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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還有什麼幫助她們的方式,郭柯說,不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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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沒有擺拍,不管時間軸多短,我更「喜歡」紀錄片《三十二》。

這種「喜歡」出自導演對故事相對完整的敘述,出自他對感情細節的把控,出自會說話的畫面技巧,出自作為觀眾的我哭到只能去洗臉的情感流露。

以上全都是廢話。

我不直言說喜歡而加以引號,是因為那段故事是一段極其悲慘的史實。我「喜歡」的是我終於在媒體斷斷續續的報道之後,真正主動知道了以韋紹蘭為代表的戰爭性奴隸受害者(「慰安婦」)遭遇片段、她對於這段慘痛歷史回憶的悲傷,以及特殊而普通的她人到老年的平靜、樂觀。我「喜歡」的是我們終於去主動思考。

電影《二十二》放映結束,主持人把導演引到屏幕前,見面會開始。我舉起手問郭柯:

對於這些老人以及她們同樣受到傷害的家人,作為普通人,我們還有什麼幫助他們的方式?

郭柯給我的答案簡明來說是:不打擾。

他說:「我覺得大家如果要幫助她們,真的想盡一份力的話,可以在微博上尋找『上師大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但是作為我個人建議,大家不用再捐款了,也不用再去看她們。

因為說實話國家有關心、補助,再加上這次的票房收益我們會拿出來捐助,把大家的愛心帶過去,其實每一位觀影人都是有愛心在裡面的。

她們年齡越來越大,跟子女生活在一起,過得非常平靜。這次呼籲一下,這些事情交給我們來做,大家不用專門花時間去看她們,我們會盡量把這件事情做好。」

這個答案在意料之外,這彷彿將許多觀影人突發的「澎湃關愛」關在了門外;在情理之中,一是我們無形之中的部分消費就已被電影方選擇了捐贈,二是當老人們挺了過來平靜地生活,不打擾是對她們瘡疤的保護,是尊重。

後來,對於「澎湃關愛」郭柯實則並未封鎖路徑。他的建議是「工作的人也好,大學生也好,你們就按你們的方式來,也許你們能記住她們的名字。她們是多麼的平靜,多麼的可愛,多麼的善良。

當中有一個林愛蘭老人,她曾經是一個女戰士。以前有些媒體可能帶著任務引導老人做了一些帶有情感的報道,把彩色照片換成黑白照片,但是這種報道會導致下一代人尤其是小朋友去排斥她們,所以我們需要把她們的快樂、善良盡量傳播出來。」

他說:「其實把這些正面的東西傳播出去就是一種關愛的方式。」

2

戰爭結束已有72年。

要說有多慢。這些年來,以紀錄片電影《二十二》里的張雙兵為例。郭柯說:「志願者張老師是從82年開始去做這個問題研究的,他做了戰爭性奴隸受害者(「慰安婦」)的口述調查,寫了一本書叫做《炮樓里的女人》,非常具體。除此之外,張老師還去了日本去打官司,去到法庭做原告。」

郭柯紀錄片中的張雙兵已銀髮縱生,他編寫的《炮樓里的女人》,是中國第一部戰爭性奴隸受害者(「慰安婦」)口述史,講述了日本侵華期間在山西黃土村莊里製造的一系列慘劇。

張雙兵從1982年就開始調查日軍侵華戰爭中受害者在戰前戰後的生存情況,1992年7月,組織了7位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每人10萬美元的受害賠償要求,1995年作為原告組織5位受害者將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1996年,與2位受害者走上日本法庭,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罪行。

但是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郭柯說:張老師的意願很明確,就是想要日本政府道歉、賠償,但還是沒做到,他還在懊惱。

要說有多快。在二戰期間,全世界至少有40萬婦女被日軍逼迫成為性奴隸,受害者大部分來自中國,其次涉及朝鮮半島、東南亞、日本和少量在亞洲的白人婦女等。

作為最大的受害國,中國性暴力受害者(「慰安婦」)人數在紀錄片《二十二》的屏幕上,在七十餘年間從20萬銳減至32,再慢慢減少至22。如今,郭柯說截至目前內地只剩8位受害者。本就愈加稀少而又越來越多的人名在郭柯的紀錄片電影內外被打上「白色方框」。

歷史的進程常常由數字顯現,數字減少到最後階段,這個進程才會讓人知道什麼在消失,什麼再不大力關注就真來不及。人類歷史的可悲之處常在於此,有些一直在堅持的事,總是在特殊的臨界點才能彙集到最大的關注度以及力量。

萬維鋼在書里提到過一句據說是斯大林說的話:殺死一個人是悲劇,殺死一萬個人是統計數字。

這句冷冰冰的話體現的是反常識思維,放在郭柯致力反映的戰爭性奴隸受害者(「慰安婦」)問題現狀上面,顯得尤為可悲而現實。數字赤裸裸地減少,悲劇顯現的深刻度正前所未有地上升。國際社會的關注度在近些年增加迅速,這由相關新聞出現頻率可顯現;而到如今,從書籍到紀錄片,多樣的形勢、增加的數量,讓戰爭性奴隸受害者(「慰安婦」)問題關注度彪至今天的頂點且明天還將持續向上。

但今天過後、明天過後,真正的大頂點來的那一天是否就是問題解決的那一天?

我問郭柯的第一個問題他忘記回答——你認為當下日本方面正式道歉補償的形勢樂不樂觀?也許是這個國際問題太難回答,也許是他真的忘記。作為一個學生的我似乎不該糾結此等複雜問題,但不慚地問了,今後就要去關注。

3

在我之後,後排有人問郭柯:有幾位老人面對鏡頭說我不想再說了,這些老人在不接觸這個話題的時候,她們是很開心的,接觸這個話題之後,她們就變得很難受。你認為這部電影真的對於這些老人來說,是一種幫助還是一種傷害?

郭柯回答說:「對她們的傷害,其實要看怎麼去看。志願者張老師要做口述的調查,寫了《炮樓里的女人》,還去日本打官司、做原告。同樣我覺得我也真的是打擾到了這些老人,但是作為一個導演,我知道應該怎樣用一個導演的方式去保護她。

說這樣話的老人,我不會再追問下去。養貓的李愛蓮老人在我們相處到第七天的時候,她說兒媳婦和孫子都出去了,讓我們把門關上,她就開始講她當年被抓去的經歷。但是當時我就清了場,關掉了機器,由一位女性來陪著老人,老人就把她的慘痛經歷完整講了出來。

這是種信任,這種信任很難得,就像張歆藝借錢給我,就像三萬多人資助這部片子,這種信任要珍惜。老人有對我們的信任,我們拍出來給大家看。我覺得跟老人相處太殘酷了,那是那麼真的事情。

我們盡量不打攪老人,之後我們會把情感延續下去,將來我們還會去到她們家裡。」

在一個旁觀者我看來,幫助和傷害二者當然兼有。

如今想來,事情都具有兩面性。《三十二》、《二十二》的問世,就必然要有揭人瘡疤的傷害、對人用一生努力換來之平靜生活的重要打攪,而沒有這些,又何來社會極高的關注和四方的幫助,以及對一直未到的公允的催促。二者孰重孰輕則只有當事者才能體悟。

二十分鐘左右的見面會,郭柯用標誌性的低聲強調了兩件事:

回答我問題時他說:「『慰安婦』這個詞來自日本,我們亞洲地區為了統一這些被強逼的受害者的身份,所以用了『慰安婦』這個名詞。當我們在文字裡面用『慰安婦』這個詞的時候一定要加上引號,他們不是『慰安婦』,是戰爭性暴力受害者,在傳播時,大家慢慢一傳十、十傳百,對這有更深的理解,這就是對她們的一種關愛。」

然後是關於捐票房收益:「希望大家給我一點時間,因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承諾過會把票房的收益捐贈出去,但現在票房一直在往上漲,還有因為我們要找公證處、找沒有手續費的管理方來一起完成這個工作。接到信息說,影院的結轉好像需要幾個月還是半年左右的時間,所以我們要按照周期來,我一定會把這件事情處理好,人在做天在看。」

4

到最後了,電影《二十二》早已被各大營銷號扒個乾淨,外來推介和點評的訊息慢慢寂靜下去。連導演郭柯都說希望在接下來的一周里,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看一看它,如果它還能在影院堅持的話。有些東西確實進入了尾聲。

當面對這樣的話題、史實時,我才感受到什麼叫蒼白和稚嫩。

如果你還存有或者剛產生對最近這股風潮的興趣,那就去看看這電影。如果不想花錢去看,搜索《三十二》來看看也是不錯的。當然,各人皆自由。我不打擾你,你不打擾她們,最差不過風潮會因具體事件忽大忽小。

但也望有一天,她們能等到,我們能等到,早就該來的一聲道歉。

謹以此,致一生努力生活的奶奶們,致這戰爭中的受害者。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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