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區不是蠻荒之地，也並非世外桃源

繼藏族題材電影《岡仁波齊》之後，其姊妹篇《皮繩上的魂》將於8月18日全國公映。一部記錄朝聖，一部具有魔幻色彩，導演張楊的兩部電影引發人們對藏地的關注。

優秀的藏地電影不是只有這些。比如萬瑪才旦的《塔洛》，被譽為藏族母語電影的開創者，曾入圍威尼斯電影節。

2年前，讀加君對話萬瑪才旦，他說，即使拿著同一個劇本，他和一個漢地導演拍出的電影也一定大相徑庭。他並不追求講述一個真實的西藏，他要打破西藏想像，去掉藏族導演標籤。

導演、編劇，萬瑪才旦

我特意把萬瑪才旦的小說給一位漢族朋友讀。不到半小時，她問我：什麼是嘛呢石？半天后，她告訴我：小說很魔幻，不知道怎麼形容，但讀後很回味。

這是萬瑪才旦的分裂之處，小說魔幻，電影寫實。正如他本身，作品極致，為人卻很不「寫意」。當我試圖將一些意義賦予他的作品時，他總是憨厚地一笑，「沒有，我沒有想那麼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符合我對父輩藏族的所有感知，他們似乎有無限的胸懷，卻又神經大條得沒有一點情緒，從沒有大江大浪的宣洩，隨時都給你某種安寧。好在這個時代有文學有電影，在藝術中某種細膩終於得到出口。

他發微博說，他把拍攝《塔洛》用的小羊羔放生了。「今日開始，小羊羔你就進入一個相對自由的世界了。」 這個儀式，是純藏族式的。

工作幾年以來，這是我第一次遇到與我同民族的對話對象。每每當別人看到我的名字時，總會眨巴兩下眼睛，問道，少數民族？「懂行」的一看便知是藏族。

這是我和「大導演」萬瑪才旦共通的心理難題——試圖保留血液里本民族獨有的東西，又希望與別人的區隔感降到最低。這也是為何，他堅持要讓讀高中的兒子去青海的寺廟學一年藏語，再回到北京繼續就讀。

在對話中，我們一次次談到故鄉。只是，少有人能誠實面對故鄉的變遷，而他正是其中一個。

留了17年的小辮子剪了

隨著一隻小羊羔咬著奶瓶，一個中年男子背誦著《為人民服務》，電影《塔洛》開始了。

電影《塔洛》劇照

它的導演萬瑪才旦，青海出生的藏族人，四十多歲，寫過小說，十多年開始試著把自己寫的小說拍成電影。

塔洛是《塔洛》的主人公，飾演者西德尼瑪說，拍到一半要剪掉小辮子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掉了眼淚。他的小辮子留了十七年，從沒剪過。就像他扮演的塔洛，那條小辮子幾乎就是他的標誌。

當初萬瑪才旦找他演塔洛，他考慮了兩天，最後說，「為了藝術，就做一次犧牲吧」。

第一個鏡頭，長達十餘分鐘，他用念經式的語調和換氣方式背誦《為人民服務》全文，一氣呵成。

萬瑪才旦對鏡頭的使用近乎苛刻，在他的電影里，幾乎沒有一個特寫鏡頭。「我只把場景傳達給觀眾，其餘的留給他們評判。」這一次，他又把形式感發揮到極致——黑白、全部固定鏡頭。

《塔洛》改編自萬瑪才旦的同名短篇小說，輾轉青海省貴德、同德、貴南等地拍攝，講述一個單純善良的牧羊人因辦身份證，來到城市，遇見心愛的姑娘，但現實將他單純的理想一一打破。

《白雪公主》與卓別林的啟蒙

這十三年，萬瑪每年回青海老家的日子屈指可數。如果不是大一那年偶然得到機會拍電影，或許現在他和大多數同村朋友一樣做著公務員或是老師。

這種偶然也發生在他的小學。在滿是泥濘的小村路上，一本沒有封皮的小書出現在他眼前，他撿起，抖落上面的泥土，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過了很久，他才知道這本書叫《白雪公主》。他說，這是他的文學啟蒙。

初中時，一個電站的興修捎帶來了一個職工電影院，一場兩毛錢，每場座無虛席。這成了萬瑪最魂牽夢縈的地方。有時兜里沒錢，他就翻牆偷著看。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和動畫片《大鬧天宮》成了當時看得最多的電影。

「同學裡愛電影的不只我一個，但大家心裡都有一個既定的事實——看電影再正常不過，拍電影遙遠得想都不敢想。」1991年，他開始陸續發表一些文學作品。10年後，他加入北京電影學院的一項公益計劃，第一部作品終於出世。

2003年春節，他和同學用一台DV機拍出《靜靜的嘛呢石》作為作業。這部他真正的處女作得到了田壯壯等人的青睞，從此命運扭轉。

電影《靜靜的嘛呢石》劇照

他說，自己入行是借了時代的機緣。如果電影還要以電影廠牌的方式產出，或是用膠片機拍攝，這兩條只需一條，就能將他永遠拒於門外。

不追求「講述真實的西藏」

電影《老狗》的第一幕，一個中年人騎著摩托車蜿蜒在坑坑窪窪的道路上，

這與傳說中、符號中的西藏有著天差地別。萬瑪說，他就是要打破這種想像。

2005年，在中國電影一百周年誕辰時，這位藏族導演不客氣地說：中國電影誕生100年了，卻沒有一部純粹的藏族電影。

他認為那些風靡一時的藏族題材電影很多很「好看」，卻不藏族，「他們只看到了樹的枝幹葉子，沒有看到根」。

在他的電影里，愛看《西遊記》電視劇的喇嘛活佛、唱歌怎麼都不願拿起話筒的放羊娃，甚至人們對著山上呼喊尋人的方式都是完全藏式且生活化的。曾有人評價，萬瑪才旦是用最日常的眼光在打量藏族文化。

萬瑪才旦說，即使拿著同一個劇本，他和一位漢地導演拍出的電影也一定大相徑庭。

「我從不以講述一個真實的西藏為追求。」他說，如果將自己電影里的西藏元素剝離，其中的價值仍然成立，他要闡釋的是人性，是情感。

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掉藏族導演標籤，只做「導演萬瑪才旦」。

我也曾是孤獨的放羊娃

電影《塔洛》較之小說增加了一段牧羊的場景。山上只有一盞油燈，塔洛抱著錄音機，翹著二郎腿聽情歌。聽到狼聲他就打著電筒，出帳篷放一發火藥。

與山下女人的結識，不知是打破還是形成了他的孤獨。一個酒後的夜，他忘了放火藥，狼群咬死了12頭羊，這摧毀了他對孤獨的最後防線。他賣了羊，去找城裡的洗髮姑娘楊措，卻被洗劫一空。

萬瑪才旦曾說，人很難事實性地回到故鄉。在他的小說或是電影里，人物多是悲劇式的結局。就如塔洛，本是一個單純卻固執的牧羊娃，遭遇城市與現代的洗禮，最後一無所有。

他對放羊娃的講述遵循著自己的經驗。他說，那時年幼，常常一連20餘天一個人在山上牧羊，這某種程度塑造了他內在的孤獨與悲觀。「但好在我還能讀書，不像塔洛，只能抱著錄音機聽情歌。」

萬瑪才旦對內地心情矛盾複雜。他需要電影所需的資源，又嚮往邊陲小鎮的生活。

去年，他把在北京長大的兒子送回青海學了一年藏語。儘管兒子正讀高二，他說，學好藏語比什麼都緊迫重要。

訪談

"一句台詞、一個角色，一不留神可能就通不過

讀+：當你在進行電影創作時，有沒有假想過，觀眾是藏族還是漢族？

萬瑪才旦：我不區分觀眾。寫小說、拍電影時都沒有這種分別心。在作品裡會做一些鋪墊，做一些交代。

比如《靜靜的嘛呢石》涉及藏戲智美更登，它在藏區幾乎家喻戶曉，人們都知道這個故事、其中的人物，也知道它傳達了一個什麼精神，但是對藏族以外的觀眾，這就很陌生，所以我在電影里，會重新交代、還原，包括一些主要的情節。《靜靜的嘛呢石》以後，很多人知道了智美更登的故事，並專門去看這部藏戲。

讀+：但藏族人本身，可能不是那麼在意自己的生存狀態有多特別，更願意關注外面是在如何發展。

萬瑪才旦：對，就像《靜靜的嘛呢石》，故事的背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生存其中的人物很難意識到自身的狀態，但是後期一些電影會讓藏族人自己也會意識到很多東西正被失去，被改變。

讀+：我很好奇，你這麼多篇小說，為什麼這次拿了《塔洛》來拍？

萬瑪才旦：小說只是一個幾千字的小短篇，長篇的劇本大概需要三萬字，所以加了很多素材。之所以選擇它，主要因為它適合拍成電影。

在我拍電影之前，很多小說不太適合拍電影，後來也有題材通不過的原因。小說和電影的尺度不同，前者創作較寬鬆，後者相對來講不能特別隨心所欲。一句台詞、一個角色，一不留神可能就通不過。《塔洛》比較適合拍成電影。

讀+：小說《塔洛》有很多令人值得細嚼回味的東西，拍成電影會不會把這種隱藏又熱烈的東西打破了？

萬瑪才旦：小說寫得很節制，但在拍電影時可以根據需求，適當展開。在小說里，沒有描述塔洛的狀態，只知道他是一個單身的牧羊人。電影里把他的狀態作為一個重要的部分展開，會把他一個人在山上牧羊的狀態完整地呈現。

"他把妻子贈給一個殘疾人，有些故事真實得有點魔幻

讀+：我發現你的電影幾乎沒有特寫鏡頭，為什麼？《塔洛》幹嗎要做成黑白電影？

萬瑪才旦：為了追求客觀，一種形式感。《塔洛》沒有一個移動鏡頭，甚至整部電影主人公始終處於畫面的角落或邊緣。這是一種形式，也是人的生活狀態決定的。

讀+：《尋找智美更登》中，一直沒有給女主人公正面，是為什麼？

萬瑪才旦：你的觀察不錯。因為這個人物的故事很虛幻，虛幻到你可能無法相信，但她的故事是真的。我們當時四處尋找演過智美更登的演員，後來打聽到有個老人，他真的在年輕時把自己的妻子贈給了一個殘疾人。夫妻兩人感情很好，有商有量、很和平地做出了這個決定，跟藏戲中智美更登把自己眼睛給別人一樣。

現實中很多故事真實得有點魔幻，讓人難以置信，所以，最後我在拍攝時反而會很虛幻地進行處理。

讀+：塔洛在生活中有原型嗎？

萬瑪才旦：沒有。塔洛是我的一個臆想。辮子是他的象徵，他是幾乎被別人忘

記的人，甚至自己都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最後，遇到女孩兒後，他的生活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最後代表他的象徵也沒有了。

讀+：放羊娃是你小說、電影中很愛出現的角色？

萬瑪才旦：我家鄉是一個半農半牧的地區，山上放羊，山下種田，自己聽到很多放羊的故事，自己也放過。喜歡他們身上的孤獨感，在空曠的草原上，人很少，那樣的孤獨感很值得回味。

"藏區不是蠻荒之地，也不是世外桃源

讀+：離家13年了，你還吃糌粑喝奶茶嗎？

萬瑪才旦：吃。有時還會熬奶茶，從家裡帶牛肉來做手抓肉。

讀+：到漢地生活，對你的創作是好處多些還是損失更大些？

萬瑪才旦：我比你好，我出來得晚（笑）。我基本是在定型之後才出來的。本質的東西很難改變，變的可能是對一些事物的看法。

我做電影，離開家鄉是不得不做的事。電影是一個工業，後期製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有的資源都在這裡，去青海或藏區別的地方，基本沒有做電影的可能性。所以，在北京這樣的城市還是很必要的。

但如果僅僅是創作，比如文學創作，在哪裡都可以。如果只是文學創作，我更願意去小地方，甚至回到老家的村子。就呆在那裡。

讀+：在你做電影時，究竟你更追求的是告訴別人真實的西藏，還是西藏只是一個載體，你更想反映這背後的某種東西？

萬瑪才旦：從根本說，肯定是一個載體。我不是在拍風光片，肯定以個人的表達為主。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傾向的地方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我只是傾向以藏人為載體，反映他的一些情感、一些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也確實需要依附於他背後的文化。

讀+：前些年《紅河谷》這樣的電影不少，他們的視角與藏人有何不同？

萬瑪才旦：我參加過一個研討會，學者做了一些對比和研究，他們覺得其他民族拍攝少數民族地區的電影用的是外視角，是向外看的，看到的只是表面。少數民族作者是內視角，可能關注外面的少一些，關注的向內的東西比較多。

我挺贊成這種說法。有些電影可能更關注表面化的東西，比如風光，民俗，我會盡量避開這些東西，關注的點會放在人物本身之上。

讀+：你說過，人一旦離開，很難事實性地再回到故鄉，真實的故鄉與你作品中的故鄉有多遠的距離？

萬瑪才旦：故鄉很多東西在不可挽回地失去，每回去一次，這種感覺都更強烈。然而，這是它的真實變遷。在表面平靜的生活之下，藏區傳統與現代正在膠著滲透，卻也不乏始終溫情的一面。

所以，我總是在作品中一次次地向讀者、觀眾提及智美更登。這樣一個人物，在當下，仍有著無以比擬的價值。

正是看到了這種變化，我更不願再過多展示風光、傳奇，我希望對這個民族、這片土地的理解更深邃些。我想讓別人知道，藏區不是蠻荒之地，也絕不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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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耿尕卓瑪

編輯 | 孟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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