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信仰：頭上三尺有神明，最終還是聽我的

無論肉體還是靈魂，人生除了絕望，一無所有。信仰才是逃離絕望的惟一道路。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看待人生。馮友蘭說，「在傳統中國，一個人子孫滿堂，他可以把子孫視作他自己的生命擴展，然後平靜地死去，不去操心他的靈魂是否在死後繼續存在。」但問題是，子孫是子孫，我是我，生命怎麼可以被別人替代呢？邏輯上講，如果一個人死去之後靈魂可以被人替代，那麼他在活著的時候，其精神甚至是肉體也可以被他人替代。這太可怕了，怪不得很多儒生反覆強調，儒學是一種文教，以文化之，那些自以為是的君子，是可以用文化來替代別人，奴役別人的。

不要過度強調所謂感性，很多時候，感性通常都是未曾沉思的膚淺生活，那些總是處在感性狀態的人們，某種意義上或許是行屍走肉，享樂是他們的目標。而理性的人們則深知世界由苦難構成，人性充滿了無力感和無知感。經由理性主義的建構，一個人獲得信仰的跳躍，終於超越感性和理性的絕望水平線。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克爾凱戈爾認為，一個從未深度展開理性主義思考的人，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仰。所以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一個徹底的理性主義的懷疑主義者。只是基於我們堅定的信仰，我們前所未有的知曉，當我們討論懷疑主義，我們懷疑的對象是人，而且不是懷疑他人，是懷疑我們自己，而且永遠是我們自己。

克爾凱戈爾說，人不能透過客觀性獲得真理，真理只能透過主觀性得以呈現。這是一個非常難以理解的秩序命題，我們約定俗成的觀念習慣，是理所當然地把真理界定為客觀性，真理怎麼可能是主管的呈現呢？但一個熟悉聖經秩序的基督徒，對此卻通過簡單相信的方式，完成了這樣的觀念範式的轉換。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相信，我們的上帝是啟示的上帝，從一般啟示到特別啟示，上帝一直與我們同在，和我們說話。所以，由那些知識人所構建起來的所謂傳統哲學，總是將真理當成客觀知識，並由此展開一系列哲學的思辨與追求，這是最大的錯誤。《哥林多前書》1.20說，「智慧之人在哪裡呢？學者在哪裡呢？這個時代的哲學家在哪裡呢？上帝不是已經讓這個世界上的智者變成愚昧之人了嗎？」是的，多年以來，唯物主義、主客觀關係，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已經將我們可憐的大腦變成垃圾桶，以至於我們根本不能理解真理的主觀啟示和方法論主觀主義。

這樣的世界，每件事物都值得我們訝異，並且沉思。比如當我想起空氣的時候，我抒情地訴說，如果沒有空氣，我立即會死去。面對這樣一句關於空氣的表達，由此產生一系列的觀念的反映，構成一個思想的線性過程：

一，有人可能認為這是一句廢話，毫無意義的一句廢話；

二，有人驚訝樹葉其實和人一樣，沒有空氣就會死；

三，有人發現，原來有空氣動力學，空氣是一個科學的秩序；

四，有人根據空氣的原理，找到了人類飛翔的方法；

五，有人驚訝地發現，到目前為止，似乎只有地球上才有空氣，這是一個多麼小概率的事件啊，為什麼只有在地球上才發現空氣呢；

六，空氣是特別禮物嗎；有人說空氣是上帝賜給人類的禮物；

七，有人相信空氣就是上帝給予我們的禮物，因此滿心感恩，開口讚美；而有的人則認為這樣的沉思毫無意義，因此回到第一步，認為思考空氣的存在，真的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廢話。

當我們說無條件的愛，理所當然是指耶穌基督對人類的愛。這是愛的基本定義和一般秩序。人類對愛的認識，必須立足於這個絕對前提和絕對基準，才能發現人類愛的變數與愛的藝術。也就是說，我必須以耶穌之愛作為愛的坐標系，我才能展開我的愛的思想與愛的行為。這是與愛有關的認識論。如果你不這麼做，你會試圖把人與人之間的愛當成你的愛的價值觀與愛的方法論，從而造成你的愛的不均衡。當你愛別人更多，你會抱怨你付出太多，抱怨別人對你回饋太少；當別人愛你太多，你會不滿足，你甚至會發現別人更多的缺點，從而導致你苛求人性，失去憐憫。總之，在你的命題上，你會發現你竟然是一個完全不滿足的人。

這個像清晨一樣明亮，像月亮一樣美麗，像太陽一樣耀眼，像眾星列陣一樣威武的人，是誰呢？我下到種滿堅果樹的園子，去看山谷中新鮮的植物，去看葡萄樹是否結了蓓蕾，或者去看石榴樹的花朵是否正在怒放。（雅歌六.10）

新儒家立足於儒家原典追問道德命題，在深層的問題意識無法繼續展開之後，都或多或少地把問題意識導向了佛學精神，儒家的「修身」之學與佛教的「修行」秘訣在這裡相得益彰，再一次彰顯出中國傳統學人對人性幽暗性的依依不捨，和無法釋懷的理性自負。關於這一點，唐君毅和湯一介尤其明顯。這個現象再一次印證了康德所描述的「觀念在前，對象在後」的認識論秩序。因為對於新儒家而言，佛學的觀念已經成為他們的觀念習慣，因此他們必然引用這套觀念系統去辨析作為對象的儒學。假如這些新儒生事前接受了基督信仰的觀念秩序，他們應該就會像康德一樣，立足於基督信仰的觀念秩序去思考作為對象的儒學了。所以，中國傳統儒學的形而上思考，取決於儒生對信仰命題的對接。只有在這裡，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幾乎所有的試圖借鑒康德哲學的中國知識人，無一例外都沒有真正理解康德，因為在觀念在前的命題上，中國知識人對康德所依賴的基督信仰秩序實在是太陌生了。

這真是一個認識論意義上的巨大問題，從孔子到湯一介，中國人都沒有選擇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像亞里斯多德和康德一樣去思考。康德思考的是真善美的原因，湯一介思考的是真善美的效用。前者承載的是哲學精神，後者承載的是學習精神。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經驗主義學習，而不是對形而上真理的無窮追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看上去孔子什麼都敬畏，但其實是什麼都不敬畏，因為按照人性的一般秩序，當一個人不是敬畏惟一的真神，那麼這個人必然選擇放棄對真理的思考，轉而抬高自身的存在。這就是這種寬泛的敬畏方法所帶來的惡果，一方面是對惟一上帝的不敬畏，另一方面則是對一般人性秩序的虛以委蛇和例行自負。在有生之年，孔子沒有猶太先知為真理赴死的氣度，變得八面玲瓏、明哲保身。他琢磨春秋筆法，不直接說出真相，選擇與皇權合作。這構成了儒家思想史糟糕的傳統，「頭上三尺有神明，最終還是聽我的」，缺乏惟一敬畏秩序的人生，的確就是自我為義，自我為真理的人生。

人不可能靠自己認識自己，即使人類使用所有的哲學工具和科學工具，依然不能回答，人是什麼。人類必須相信或者假定一個終極參照系，必須構建一座理所當然的坐標，否則人的意義不會成為可能，思想與知識也不會成為可能。這是一般意義上的認識論，是常識中的常識。但在中國人卻幾千年不理解。有趣的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中國人卻能夠接受牛頓的第一推動力假設，數學的坐標系假設，也基本接受了經濟學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但論到社會科學，論到人的權利與自由，卻死活不能接受上帝先驗給予的人的前提。這是關於人的認識論錯誤，這個問題不解決，會導致中國人繼續野蠻下去。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這句話大抵是合宜的，認識論的秩序就是這樣，必須首先相信其高於人類意念和道路的形而上的真理秩序，一個人對真理的認識才可能構成展開的過程理性。所以，當我們討論華夏文明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承認，華夏文明之上，有人類文明，人類文明之上，有星空與道德律，星空與道德律之上，有全能的上帝創造。如果一個中國人僅僅是高喊華夏文明的重要性，缺乏開闊的比較能力和高邁的想像力，其實是貶低和扼殺華夏文明。這是一個形而上的認識論的能力問題，牟宗三懂，他苦讀康德。但他沒有康德的先驗信仰，導致他讀不懂。我有信仰，我能大概讀懂一些，這就是我批評儒家的勇氣與方法所在。

儒家傳統思想資源，必須要有一次現代性解釋，這是新儒家的努力。熊十力藉助佛教思想資源解釋儒家，他的兩名學生唐君毅藉助黑格爾思想、牟宗三藉助康德思想。湯一介試圖藉助雅斯貝爾斯理論。余英時則讓儒家對接整全普世價值。反觀國內儒生，滿口仁義道德，骨子裡卻是殭屍文盲。惟一本事是巴結權力。方法論的錯謬，緣於視野的錯謬；視野的錯謬，緣於信心的錯謬；信心的錯謬，緣於我們不認識上帝啊。所以我們只好磕頭搗蒜，去努力相信這個世界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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