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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分裂時刻

昨天在後台和大家聊了很久,有很多人驚呼,「竟然真的有人回復!」不然呢?儘管這裡是一個談論閱讀與寫作居多的地方,但最終這一切的攝入,都作用於人。而我們的願望正是,在寬闊的世界,做一個不狹隘的人。今天是我們編輯部的四位編輯第一次集體出場,分別寫了寫他們各自生活中最分裂的時刻。改版後的第一天,希望你們看到我們變化和不變的東西。

我的分裂時刻

主編吳琦

《單讀》本身就是我的分裂時刻。一方面它追求沉靜與深刻,另一方面它又在新媒體的洪流中,一方面它(真誠地)相信公共生活和個人反思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又必須在具體的消費、營銷、爭奪注意力等行為中被組成。就像這次微信的改版(包括更早之前《單讀》紙書的設計改版),我們不希望保持一副冷淡、腐朽、高傲的臉孔,被時間消磨成一面日益失去吸引力的褪色的旗幟,而是總在尋找新的方法、新的語言,傳遞和接續那些被遺忘的、被忽略的舊價值。喜新戀舊,這說法本身就有夠分裂。

57 攝

也是在經年累月這樣的糾結、取捨之間,我發現分裂成了一種常態。內容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它的營銷人員,在龐雜的社交生活里,還要保全豐富的內心世界……分裂,甚至成了一種求生的意志,像細胞再生一樣,為自己尋找呼吸的空間。而之所以用這樣一種曲折的方式,也是無奈地發現,一個人不能期待太順利的人生,也不可能沒有對手或者敵人,那些把生活和工作想像成線性的階梯狀的人,要麼是抱定飛蛾撲火必死的決心,要麼是養尊處優的幻覺。

每天最不分裂的時刻,竟然是獨自面對電腦

也許是把受過的教育太當回事了,我總是把言行一致當作是評價一個人極高的標準,不論在作為記者、編輯去面對作者的時候,還是在面對自己的思維、言談和生活瑣事的過程中。我總覺得有一把利劍懸在頭頂,在很多需要選擇的時候,那看不見的劍身會突然反射出光來,照得我身上蠢蠢欲動的那一部分,動彈不得。直到今天,每當我意識到又一次分裂的預警,遇到又一個以為自己可以完美躲過的壁壘,我還是會打起退堂鼓,懷念起那種簡單的純粹的凡事一分為二的,動彈不得。但如果一個人還想要做點事情,想要更有想像力地打發自己這一生的時間,似乎都不應該走那樣的回頭路了。

不在分裂中毀滅就在分裂中永生罷了。

微小說 :分裂

副主編 Kiva

天剛剛開始發亮,他就起身打包最後的行李, 準備去機場。

昨晚的爭吵之後,兩個人都耗掉了最後的體力。但無論如何失控,他總會保留足夠的理性,用來控制睡眠。

在安靜的間隙里,他迅速沉沉睡去。我躺在旁邊,努力閉眼只會帶來更多焦慮。

這時,他原本溫暖的體溫顯得太燙了,他原本具有催眠功效的呼吸聲也顯得太吵了。

雖然天亮是一個徹夜的過程,但天亮總作為結果,在一個瞬間被感知。一束微弱的光,積蓄了能量般,從黑暗裡掙脫出來。這與天黑不同。城市裡天黑的過程尤其拖沓,彷彿黑夜永遠沒有盡頭,至少在那個盡頭到來之前,天又亮了。

而兩個人的關係,不像天亮般必然,也不像天黑般無盡。

kiva 攝

他起身的時候,我可能正好有了睡意,所以對他起身的動靜感到憤怒。憤怒讓我轉過身去,憤怒卻無法讓我繼續入眠,憤怒在他拉上箱子的動作里,催生出了虧欠。

他將會離開很久,而我居然到最後一刻居然還在跟他賭氣。他一個人收拾了所有東西,我說好幫忙卻在裝睡。

這時他已經把東西堆放在了門口,我倉皇起身,他用力抱了抱我,又吻了吻我,堅持要我在家呆著休息,一個人扛著所有東西下樓。

我穿著睡衣拖鞋,帶著一張一夜未睡的臉,站在門口,眼睜睜地看著他走。我原本想,臨走的前夜要對他溫柔相待;早上要打扮好自己,送他去機場。在他過安檢的時候,對頻頻回頭的他優雅地揮手。

kiva 攝

一切都來不及了。我抱著門框嚎啕大哭,我浮腫的眼睛甚至看不清他的表情。我覺得自己像是不想父母離開的幼兒園小朋友,這種自憐的情緒讓我哭得更厲害了,邊哭邊希望我的哭聲能被他聽到。

回到床上,哭累的我終於睡著了,直到中午的陽光把我照醒。看到手機里有他的未接來電和告別簡訊。我讀完,就把手機扔在了一邊。

起床喝水,突然覺得房間特別寬敞,光線無比通透。橫躺在床上,舒服得打了一個小滾。把他的枕頭抱在胸口,頭陷在我的枕頭上。要不要再睡會呢?猶豫的間隙,我已經沉沉睡去。

我的分裂

miu

這個關鍵詞困擾了我好幾天,分裂意味著撕扯的狀態,對我來說太過激烈,以至於即便這樣的時刻俯拾即是,卻一時找不到。我好像始終處於一個折中的狀態:溫吞磨蹭的性格,說一段話會比別人多用幾次「類似」「大概」「好像」,好抹去尖銳的可能。任何事情到了我這都會變得不上不下,妥協是常態。面對自己的時候是如此,交朋友也是,談戀愛也是,內心有激流,卻堵著,豁不出去。我很少表達情緒,扭扭捏捏畏畏縮縮,誰都不會喜歡這樣的人吧!總這麼想著。寫到這裡,我好像找到自己的分裂時刻了,那就是無時無刻。

關門的 24 小時書店

所以我很喜歡喝了酒後的自己。也因為酒量十分淺,很容易就達到醉酒的奇妙狀態。有兩次記憶清晰的大醉,一次當然是高考完的晚上,跟所有人一樣,和同學聚餐、喝酒,然後擁抱、嘔吐,同時說了很多無法兌現的浪漫的話。

第二次是今年四月,去昌平的水庫春遊,天氣很好,陰天有風,醉倒在湖邊,水面吹來的風也可以把我帶走。似乎是撒了酒瘋的吧?男朋友拍下了我許多笑裂開的照片。回去的路上朋友來接我們,拖著我在地上走,「像具屍體」,他們說。我好開心,開心得一直蹭朋友的胳膊。真的好久不見,很想念他。他瘦了點嗎?頭髮好像也長了。這些都是我的分裂變得越發清晰的時刻。

去年的8月是在海邊

寫字和說話都讓我擔心露怯,但又有很多愛想要表達,所以就藉助酒精,比如現在,也是喝了酒才能寫下這些。太害羞了啊。分裂,在自己的意識中潛水,缺氧,失去意識的時刻另一個自己才能出來頤指氣使。啊,等天亮了,繼續在分裂中掙扎,然後間歇享受它帶給我的神一般的時刻。

分裂的語詞

蕭軼

最近在讀莉迪亞·戴維斯的《故事的終結》,整本書如同一個人被分裂成兩半,話語像是左右互搏似的存在,上一刻所持有的想法被下一刻所迎來的念頭所摧毀,作者對是否寫下一句話、記憶是否準確、自身所懷態度是否應該、是否應該去懷疑等都陷入了無休止的懷疑之中,似乎極力拆解著日常思維的高牆大殿。在閱讀這本小說的過程中,儘管全然的懷疑主義論調,卻給人以巨大的真實感。在這種分裂的自問之下,盡現了和平年代的兵荒馬亂。在這種對自我的懷疑之中,似乎又給我有別於心靈雞湯、意識形態、偏見痼疾等封閉式話語系統的民主化思辨。

甚至,莉迪亞·戴維斯還談論到自己所書寫的是否真的能夠做到真實,如何才稱得上何謂真正的真實書寫。當她在書寫過程中,會不斷質問著每一個字是否真的寫出了事實本身,或者考據記憶的不靠譜以及書寫與內心之間無縫對接的不可能性。表面上,莉迪亞·戴維斯在書寫她面對一個比她大的男人的情感張力,實則因其實驗性書寫而更像是在不斷論證一系列的哲學命題。

莉迪亞·戴維斯

話語是否真的能夠確切地表達我們所想及所欲表達者?如同舌頭被管轄一樣,我們的舌頭無法聽取我們自身的呼喚,無法使用真實的言說來表達內心,只能藉助其他的方式來表述自我的情感,讓我們陷入了無法使用自身所掌握的語詞。面對內心的情感,無法藉助清晰的語詞來清晰地表達自己,這種沮喪感如影隨形。曾經,我們被唯物主義帶領到新社會,操著的是食人獸的暴力語言;之後,我們又被拋棄在新社會的半途,操著的是喪家犬的媚俗語調;如今,一半暴力,一半諂媚,新型話語的修辭術彌合了真理與謊言的界限,輕易地學會了寬恕的能力。或許,很多人會用陰奉陽違來談論這個時代的某種氣質:我們不曾忘記,也並不認同,不過未曾言說或反抗而已,就像阿扎爾·納菲西的丈夫曾對她說的那樣,「並沒有真的低頭」。然而,納菲西對此感到不安:這種氣質有著惡作劇式的成分,因為它代表著達成沉默的一致,存在著危險的情感投資,是一種危險的同構:「不管我們如何辯解,只要我們跟著他們玩遊戲,我們就成了騙子和謊話精。更糟糕的是,我們還覺得這很正常。」

這種陰奉陽違的習慣,給我們帶來道德上的鬆弛和精神上的懶惰。插科打諢早已成為我們時代的語詞法則。在這種心安理得的脫口而出時,道德上的鬆弛和精神上的懶惰,使得現代社會的日常語言已與統治語言逐步合流,官方話語習得了撫慰民眾心理的曖昧語言,它悄無聲息地污染、模糊和篡改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語言。

西班牙建築 La Muralla Roja (紅牆),攝影:Andrés Gallardo

自印刷術的普及以來,我們的閱讀對象、閱讀時間和閱讀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最具表現形式的,就是報紙的普及,即文字在被書寫之後,走向被閱讀的時間急劇縮短。再到我們時代的電子科技互聯網的普及之後,文字被書寫的時刻與被閱讀的時刻再度被拉近。在時間被縮短的同時,我們的閱讀方式也隨之發生改變。那就是對於語言的感知,在內心的接受上變得更為直接:在新聞取代舊聞的速度美學之下,書寫需要更具直接性的語言,更易被接受的是無需深入闡釋的直接性理解、交流和經驗,最好擺脫典故、隱喻和象徵的曲徑,這是生活方式的時間觀所導致的經驗觀。語言只有在流通時才具有意義,而語言的可交流性才使得其擁有價值。故而,在刷屏速度的美學之下,語言作為交流(交換)工具,被交流(交換)的東西趨向更為明確。然而,我們所輸出的那些隱晦表述,往往讓我們陷於更加封閉的內部狂歡。從集中營倖存的義大利作家普利莫·萊維描述過,關押在集中營中的人們來自不同地方可能導致溝通的失敗或交流的限制,但更讓他們感到痛苦的是:「接受言語的喪失,這是一個不祥的徵兆:它意味著徹底冷漠的來臨。」

大量的隱晦表述形式,嚴重挫傷了語言信號的傳播功能,使得語言的交流功能被腐蝕,語詞系統遭遇肢解與摧殘。更重要的是,這種語言表達方式,能夠重組語言的社會屬性和大眾屬性,使得語言成為權力蹂躪的小丫鬟。大量辭彙如同被打入冷宮的歷史檔案,造成了我們在言說時的語言貧困。這正如赫塔·米勒所說的那樣:我們使用的語詞越多,我們就越自由。在我們選擇使用避開禁忌的其他語詞或符號進行表述時,在某種程度上又使得我們參與了默許與共謀,讓我們在使用語言時感受到某種沮喪感和屈辱感,這種屈辱感在長年累月之下又使得我們逐漸麻木而不知,從而讓我們變得心安理得,再而拋棄屈辱感。經過與禁忌的作戰,再而成為文字的遊戲,讓我們逐漸地走向了緘默下的共謀。我們不再認為這是在剝奪我們的語言使用權,然而只要我們還在與之遊戲,就會造成我們道德上的鬆弛和精神上的懶惰。

西班牙建築 La Muralla Roja (紅牆),攝影:Andrés Gallardo

對這種信息景觀,居伊·德波曾下過一個定義:「信息是政權的詩歌。」因為,言語在表達之中被招安了。語言被迫放棄生產力,使語言為權力所用,進而使得語言致力於代表我們生活的執政形式。語言總是表述著不用於真實生活經驗的事情,經由對語言的控制,剝奪了語言交往的功能。對此,卡亞迪稱之為「被俘虜的詞」,「社會真相」是永遠的謊言,語言是其穩定的保證,詞典是其通用的參考。喪失語言的使用權,使得我們沒法自由言說,最終導致的是我們語言的貧困,心靈的貧瘠和歷史的斷裂,更是我們自身的被奴役。

在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中,溝通有效性必須滿足四個條件:可領會性要求(選擇可領會的表達,以便說者和聽者之間能夠相互理解);真實性要求(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真誠性要求(真誠表達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正確性要求(選擇一種本身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這四個條件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了語言的清晰所產生的交流有效性。交往只有建立在開放性的基礎上,建立於不聚保留的語言上,才能擁有真實。因為,語言的真實性和交往的豐富性是同步發展的。唯有將透明歸還語言,才能使其再次成為真正交往的工具。

西班牙建築 La Muralla Roja (紅牆),攝影:Andrés Gallardo

盧梭在《論語言的起源》中寫道:「一種語言,如果不能讓民眾聽清楚,就是一種奴隸語言;一個民族不可能既維持其自由,又說著這種語言。」德里達對此有過闡釋:「當無聲的符號以直接性表現出來時它就成了自由的標誌;於是,符號所表達的東西以及通過符號來表達的人就會準確地呈現出來。」在互聯網表達上,語言的清晰度更為重要,它既不存在迂迴,也不存在匿名;一旦當你意欲清晰表述,卻又需要藉助間接性的表述時,就存在著奴役。這就造成了交流的斷裂和共享的稀薄,以致於無法清晰言說,轉而使用模糊表達,儘管表面上看似戲謔反諷,但實際上造成了信息壁壘;儘管這些語詞攜帶著時代的記憶,但終究無法精確地表述內心,讓人陷入言說的尷尬——每一個對語詞、對內心擁有謹慎的審視之人,都會讓自我陷入表達的喪失之中。這正如毛喻原所說的那樣:「它的語言產品就等於一隻只避孕套,這是阻孕陰謀的雙重保險。不過它要去阻止的並不是什麼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與觀念之孕。其目的是維護它肉體的戰略,完成它反精神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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