪邁文人，真是不拿錢當錢啊。

不要以為羞於談錢是古人的專利。對賺錢有意無意的輕視，其實從來不曾遠離。

念小學那會兒，彙報人生理想是入學的必經環節。科學家、教師、音樂家、作家、建築師都是備受稱許的目標。

但我清楚地記得，一個女生羞怯地說：「我想做大生意賺大錢。」全班哄堂大笑，老師的表情突然有點僵硬，課後還專門找女生教育了半天。

稍大一些，每年春晚，在這場以北方人民口味為主的「盛宴」上，通常有兩個群體飽受刻板印象之苦：娘娘腔的上海男人，以及賺小錢的個體戶。趙本山相中范偉做「賣拐」的對象，拼了命地忽悠他，和范偉的相貌也有關係：「腦袋大，脖子粗，不是老闆就伙夫。」

長久以來，對錢暗自看得重，又要擺出一副看不上的樣子，似乎也構成了社會心理的一部分。

小時候看到掏出磚頭般的大哥大，手裡夾個黑色手包的老闆，都管他們叫「大款」，這當然是毫無疑問的物化。90年代初，稍有積蓄的家庭，會有一個奇怪的計量標準：萬元戶。按今天的政治正確，這是毫無疑問的俗氣和短淺。至於台灣老闆來做生意，腦子精，人卻土氣，上海人管他們叫「台巴子」，乾脆直接地域歧視了。

在我的成長里，這些現象毫無遮掩，長久存在。

和表現出來的淡泊寡慾不同，人性對物質享受有深層的渴望。這一點，誰都無法否認。嘴上說著不要，身體卻很誠實。消費主義盛行的當下，尤其如此。

但凡點開知乎、微信、微博，所有的社交網路，涉及年輕人的奮鬥，標準提問往往是：畢業3年月入10萬，是怎樣一種體驗？我是如何從三線城市逆襲成為年入五十萬的CEO的？

對每個有心上進的都市人來說，一邊是薪桂米珠，居大不易，奮鬥所得和車子房子之間的差距很懸殊；一邊是財富神話和融資捷報，新聞上總是誰誰誰又去美國敲鐘了，同學聚會時哪箇舊識又下海創業了。人和人離那麼近，說不動搖不覬覦心如止水，多少有點為了面子硬撐。

這麼說不是拜金，更不是鼓吹金錢萬能。清粥白菜和山珍海味都是人生，安貧樂道特別難能可貴。

但對於大多數普通人，如果對錢有需求，卻始終口是心非，絕不是應有的姿態。唯有直面賺錢這件事，不遮遮掩掩，不諱莫如深，打開心胸和思維，才能避免進退失據。

對現代人來說，和錢最相關的，除了商場，就是職場。買買買是出血，回血往往是每個月就盼著發工資這一天。

可惜，羞於談錢的人，連職場上都要吃虧。

別人不定期鬧個辭職，為了挽留，老闆升完職又加薪。自己兢兢業業，卻不好意思開口，臨到年底，老闆的年終獎才發1000元。真是想找閨蜜哭訴都不敢，畢竟1000元年終獎，請頓飯再喝個酒就沒了。

好不容易熬到加薪，結果老闆露出蒙娜麗莎的微笑，點著計算器說：「小王啊，今年表現很不錯！鑒於你那麼努力的付出，我打算給你加薪2%。」你不開口說錢的事，安心做一個悶葫蘆，就不是2%，而是100%的二了。

合理來源的錢毫不可恥，靠自己的本事賺錢，是自我價值中光芒閃耀的部分。

我喜歡坦坦蕩蕩的人生，有所求，就光明正大地去追尋。的確不是所有人都能實現財富自由，但和錢打交道，其實也是我們重新認識自己、收穫成長的過程。

比起偷偷摸摸和口嫌體正直，安然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慾望，然後去得到它，才是最大的體面和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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