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畫直官考——兼論唐中央官署的空間布局與畫直任用的關係（一）

圖繪官是華夏出現政權之後最早設置的伎術官之一。目前，學界對圖繪官的研究較少，成果主要集中於對宮廷御用畫家的研究。實際上，中國古代只有少數畫家在宮廷為滿足皇帝的個人雅好而從事藝術創作，大多數畫家分散在不同官署，依據不同職能承擔各類圖繪任務。這些任務事關軍事外交、宮廷禮制、君臣綱常和國史修撰等，與藝術創作的關係不大，但對於維護江山社稷和皇權君位卻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有鑒於此，本文以唐代畫直官為重點，討論唐代中央諸官署畫直的員額分配、功能定位、職責劃分以及選任敘遷等問題。通過研究，我們發現唐代已經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圖繪官任用制度，後世凡設置與任用中央圖繪官，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唐制的影響。

一 秘書省畫直

在唐代，中央諸官署承擔各類圖繪任務的職事人員有三類：一是畫工，集中於左尚署；二是畫直，主要任職於秘書省和集賢院；三是翰林畫待詔，辦公地點多在大明宮。翰林畫待詔是皇帝的御用畫師，官制上沒有員額限定。畫工則處於底層，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屬於雜任，只有個別畫工能享祿且任流內官。真正在圖繪領域為中央行政機構提供專業支持的，是畫直。

唐代最早設置畫直的中央官署是秘書省。據《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職掌」條雲，「凡諸司置直，皆有定製。（諸司諸色有品直：……秘書省圖畫一人、丹青五人、造筆一人……）」可見秘書省設有畫直，定製員額六名，皆為有品直，具體定額時間不詳。

李錦繡推測，《唐六典》有關「諸司置直」的直官類型與員額規定，屬於唐代令式，大約制定於開元十三年至十四年（725-726年）間。加之安置專業技術人才的直官製成熟於玄宗朝，所以秘書省設畫直員額六名，基本可以確定是在開元初年。

秘書省畫直的具體職能，唐代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較早系統研究唐代直官制度的李錦繡認為，秘書省之所以畫直員額較多，與其作為「國家圖書館」的性質有關。她推測秘書省圖畫直大約從事鑒定工作，可能是「古書、書法、繪畫藝術的最高鑒賞專家」，丹青直則是從事繪畫的專業人才。從秘書省的直官構成看，這一推測並不準確。

因為以國家圖書館的職能設直官，不會只有畫直和造筆直，更不會將畫直進一步分為圖畫直和丹青直，集賢院畫直便沒有圖畫直和丹青直的區分。終唐一代，秘書省所藏法書名畫很有限，據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記載，截至貞觀十三年（639年），著錄的官庫藏畫總數僅298卷。七年前即貞觀六年（632年）正月，御府整理鍾、王等書家真跡，有1510卷。

後來秘書省所藏典籍書畫分移他館，弘文館成為主要收藏曆代法書的中央官學機構，到玄宗朝設集賢殿書院（簡稱「集賢院」）之後，歷代名畫又主要集中於集賢院。但即便如此，秘書省仍有官定畫直員額六名，這說明秘書省畫直有超越圖籍管理職能的繁重任務。

秘書省坐落於皇城承天門大街和含光門街之間的南片區，同處該區的重要官署有鴻臚客館、鴻臚寺、太史監、御史台、宗正寺、右威衛和右領軍衛(見圖1)。將秘書省置於本片區，說明它在皇城尤其是本片區的行政系統內，不僅發揮著圖書館的資料保存等功能，還同周圍官署存在著緊密的業務往來，承擔了相應的行政分工。

在本片區，跨署分工合作並不陌生，如宗正寺便參與外交事務，負責夷藩交往，與鴻臚寺聯繫緊密。御史台檢括田戶和賦稅，與收納戶籍和文書的秘書省同樣關係密切。唐代在官署布局上，顯然是將業務往來頻繁的官署放在了同一片區以提高行政效率。這一官署布局的特點，意味著在法書名畫已分移他館的情況下，秘書省設畫直很可能與皇城南片區的跨署分工存在關聯。當然，事實也是如此，鴻臚寺和兵部的需要是秘書省設畫直六人並有圖畫和丹青之分的重要原因。

鴻臚寺是唐代的外交機構，下轄典客署、司儀署和禮賓院（又稱鴻臚客館）。據《新唐書·百官志》「職方郎中」條記：「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為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這說明搜集外國情報並製圖是鴻臚寺的重要職責。早期研究中國地圖史的王庸認為，圖由「鴻臚」繪製。

但是，在唐代鴻臚寺的職官構成中並未設置圖繪官，傳世文獻也沒有交代圖繪人員的職事官署，如《新唐書·地理志》云：「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但《地理志》的編撰者未記圖繪人員。

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度擔任鴻臚卿的地理學家賈耽完成《海內華夷圖》，他在《進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表》中提到製圖者時，也僅以「工人」代之。畏冬認為，繪製山川、風土和番客容狀服飾的畫家是從「左尚署或集賢殿書院等處」臨時抽調過來的。然而，左尚署畫工負責殿閣裝飾和工藝設計，與鴻臚寺差遣的畫家類型截然不同；集賢院畫直具有御用性質，遠在大明宮，不可能由鴻臚寺頻繁調用。

從官署布局上看，承擔圖繪任務的畫家應該是來自同一街區的秘書省。文獻記載亦顯示秘書省承擔有繪圖任務。具有標誌性的一道奏請是，貞觀三年（629年），顏師古以「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上奏請撰《王會圖》。當年，以丁母憂卸任中書侍郎而賦閑在家的顏師古，經秘書監魏徵推薦修隋史，職事秘書內省。

唐初秘書內省為臨時修史機構，魏徵「總知其務」。《王會圖》在《新唐書·藝文志》中歸於史部「傳記類」，說明《王會圖》為圖文並茂的圖傳，體例仿裴矩《西域圖記》，既有番客人物圖，也有地圖。因此，顏師古以秘書監魏徵屬下的身份進言繪造《王會圖》，意味著秘書省在唐初就已設置圖繪官，並開唐代秘書省擔任繪寫到京番客及繪造外藩圖志的先河。

武宗會昌年間，黠戛斯遣使注吾合素訪唐，宰相李德裕便遵照貞觀三年例，奏繪《王會圖》，「有詔以鴻臚所得績著之」。當時奉旨到鴻臚客館探訪的官員有太子詹士韋宗卿和秘書少監呂述，兩人私禮賓客，隨後「稽合同異，觀縷闕遺」，「飾以繪事」，定名《黠戛斯朝貢圖傳》，李德裕作序。圖傳在《新唐書·藝文志》中書為「呂述《黠戛斯朝貢圖傳》」，湯開建認為遺漏了韋宗卿，其實韋宗卿只陪同私訪，他和呂述均非作者。呂述身為秘書少監，實為圖傳的總纂官，具體工作由秘書省分工完成。

武宗詔「以鴻臚所得繢著」，也表明兩大官署之間的分工在圖傳編撰之前就做了安排：「鴻臚所得」是指到鴻臚客館探訪番客並搜集情報，「譯官考山川國風」；「繢」「著」分工受任，從呂述身為秘書少監的特殊身份以及秘書省和鴻臚寺的職官結構可知，均由秘書省承擔。能證明承擔圖繪任務的畫家來自秘書省的重要依據，還在於：李德裕在《黠戛斯朝貢圖傳》序言中稱，圖「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與前引「職方郎中」條所記一致。而顏師古在請撰《王會圖》奏中強調，「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足見其內容也是番客的「容狀、衣服」。

這不僅說明「職方郎中」條中承擔圖繪任務的畫家來自秘書省，還說明了以下兩點：其一，秘書省圖繪官承擔的圖繪任務分為地圖和人物風俗兩大類，從而決定了秘書省所設畫直必然有「圖畫」與「丹青」之分：「圖畫一人」是專職繪製地圖，「丹青五人」則專門彩繪番客儀容和風土人情，其中彩繪番客儀容除去「圖畫以聞」之外，可能還有一個重要功能，是作為判斷番客身份等級的圖證依據，以便為其重要成員奏報授官；其二，秘書省圖繪官的主要職能不是品鑒或修葺歷代名畫，而是建立地圖與外藩圖像檔案，為軍事和外交服務，這一職能在唐初就已現端倪。

所以在玄宗完善直官制以前，儘管秘書省圖繪官是否稱「畫直」已難以稽考，但可以肯定，其職事內容同畫直是一致的。開元以後，秘書省承擔圖繪任務的畫家顯然是畫直。

秘書省畫直與兵部的業務聯繫，史籍中缺乏明確記載。《唐六典》卷五「職方郎中」條曰：

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區域，都鄙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者，舉而正之。

上文記鴻臚寺「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是來自兵部的委派，這意味著鴻臚寺差遣秘書省畫直繪圖的派令同樣來自兵部。兵部隸屬尚書省，尚書省位於皇城中心，其總官署稱「都省」，又稱「都堂」，內設左右兩司，兵部居都堂之右。都省的日常工作是鉤稽、轉發和驗核文書。「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訖，皆書其上端，記年月日，納諸庫。凡施行公文應印者，監印之官考其事目無差，然後印之，必書於歷。每月終納諸庫」。

結合前引《新唐書·百官志》「職方郎中」職掌條所記「副上於職方」，可知鴻臚寺委派秘書省畫直所繪副本，先交兵部職方司，職方司再呈兵部尚書令上報都省，都省勾檢行印，下付圖籍庫收納。所繪正本，據上文「為圖以奏」的說法，則是由鴻臚卿直接上奏皇上過目，閱後應降尚書省行印，再付圖籍庫收納。

圖籍庫為秘書省內庫。地理圖志下付秘書省內庫收儲的一個典型例子是，貞觀十二年（638年），魏王李泰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等修撰《括地誌》，十六年（642年）成書，「詔令付秘閣」。秘閣即秘書省。黎虎認為職方司「掌握和保存蕃國地理和人情風俗資料」，似有不當，因為職方司不具有圖籍庋藏的職能。據《唐六典》，涵蓋「山川郡國」的地理類圖籍歸「乙」部史庫第十一類。

到《唐六典》成書的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秘書省藏地理類圖籍139部，共計1433卷。玄宗創集賢院以後，秘書省收貯地理圖籍的舊制依然不變。所以，由秘書省畫直繪製的地圖和外藩圖正、副二本，經都省勾檢行印之後，必然下付秘書省乙庫收貯。

秘書省四部之書，《唐六典》記「必立三本」，分「正本」「副本」和「貯本」。正本供御覽，副本供諸司和大臣借閱。畫直繪圖是否如典志所記還立有貯本，已不詳，《唐六典》只提到了正本和副本。《新唐書·藝文志》記，「兩都各聚書四部……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簽皆異色以別之」。這裡亦未提貯本，似乎貯本並非必立不可。

就圖本繪造而言，據前引資料可知，秘書省畫直分工製圖，「鴻臚所得」不是唯一依據，還需要調閱庫藏資料做參照。由於畫直負責繪圖，釐清城郭以及疆域變動、邊境衝突區域的「稽合同異，觀縷闕遺」並「舉而正之」的梳理工作，當由秘書省文官承擔，畫直以圖像表現。因此上奏皇上的正本以及呈交職方司的副本不光有圖，還有文字。

由職方司提交尚書省的地圖，還有一類是委派州府定期造送的國內州縣圖經。這類圖經保存於秘書省內庫，構成了中央彙編全國地理圖志的基礎。唐代全國地理圖志多以「道」為行政單位加以編修，涵蓋山川地理、交通郡邑、風俗物產，內容廣泛。《新唐書·藝文志》錄有《長安四年十道圖》《開元三年十道圖》、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和《十道圖》以及馬敬寔《諸道行程血脈圖》等，部分有作者署名，但實際上都是監修圖志的總纂官，目前尚不清楚具體承擔彙編任務的職事機構和繪著人員。

從唐代中央官署的職能劃分和職官結構推測，編修全國地理圖志時所涉圖繪任務，當由秘書省畫直承擔。因為圖志雖然包含貢賦、人口等更寬泛的文字內容，撰著者可能並不局限於秘書省官員，但就圖繪而言，仍分地理和人物風俗兩大類，與外藩圖本的繪圖內容是一致的，所以從職官分工判斷，總方輿圖與外藩圖當由同一班底繪製。

秘書省專業人才的設置結構，亦與繪造總方輿圖和外藩圖所需要的專業人才相吻合：除圖畫直、丹青直和造筆直外，秘書省還設有著作郎、楷書手、熟紙匠、裝潢匠、筆匠，以及掌理文字校勘以正「圖史」的校書郎（正九品上）和正字（正九品下）等，「繪」「著」「校」「抄」「裝」分工完備。

兵部和鴻臚寺則無相應設置，不具備繪造總方輿圖和外藩圖的客觀條件。在唐代，只有史館和集賢院的職官構成與秘書省相近，這兩大官署都有修撰、抄寫、裝潢和圖繪等職官人手，但史館任用畫直屬於臨事徵調，不是正式設置；集賢院畫直雖然為數不少，但以繪人物事迹和君臣肖像為主，不繪山川勢要和民情風俗。更重要的是，全國總方輿圖攸關政治、經濟，外藩圖攸關軍事、外交，兩者皆為唐治國用兵的必備依據，不可能僱傭普通畫工隨事命差遣任，由秘書省負責繪造則符合唐代官制邏輯。

秘書省外靠右威衛和右領軍衛，內設亭長六人擔任警衛，掌門戶啟閉和傳遞禁令，一外一內戒備森嚴，亦符合繪造外藩圖和全國總方輿圖的安全保衛需要。

唐代秘書省「掌邦國經籍圖書」，其修撰職能經歷了兩次重大調整：一次是貞觀三年，秘書省著作局因禁中新設史館而罷史職；另一次是開元六年（718年）建麗正修書院後，秘書省又罷撰緝。但調整後的秘書省修撰官與輔助人員的設置並未大幅削減，校書郎和裝潢匠各為十人，說明秘書省的職能和分工更加明確，地位並沒有因為修撰職能的調整而下降。從現有資料看，調整後的秘書省應該主要承擔不斷增加且在不斷變化的地理圖志和番國史的修撰任務。

秘書省當為唐代中央圖志繪造中心，畫直在幕後從事繁重的圖繪工作。在唐代，畫直作為使職差遣官，是否還銜命臨事承擔其他官署的圖繪任務，因史載不詳，無從考證。有些任務可能是由秘書省圖繪官承擔，比如顯慶三年（658年）以前，唐高宗曾「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畫圖」說明使團配有畫家隨訪，雖然這裡沒有明確記載畫家的身份，但從職官性質看，隨訪畫家應該來自秘書省，因為高宗朝僅秘書省有使職性質的圖繪官。

未完待續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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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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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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