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在等待道歉，日本政府卻在希望她們死去

【俠客島按】

紀錄片《二十二》上映已經一周了。作為鮮有上映的紀錄片，這部描述「慰安婦」受害者的影片收穫了超過1億的票房，登上目前中國紀錄片票房首位。

上映後，排片從1%一路逆襲至10%，豆瓣評分達到9分，取得了從導演到電影評論界都沒有想到的巨大成績。同時，「慰安婦」這一群體也收到社會的廣泛關注。這部影片的導演郭柯，是位「80後」，關注「慰安婦」群體已經5年有餘。五年前他拍攝了《三十二》，即當時在世的32名公開身份的「慰安婦」，《二十二》影片拍攝時，這個數字減少10名，待到上映時，已經只有8名老人在世了。

8月18日，俠客風雲會邀請到了郭柯導演，請他與我們分享了影片背後的故事。今天，我們將文字實錄稍加整理，分享給島友們。

經過

2012年6月，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是關於「慰安婦」和她的「日本兒子」的故事，也就是《二十二》電影中的韋紹蘭老人和她的兒子。

當我看到兩位老人的故事時，我覺得這兩位老人背後肯定還有更多故事，就找到了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蘇智亮教授，和他說我想去看看他們。到了廣西找到她們之後，也正好機緣巧合有老闆投資，當時就拍了《三十二》這部紀錄片。這次拍《二十二》算是《三十二》的延續，歷時兩個多月，整個團隊也就20多人，還有十來個翻譯。

在拍攝的過程中，老人們確實不太願意提當年那些事。取得信任的方式就是和她們多相處、多陪陪她們、和她們多聊天。建立了信任以後，她們會跟我講一些當年的故事。這些故事不一定是那段經歷，基本就是她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有時候老人也說了很多，但不想告訴太多人，我們尊重她們也就不拍了。

在這幾個月的相處中，大家都很愉快，老人們對我們的愛心讓我們印象最深刻：山西的李愛蓮老人每天都會給我們炸一盆饅頭片，放在那兒讓大家都去吃；毛銀梅老人每天也會摘一桶梔子花，挨個發給我們；韋紹蘭老人每到過年的時候，還會給我們主創的四個人每人發100塊錢的紅包，讓我們把錢拿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2014年我拍完了之後，又在2015年去看她們，她們會和我們熱情擁抱，還會把和我們的合影放在床頭。

但是整個片子也有遺憾。在海南拍攝的時候，本來拍完李美金老人後，下一位要拍鄧玉民老人，但是老人就在我們準備去她家的三天前過世了，很遺憾沒有把她留在片子里介紹給大家。

困難

拍攝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以什麼身份面對這些老人。我們這樣面對面的交流，我是應該以導演的身份，還是以她們晚輩的身份？

大家看過片子都知道，我選擇了以孫子輩的方式和她們聊天，更多站在她們的角度去想。我不是來挖掘的故事的，所以當她們不想說時我就不會逼她們說。有時候會覺得，我不是在拍電影，而是陪伴著老人，大部分我們都感覺非常輕鬆。

在《三十二》里，我還會有些擺拍鏡頭，特意讓她們在畫面里走一趟。但後來我感覺這是不尊重老人的，這次我就沒有這樣處理了，而是捕捉和觀察，我感覺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反思和進步。我做的不是什麼歷史資料，我做的只是記錄她們晚年的生活，記錄她們的經歷和情感，她們和家人、社會熱心人士的溫暖的畫面。

當然，資金困難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這部片子在2014年就拍完了，拍完後，我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去挑選和剪輯。可能是因為我的人脈不夠廣，找了一些發行的公司，但由於題材的緣故，他們也不願意接這個片子，就沒有發行費。

所以在2015年10月，影片獲得了公映許可證後我就開始申報電影節，希望尋找一些出口，這又花費了大概一年的時間。到了年底，我走完了所有電影節的流程，當時正好有基金會的朋友找到我，說願不願意做眾籌。因為也是需要推廣費用，我就答應了。

眾籌推出以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作為發起方來監管這筆資金，不到2個月時間，我們就籌齊了100萬人民幣。網友們都特別熱情，而且很多網友幫助了我們，名字也沒留。32099人次，但我的片尾才有7000人左右，片尾的那一串名單，每個人的名字我都核對過，這是對他們的尊重。

關愛

一直以來，當地政府都在幫助這些老人，還有不少關注「慰安婦」群體的志願者和社會組織。

比如，張雙兵師是退休教師，他很關心這些老人，從80年代開始就關注她們、了解她們，現在已經30多年了。他的體會就更多的一點，所以他後來會說，把她們公布出來是不好的。海南還有一位志願者叫「陳厚志」，他就經常會幫助老人，老人有身體不舒服他就會幫忙。

當然，還有不少國外的志願者。日本的志願者米田麻衣和老人已經相處很多年了，他在海南學中醫，經常回去陪伴老人。即使她現在已經回到了東京，但還會時不時再到海南，陪伴老人幾天之後她又會回去。還有來自韓國的志願者，也是經常到中國來看望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日本志願者米田麻依

大家看過電影后，可能會對某些老人有感情，想去看看她們。這個我勸大家還是先不要，因為老人們的生活非常平靜，最好不要打擾她們。我們記住她們，記住她們叫什麼、姓什麼、住在哪兒，記住她們「慰安婦」的身份，已經是非常重要的了。因為當我們和下一代講起這段故事的時候，才能夠正確的認識她們。

當然，如果大家想給予一些物質上的支持，可以和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聯繫，把資金或是物品統一交給她們，他們長期做這項工作，比較了解老人們真正的需要。

2017年1月8日，導演郭柯於廣西桂林看望韋紹蘭老人

傳達

無論是什麼片子，形式本身都不重要，關鍵是要傳達什麼。

在影院這樣封閉的環境里，人物形象是放大的，大家會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們，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被傳達出來。而且，這還有一種儀式感：大家會花錢去看「慰安婦」群體的紀錄片，這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以前也有進入院線的紀錄片，成績卻不太理想，所以我對票房不敢抱太大希望，只是想讓年輕人能對「慰安婦」群體有更多了解，就覺得能有20萬人次觀影就可以了，因為當年中國「慰安婦」受害女性至少有20萬，但現在已經完全超乎了我的預期。

我覺得做這件事的主要意義是我們去保護這些遺留的歷史，這就需要有真實的歷史記憶。真實的表現是非常重要的，也有人想讓我添加一些家國情懷進去，想讓觀眾看了要哭，感受到老人有多痛苦，但事實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想讓觀眾了解的，主要是她們真實平靜的生活，也許看了之後你們會喜歡她們。我想向觀眾介紹她們有多普通，而不是讓大家看到她們以前有多痛苦。我拍完這個片子，就沒有太多沉痛的感覺，反而在她們身上收穫了一種溫暖的感動。如果大家看完後流淚，我想這也是大家被她們的生活深深觸動，因而產生了化學作用。

最後，感謝大家對片子的關注，也希望大家能幫助多多宣傳，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來。但希望以後大家在寫評論的時候，把「慰安婦」加上雙引號，因為她們不是「慰安婦」，而是被強制去當性奴隸的受害者。

整理 / 東方補白

編輯 / 東門吹雪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