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卻能和諧相處——讀《感受印度》

伍慶祿，廣州人，今年六十六，一個奇怪的老頭，他有一個奇怪的念頭纏繞在腦海中幾十年了：生來與時不合，生前不能求什麼，但身後可以留什麼？他手頭只握有一張國家不承認的大專學歷紙：廣州大學的「新聞出版」專業證書班修業證書。但卻在退休後的2012年11月通過文學專業十三位評審專家中的十一位專家評審通過獲得了二級作家（副教授）的專業資格。這是和他所從事的工作崗位沒有很大關聯的專業資格。但認為這是身後可以留下的東西。有朋友問他，你一次申報就獲得了成功，你認識誰啊！？他喃喃自語：我認識誰啊？我認識很多人。但是我的文章在紙媒上基本看不見，都在我自費出版的幾本書上啊！我認識誰啊？一個都不認識。

《感受印度》，袁南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因日前在大洋網書店翻看前言，有云：「2002年7月到2004年12月，我作為中國駐印度孟買總領事，在印度工作了825天。我對印度最主要的感覺之一就是這是印度難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議的現象太多了。」作者還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在印度的工作過程，就是一個感受、思考和破解印度之謎的過程。」那麼可見，這書不是一般遊客浮光掠影式的感慨，也不是西方的學者從西方的價值觀出發考察研究的作品。這是一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用中國人的眼光，思維方式去看印度的作品。

作者1954年出生，應該和我算是同時代人，那麼，我看這本書時應會與作者產生共鳴的。因此引起了我的興趣，因為沒有帶錢在身，只好過兩天再跑到購書中心買了。書一買回來，辦公室的一個年輕人翻了一下，覺得有趣，立即拿去看了，到國慶節放假才還給我。

到10月8日，我斷斷續續的讀完了該書，第一印象是：印度人安貧樂道，獨善其身，為來世修福，幾千年傳承，社會關係相對和諧。第一反思是：中國人積極干世，主動為他人謀福祉，歷來人際關係緊張。有了結論以後，才回過頭來再作思量，這是我的一種事倍功半，愚笨的讀書習慣。

書中所探討的「謎」雖然說是很多，但歸納起來，我以為中心只有一個，就是：一個充滿了極端矛盾的印度，社會為什麼能夠和諧平穩之謎。

這些極端矛盾大要有三點：貧富差別之鉅，世界罕比，人人和平共處並存；落後的種姓制度與先進的民主制度並存；愚昧荒誕的思想行為與先進嚴謹發達的的科學技術並存。

今天的印度，窮不思變，窮不走險。這是窮人的處世觀點。印度有10億人，其中6-7億窮人，占人口總數的60%以上。其中2.5億人生活在最低貧困線以下。孟買市1400萬人口中，有770萬人口住在貧民窟里，大多數人一貧如洗，家徒四壁，真真的赤貧。但人人安之若素，印度人的犯罪率並不高。歷史上也沒有什麼人們不堪壓迫而起義之說。現實上也鮮有偷、搶行為，也沒有拐賣婦女兒童、製造假、冒、偽、劣、盜版產品；就算是滿街乞討之人，也不會取之不義。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2004年國內一個記者在一度第一大城市孟買參觀印度門後，忘記把相機帶走，一個稚氣未脫的乞丐緊緊地追上來，把撿到的相機還給記者。

今天的印度，富人富則為仁，慷慨施捨。這是富人的態度。印度富人富可敵國，印度首富-WIPRO公司老闆哈西姆·普萊姆基個人資產約有350億美元，位列世界富豪榜第三。2004年2月，另一富豪、撒哈拉集團主席蘇博拉塔·羅伊為兒子舉辦婚禮，花了近億美元，其中包括了同時為101對沒有足夠錢舉辦婚禮的印度人舉辦了集體婚禮，每對新人還獲得了20萬盧比現金的善款。在印度，學校收費十分低廉，例如新德里大學，尼克魯大學這樣的公立名牌大學，學生幾乎不要交費。一個大學生一年要交的學費和吃、住等費用加在一起才約人民幣1600元，維持學校的錢主要來自富人的捐款。在印度，除了電影、馬戲外，觀看戲劇、歌舞演出、參觀公園、畫展、科技館等都是免費的，作者在印度欣賞過維也納交響樂團、莫斯科芭蕾舞團、南非歌舞團等許多演出，都是和其他觀眾一樣，都是免費進場的。這些事業運作的錢大多數也是企業捐助的。在印度報章上人們是經常可以看到富人向各種扶貧項目捐款的消息的。甚至捐出全部財產，隻身投入行丐隊伍的富人比比皆是。

今天的印度，平等、自由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落後的、殘酷的種姓等級制度並存。由野蠻殘酷的種姓制度所形成的觀念與行為，在今天的印度仍然處處可見。被視為不可接觸者的1.6億「賤民」仍然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賤民出門要佩戴特殊的標記，口中要不斷發出特殊的聲音，或敲擊某種器物，以提示高種姓的人及時躲避。賤民只能從事最骯髒的，被視為最低賤的工作，例如搬運屍體、洗廁所、屠宰等。賤民受到高種姓的人的蔑視、迫害和毒打的事時有發生。作者看到，有一個高種姓的人給一個「賤民」施捨飲水，他把水罐高高地舉起往「賤民」的水罐中倒。他這樣做，為的是避免接觸到「賤民」的水罐和倒進「賤民」的水罐中的水濺出來污染了自己。在印度，只有7％的賤民能喝上清潔的水。另一方面，在印度，民主政治又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通過投票選舉出來的許多官員，包括總統納拉亞南都是「賤民」出身。

今天的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文化教育，但同時又是世界上最多人口信奉最多樣愚昧行為的國家，文盲人數最多的國家。恆河，是印度人心目中的聖河，是沐浴靈魂，洗滌罪惡，讓靈魂進入天堂的理想通道。活的時候能喝上恆河水；在恆河中洗浴；死了以後在恆河邊火化，骨灰撒進恆河中，是印度人凈化魂靈最崇高追求。但是今天的恆河，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污染，除了每天有上億噸的污水流進恆河以外，還有沒焚化的屍體或燒不透的屍骨丟進河裡，現在河水已經發黑髮臭，但人們依然在此洗浴和取水飲用。據印度衛生部們的統計，在這裡沐浴的人，40％到50％的人會患上皮膚病。2001年舉行的一次昆梅拉節活動，就有7000萬人涌到恆河沐浴。那些既沒有交通工具，又沒有錢買火車票的「賤民」，身上背著幾乎是全部家產——一塊禦寒的破棉被和一隻煮飯用的白鐵鍋，經過數日或數十日的長途跋涉，歷盡千辛萬苦，專門來恆河沐浴。許多窮人是畢生負債才能前來。還有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愚昧行為，為了不殺生，蚊叮蟲咬也任由之；信奉神牛、神猴、神蛇、神鼠等等動物，這些動物到處橫行霸道。在印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但是，印度的高等教育和科技水平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卻是名列前茅。從獨立以來，印度培養出來的科技人才水平，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印度有世界一流的軟體工程師，有六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其中包括物理學、醫學和經濟學。

作者在總結三年的探索後，對比中印，找出特點，解釋謎團。作者說，自古以來，印度始終就在沒有國家的狀態下存在；而中國的存在則從來沒有離開過國家。「由於這一明顯區別，在印度歷史上，社會精英人物大多更為關注自身如何儘早『解脫』人生苦海，進入無憂無慮的彼岸極樂世界，而不是像中國社會中的精英人物那樣，從小就被教育要為國家建功立業。」作者還引用了印度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的說話「鄧小平教育中國人民要發財致富，甘地教育印度人民要安貧樂道。」為此作者又引申出一個結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

在這裡，作者只是看到了現象，沒有找出「所以然」。

為什麼有這樣的區別？我以為是，在印度是由於「出世」宗教的確立，而在中國則是「入世」儒家學說的確立所以然。

我以為，形成中印兩個民族不同世界觀的根本在於擺脫了蒙昧時代以後，兩個民族在如何認識和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各種關係的矛盾方面，採取了不同的哲學觀點。印度民族採取了消極不干預，順其自然的，只關心自己「今生」和「來世」的關係的「出世」的宗教哲學；中華民族採取了積極干預，為了別人，當然也包括自己在內的儒學入世觀點。「治國齊家平天下」，這是每個中國讀書人的最高理想。誓要通過個人的努力改變各種關係，直至「鞠躬盡粹，死而後已」。發展到極端，就出現了「人定勝天」觀念。儒家經典「四書」第一篇《大學》第一句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解釋說：「親」是「新」的意思。還解釋說：學習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們去掉惡行。個人入世，能做到社會老有所養，壯有所為，幼有所依，就可以近乎聖人了。使社會保持在極其和諧的階段。這是所有中國人都必須要明白的人生的第一道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關鍵在你的學習，修養和技能。

印度宗教認為：人生在世，應該擔負各種責任和義務，這種責任和義務稱作「債」。「債」有五種。一是神債，要敬神；二是祖債，要結婚生子；三是聖哲之債，要學習宗教知識，尊重神職人員；四是人債，要款待不相識的人；五是生靈之債，要向各種生靈，包括動物、鬼魂、殘疾人和賤民施捨食物。要獲得解脫，必須還好這「五債」。每個人身負前世的「債」「業」的輕重不同，所以在此生就有所區別。在業報輪迴中，行善者隨福業上升；作惡者隨惡業而下沉。那麼此生只能為來生修行，抗爭只能增加罪孽。這已經深入到每個印度人的骨髓中。近代英國殖民兩百年，在宣傳灌輸現代資本主義文明與制度的同時，並沒有強行摧毀舊的印度文明。所以印度社會還是能夠和諧穩定。

但是，在現代中國經歷過一場橫掃「四舊」的強風后。有一段時間「實實在在」、「入世」傳統思想有所改變，走歪一點了。回到了叢林社會中，每個人既不「出世」，也不「入世」，「老老實實」為自己謀福利，先讓少數人富起來，燈紅酒綠的過日子。所謂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也。不為他人謀福祉，只為自己爭功利，人際關係更趨緊張，這是更誇張了的「入世」的結果。中國社會就不那麼容易和諧穩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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