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洪波：宋代書院的開拓與進取

湖南長沙，中國四大書院之一——嶽麓書院。嶽麓書院的赫曦台，台的頂部雕飾有八卦圖、蝙蝠、壽字圖案。視覺中國供圖

江西省九江市，白鹿洞書院位於廬山五老峰南麓，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始建於南唐升元年間（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視覺中國供圖

宋代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黃金期，那些從門閥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讀書人，挾開拓萬古心胸之豪氣，憑藉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繁榮，依靠印刷技術帶來的豐富藏書，縱貫古今，橫論百家，將我國古代的學術文化事業推進到了一個空前發達的高度。其間，書院受到各方重視，總數達到720所，是唐五代書院總和的10倍以上，可謂多矣。兩宋書院的發展各有特點，北宋以「天下四大書院」為代表，強化的是教育教學功能，書院作為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而「南宋四大書院」以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為代表的大師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得以完成。從此，書院與教育、學術結合，開創出一種新格局、新傳統、新制度，形成魅力無限的人格化特徵，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一、書院替代官學的角色

宋初，久亂初平，長期被戰禍壓抑的民間教育訴求開始噴發，而這時的政府卻無力興復唐代舊有的官學系統。於是，歷史賦予書院以替代官學的角色，在滿足教育需求的努力中，強化著書院的教學功能。

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起趙宋政權。為了鞏固時時受到威脅的政權，統治者無心於文教；連年用兵又耗費了有限的財力，統治者更無力於文教。因此，宋初80餘年間，官學沒有任何新的發展，中央只勉強維持國子監與太學，大唐時代建立的州縣鄉黨之學等一整套地方學校教育制度始終沒有恢復，而處於一種基本癱瘓狀態。

中央官學的不振，地方文化教育的癱瘓，極不適應海內承平、文風日起的社會形勢，對於政府來講，無處養士，也不利於政權的維繫與建設。面對這種形勢，有責任感的中國士人沿襲前代的做法，聚書山林，建院講學，自覺地分擔起培養人才、發展教育的職責。北宋政府也採取了因勢利導的文教政策，一方面大力提倡科舉，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取士名額，試圖收盡天下遺逸；另一方面又大力支持漸興的書院。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至仁宗寶元元年（1038）60餘年的時間內，朝廷通過連續不斷地賜田、賜額、賜書、召見山長、封官嘉獎等一系列措施對書院加以褒揚，培植出以嶽麓、白鹿洞、睢陽、嵩陽為代表的「天下四大書院」，並且以其聲名顯赫之勢，獲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同，集中體現了宋初書院替代官學的作用，以及由此而被強化的教育教學功能。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宋初對書院的提倡，是政府在短期內無力恢復造就治世之才的官學系統而採取的一種權變措施，可以說是迫不得已。這和唐玄宗的「廣學開書院」有著極大的區別，唐代是錦上添花，宋初則是非此莫求。因此，一旦政府有能力興學，它就會回到傳統的養士「正途」即官學系統，而捨棄對書院的支持。這就決定了書院在宋初只是暫時充當替代官學角色的地位。

二、書院教育教學功能的強化

書院和科舉結合，是其強化教育教學功能的最大表徵。這種情勢下的書院，下繫於民，而上通於官，既是民眾的求學之所，也是官府的養士之場。民間書院以讀書應試而揚名者不少，湘陰縣民鄧咸所建笙竹書院，就是典型一例。它以訓育族中子弟為主，接納四方遊學之士。結果，湖北江夏馮京、安州鄭獬二人以負笈其中而雙雙高中狀元，是為科場盛事，在士人的「美談」之中，笙竹書院難免不被視為科舉聖地。於是，加強教育，重視教學，以期培養更多的「狀元」，就自然而然成為笙竹書院的自覺追求。社會期許使然，強化教學成了書院的必然選擇。

官府視書院為養士之所，以應天府書院的事例最為典型。它的院舍雖由士人捐建，但成立則是奉朝廷詔令行事，教學管理皆由朝廷命官主持，學生享有解額特權。天聖三年（1025），應天府增加解額三名，到地方鄉貢之年，書院學生直接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更多。應天府書院既為科舉考試的準備場所，如何教學生應試就成了平時教學的一項主要任務。而且該院辦學幾十年，學生累捷於科場，發跡成名者不絕於時。曾主掌書院教學兩年，後來又主持慶曆新政大興官學的范仲淹，在其《南京書院題名記》中所津津樂道者，也就是科場題名。

總之，宋初書院無論官私，大多以其替代官學角色的身份，圍繞著科舉考試組織自己的教學，強化著自唐代以來即有的教育功能。書院教育功能的強化，還體現在講學、藏書、祭祀、學田等四大規制的形成，書院內部結構日趨完備。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被強化的教學功能，決定了後世書院發展的主要方向是招生授徒，可謂影響深遠。然而，也正是這種強化了的教育功能，帶來了將書院僅僅看作是教學機構的錯覺，甚至有將非教學的書院強行打入另冊的做法，這對書院文化的研究是有害的。作為中國士人的文化組織，書院所蘊含的內容是極為豐富多彩的，它有著眾多的文化功效，我們不能將一種特殊時期受到特別放大的功能當作其全部功能看待。事實上，北宋後期書院的發展也出現了自別於教學一途的局面。

三、科舉的危害與理學家的化解

強調教育教學功能，將書院視作學校，這是宋代書院的一個特點，而其結果就是書院與科舉相結合。它是歷史的選擇，對書院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自從選士的科舉和養士的學校扯到一起，學校淪為科舉的附庸就成了令人頭痛而又難以解決的問題。北宋中後期三興官學就有將二者剝離的努力，但積重難返。

南宋理學家們也曾有過對官學進行改革的嘗試，失敗之後，他們棄置官學，轉而致力於官方書院的建設。具體的做法仍然是從批判科舉入手。張栻在《重修嶽麓書院記》中，指出劉珙建設的目的是「豈特使子群居佚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可見嶽麓書院並不反對科舉，但反對僅僅為了科舉。這種態度比較現實，意在科舉之外另闢新徑，以達到書院的教育目標。

白鹿洞書院的做法更為靈活，朱子發布《招舉人入書院狀》，為即將奔赴臨安參加省試的舉人辦起了培訓班。此舉意在利用集訓的機會，以理學家講學修身的一套來修正世俗的科舉觀念。其用心仍然是在以書院來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學教育。

等到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為石鼓書院作記時，他總結歷史，觀照現實，提出在地方官學之外，「別求燕閑清曠之地」，另立門戶，創建官辦書院，「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也就是說，在理學家們看來，官方書院和州縣官學同屬於國家教育系統，而書院被定位在補充匡救州縣官學不足的坐標上。這與替代官學的北宋初年完全不同，理學家們這時追求的目標是：讓官方書院主要作為修正官學沉迷科舉的弊端而存在。

官辦書院如何去實現自己存在的價值呢？理學家們設計的理想目標是，書院不以科舉為目的，而以講學為指歸。關於這一點，朱子曾清楚地表述為：「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理學家並不泛言反對科舉，只將反對的目標鎖定在僅僅以科舉為目的這一點上，而將大量的精力傾注於講學事業，希望以自己理學的教育理想來化解消融書院生徒的利祿之心，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

南宋學者，不分派系，無論朱陸，在對待科舉的問題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認為「今為士固不能免此」，又對其不可勝言之害深惡痛絕，而希望以「講學」來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續洙泗之正傳」，而「淑諸人者」，無外乎為「忠君、孝親、誠身、信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至於救正之方，也就是講學的內容，則各家各派已呈現不同特色，「天理人慾之分」剖析章明，是張、朱子的長處，「喻義喻利之論」敷闡精至，是陸九淵的強項。

四、書院與學術的一體化

南宋的理學家們，肩負著發展學術的時代使命，承唐代書院整理典籍、辨彰學術之緒，以書院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學者，努力經營自己的學派，總合古今學說，集成學術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將學術與書院的發展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並由此開創出一個書院與學術一體化的傳統。

書院與士人、學者、學術和學派之間，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血緣親情關係。聚集學人、研究學術、開創學派是書院與理學一體化最典型的表徵。書院不同於個人書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動場所。自從有了書院，就有了書院和士人的雙向選擇。一方面，作為士人、學者，他進什麼樣的書院，有自己的考慮，心中存有一種標尺，中意則進，不合則退；而另一方面，作為書院也有一個進取去留的標準，不希望不合自己要求的人留在院中，以免成為害群之馬。這樣，在一個大家共同認可的目標之下，個體的學者、士人就結合在同一個書院，是謂學人與書院的結合。

南宋的理學家大多有很深的書院情結，他們以書院為大本營，研究學問，創新學說，培養傳人，聚集學術團隊，使得書院和理學從形式到內容相互滲透交融，形成一種互為依託、互為表裡的結構形態。而且，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隱顯同時，榮辱與共，有著休戚相關的共同命運。這種相互交錯的結構形態和盛衰同命的生存狀態，可以稱作書院與理學的一體化。它表明書院是理學的基地，理學則為書院的精神，是為南宋書院的最大特色。

書院與理學的一體化，經歷乾淳之盛、慶曆黨禁、嘉定更新三個時期，經由幾代人的努力，始得完成。書院和理學的一體化，在實際生存狀態中，有形可察，有跡可尋，具體表現為比較固定的行為模式，那就是建書院、立祠堂、注《四書》、輯語錄，四位一體。

書院與理學一體化機制的形成，賦予書院思想與哲學生命的光輝，開創了書院與學術一體化的傳統。從此以後，中國學術的發展差不多就成為書院的內部事務，無論學人的培養、學術隊伍的建設、學術網路的建立、學術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學術觀點的提出與論辯、學術著作的出版與傳播等等，都可以在書院內部進行。於是，在自由講學的旗幟下，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幅書院與學術的流變圖：程朱理學與書院在元代的北移，書院在明代成為新學思潮的大本營，宋學、漢學、新學、西學等更替成為清代書院講壇的主音。

需要指出的是，書院與理學的一體化，不僅使新儒學流衍傳播於中國大地，而且隨著二者一同移植於東國朝鮮、東洋日本，乃至越南，開創出東亞這一不同於佛教、伊斯蘭教的儒學天空，捍衛了華夏文化在東方文明中的領導地位。

五、書院的制度確立

南宋理學家和書院結為一體，使書院承擔起研究學術、發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其管理亦借鑒官方學校、禪林精舍、道家清規，形成各種制度。誠如朱熹所稱「近世於學有規」，制度化管理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以呂祖謙乾道年間為麗澤書院制定的《規約》、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陳文蔚的《雙溪書院揭示》、徐元傑的《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以及《明道書院規程》等為代表，書院完成並確定了自己的制度體系。

書院制度的確立有如下幾個主要標誌：第一，書院和理學互為表裡，榮辱與共，形成一體化結構。這種結構使書院具備了在學術文化領域發揮創造性作用的功能，事實上，書院對中國思想文化在南宋時期形成前所未有的發展高峰，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功甚偉。第二，規制日趨完善，研究學問、教學傳道、藏書、刻書、祭祀學派祖師、經營田產等成為書院的六大事業，表明書院已經成為一個功能完全而且可以獨立運作的文化組織。第三，內部的職事設置日趨合理，基本形成研究教學、行政管理、財務後勤、學生自治等相互聯屬的幾大條塊，說明書院的組織管理已臻完善。第四，各書院開始制定並執行學規、規程、揭示、學榜等不同名目的規章制度以規範自身的行為，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標與學術文化主張。南宋後期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頒行天下後，書院更有了共同的準則。這種自覺的舉措，是書院制度走向成熟並最終確立的標誌。

書院管理體制具有比較嚴密、分工明確、便於操作的特點，其內容大體上包括五個方面：一是以山長負責制、堂長負責製為代表的管理體制及與之配套的組織系統，它從組織上保證書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進行。二是師資管理，主要是山長的遴選，或重學行，或重科舉出身，從制度上提出資格的要求，確保書院的學術研究及教學水平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三是生徒管理，入院肄業要經過考試且有名額的限制，學業德行各有要求，言行舉止皆有尺度，建立了考勤、獎懲制度。四是教學管理，山長授課依課程定期進行，有授講、簽講、覆講等方式方法，生徒學習按早上、早飯後、午後、晚上四節，各定功課，形成「日習常式」，每月定期考試。五是經費管理，經費的籌措，常年開支的分配，各有定規，它從經濟上保障書院的正常運行。

六、結論

綜上所述，宋代幾百年的努力，開創了書院歷史的新紀元。首先，教育教學功能的強化，使得書院成為一種可以獨立運作的學校，它和官學、私學鼎足而三，共創中國教育的新格局。其二，作為學校的書院，飽受科舉之害，理學家們從批判科舉入手，引入理學教育理念，開啟書院與學術一體化的發展模式，教學之外，學術積累、研究、創造與傳播皆成為分內之事，文化創新變為一種新的傳統。其三，書院制度的確立，是教育與學術激蕩的產物，是一種制度創新。這種新格局、新傳統、新制度，無不體現書院開拓進取、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在民族文化復興的今天，如何繼承這筆寶貴財富，弘揚其創新與開拓精神，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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