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雪豹保護的科學與政治 3

3.從博物學家到科學家

1980年代，雪豹的研究和保護動作頻仍。

國際社會對雪豹的關注劇增，美國的科學通過夏勒和福克斯得到傳播。創辦了後來扮演重要角色的NGO（SLT，國際雪豹基金會）。中印兩國開展雪豹初步調查，外國科學家和NGO向兩國的合作者傳授技能和提供資助。中國在1988年提高了雪豹的保護級別，印度出台雪豹保護計劃但於1988年流產。

1990年代，兩國沒有值得一提的政府行動，但保護生物學穩步發展。

這十年間的關鍵變化是，研究雪豹的年輕科學家逐漸採取更為科學的方法。科學研究的轉變和發展，為二十世紀初期雪豹研究和保護工作的暴發奠定了基礎。檢索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1980年代大約有10篇關於雪豹的文章，其中6篇是科學論文；1990年代，文章數量翻了三番；2000-2015年，有287篇關於雪豹的論文。

圖1. 中國雪豹科學論文的增長。來自：Alexander,et al., 2016. A spotlight on 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in China. IntegrativeZoology

中國啟動了越來越多的雪豹研究項目。這些項目通常是私人資助的，特別是國外基金會:這得益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相反，印度的雪豹研究和保護工作，仍然依賴1980年代中期建立的印美雪豹項目。

印美雪豹項目是保護的死胡同，不過它成功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印度科學家。當項目聯合主任潘瓦爾和福克斯聘用野外助手時，剛獲得植物學碩士學位的楚達瓦特（Raghu Chundawat）成功入選。

楚達瓦特從來沒有去過喜馬拉雅。用他自己的話說，上大學主要是為了玩曲棍球。進入喜馬拉雅的第一次野外工作以及追蹤雪豹的經歷，改變了楚達瓦特的生活。在福克斯和潘瓦爾的鼓勵下，楚達瓦特決定攻讀博士學位，研究雪豹及其獵物。

圖2. 楚達瓦特（Raghu Chundawat），印度人，研究野生雪豹的第一位博士。圖片來自網路。

楚達瓦特選擇克什米爾開展研究。該區域高度政治敏感，他必須放棄華盛頓州立大學和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一旦在美國大學註冊，印度政府必定駁回他的研究許可。因此，他在孟加拉的齋普爾大學註冊。

楚達瓦特沒有正式的美國合作者或導師，不過博士期間與福克斯和弗格森（Dave Ferguson，USFWS在南亞的負責人）保持聯繫。印度的大學跟歐洲多數國家一樣，壓縮課程時間，博士生直接開始野外工作。楚達瓦特每年在野外工作十個月，學術背景還不是動物學或生態學，因此非常倚重非正式美國導師的支持。

當時，克什米爾的分裂運動如火如荼。1989或1990年，暴民焚毀了他的宿舍，損失了數月的野外記錄。不過他還是在1992年完成了全球第一篇關於雪豹的博士論文。楚達瓦特的母語是印地語，博士論文碰巧是他用英文寫的第一份文件。

1993年，楚達瓦特入職印度野生動物研究所（WII），繼續研究雪豹，同時開始研究老虎。WII是在聯合國糧農組織和USFWS支持下成立的政府科研機構。一開始，WII只招收碩士研究生，到1990年代才開始培養博士生。

最初幾年，WII培養了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它的畢業生供職於多家政府、大學和私立的科研機構，這些人改造了印度的保護科學。在雪豹方面，WII培養了三位優秀的科學家：楚達瓦特，亞許（Yash Veer Bhatnagar）和查如（Charudutt Mishra）。

圖3. 改造了印度保護科學的印度野生動物研究所（WII）。圖片來自網路。

楚達瓦特還在寫博士論文時，在WII獲得碩士學位的亞許繼續開展喜馬拉雅北山羊的博士研究。USFWS（通過Dave Ferguson）和史密森學會資助了他的研究。1997年，亞許獲得索拉什特拉大學的博士學位（與WII聯合培養）。他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北山羊，同時涉及雪豹及高海拔生態系統。跟早期調查相比，他關注食肉動物、獵物、植被的相互作用，探討了更複雜的生態科學。

圖4. 亞許（Yash Veer Bhatnagar），印度雪豹保護的關鍵人物之一。圖片來自網路。

同樣的轉變也發生在印度生物學家查如身上。他在WII獲得碩士學位後，繼續到荷蘭的瓦格寧根大學深造，研究高海拔地區的生態學，2001年獲得博士學位。查如沒有研究雪豹，而是喜馬拉雅高海拔峽谷中人類與自然複雜的相互作用。

查如是第一位同時在印度和海外接受正規培訓的雪豹科學家。他的博士導師還在非洲開展研究，為他的研究提供更廣闊的生態學視野。亞許和查如的研究工作都得到了國際認可。

圖5. 查如（Charudutt Mishra），印度人，國際雪豹基金會（SLT）的科學與保護總監，目前雪豹研究和保護事業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圖片來自網路。

在中國，新一代保護生物學者也走向前台。夏勒在1990年代重返中國，與另一撥中國同事合作，在青藏高原繼續之前的調查。其中一位年輕科學家是呂植。呂植的博士導師潘文石曾經與夏勒共事過。潘文石是八十年代早期大熊貓研究項目的主力，《卧龍的大熊貓》的共同作者。

呂植代表了跟夏勒一起工作的中國第二代保護生物學家，不過她更關注青藏高原。1990年代，呂植、王大軍和王昊，以及其他研究人員，組成北京大學的保護生物學研究團隊，成為延續中國保護研究的重要橋樑。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繼續大熊貓研究的同時，參與到多項國際研究項目中。比如，呂植曾在耶魯任教，到哈佛訪學。

圖6. 呂植，北京大學教授，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創始人，中國保護生物學的領軍人物之一。圖片來自網路。

1990年代，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參與雪豹研究，增進了對雪豹科學和高海拔生態學的認識。新一代科學家受到高原和雪豹的吸引。跟上一代博物學家式的科學家相比，他們接受了不同的訓練，野外工作的出發點也不同。

夏勒是博物學家的典範，他希望看看整個世界。2010年，夏勒在接受採訪時說：「人們如此傾心於技術和DNA，以致大學裡講授自然史越來越少。。。而自然史是知識的基礎。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對戶外所知不多。除非走出家門，研究野外的東西，你不可能很好地規劃保護。你可以測量森林毀壞的速度，你可以測量草地的生物量，但你不知道任何細節。」

夏勒一輩子都在避免專註於某個物種，更不用說某個生態系統。到70歲時，夏勒已在四個大陸上開展過開創性的野外研究。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工作是淺薄的。

圖7. 喬治·夏勒上一次來中國是2016年4月，83歲高齡，到青海做雪豹調查。圖片來自網路。

完成博士論文後，亞許給夏勒寫了封信。他在信中解釋：他花了五年時間監測北山羊，開展無線電遙測，基本上確認了夏勒十多年前短時間觀察所寫下的結論。亞許寫道：「夏勒立刻就回信了。我還保留著這封信。。。他說：『看，亞許，不要失望。我做了幾個觀察就停步不前了。我寫了個故事。你在大量取樣調查的基礎上說了同樣的事情，結論更強有力。你在四五年間看到的東西，是有根據的。。。你應該感到高興。』這是個小事。但對一名博士生來說，收到喬治·夏勒的來信，意義非凡。」

中國科學家也被夏勒的魅力吸引：他擁有洞察力。呂植的學生李娟畢業於2012年，中國第一位研究野生雪豹的博士生。李娟是與夏勒合作的中國第三代生物學家。她談到自己的研究方法與夏勒的不同，「夏勒博士是博物學家，而我是野外生物學家。」

圖8.李娟（右一）與夏勒博士在三江源。李娟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第一位研究野生雪豹的博士，目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繼續雪豹研究。供圖/李娟

李娟仰慕夏勒廣博的知識，對生態系統各個部分都有了解。相反，她自己極其專註於研究生態系統的一小塊，通過系統的測量來檢驗科學問題。跟夏勒一起工作，她學會了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待自然。「和夏勒博士一起工作，使我對整個生態系統有更好的了解，建立紮實的基礎，從而能在雪豹研究中提出更重要的問題。」

這些年輕科學家偏好更正式和更專註的科學方法。但與夏勒一樣，他們欣賞在了解不足的區域開展野外研究的浪漫。亞許承認，他並不是一開始喜歡雪豹，他更喜歡犬類，但後來被喜馬拉雅深深吸引。

喬治·夏勒的書，如《沉默的石頭（Stones of Silence）》、《山地王者（Mountain Monarchs）》，激勵了許多後來者。亞許說：「《山地王者》當然會提供很多科學想法。但在我看來，在你喜歡的區域研究你喜歡的動物，這種浪漫比工作更重要。。。讀完《沉默的石頭》，我感受到探索的浪漫，並意識到喜馬拉雅的許多地方還沒有被探索過。」

圖9. 《Stones of Silence》。夏勒在書中記錄了他1970年代初在喜馬拉雅開展野生動物調查的經歷。圖片來自網路。

被喜馬拉雅的浪漫所吸引的, 不僅是西方人。

撰稿：

本文翻譯自：Michael, L.,& Elena, S. E. (2016). Studying the snow leopard: reconceptualizing conservation across the China-India border. Bjhs Themes, 1,169-198.

作者Michael Lewis是美國暢銷書作家，E. Elena Songster是加州聖瑪麗學院歷史系的研究人員。

翻譯：

劉大牛。

| 野性高原 | 期待與志同道合的小夥伴一起，靠譜地談論青藏高原的野生動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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