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爾與計量經濟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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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爾和諾斯的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不久之後，福格爾等人所開創的數量研究方法就成為美國經濟史學家的標準方法。「新經濟史學」革命成功了。

計量經濟史學也稱「歷史計量學」或「新經濟學史」，有時候也被簡稱為「計量史學」。計量經濟史學致力於將經濟理論和定量方法運用於歷史，特別是經濟史的研究。計量經濟史學這個名稱從正式出現至今卻只有大約50年的歷史。

2013年6月13日，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去世。經濟學再失一重鎮。福格爾是計量經濟史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與計量經濟史學的另一位創始人道格拉斯·諾斯分享了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福格爾已逝，諾斯近年來的著作中「計量分析」的成分似乎也正變得越來越少，前些年顯赫一時的計量經濟史學會不會就此走向衰落？

計量經濟史學也稱「歷史計量學」或「新經濟學史」，有時候也被簡稱為「計量史學」。計量經濟史學致力於將經濟理論和定量方法運用於歷史，特別是經濟史的研究。計量經濟史學這個名稱從正式出現至今卻只有大約50年的歷史。一般認為，這門學問誕生的標誌是，阿爾弗雷德·康拉德和約翰·邁耶在1958年發表的經典論文《南北戰爭前南部奴隸制經濟學》。

計量經濟史學（cliometrics）這一名稱由美國經濟學家斯坦利·賴特於1960年首創。該詞前半部分的「clio」指掌管歷史的繆斯女神克里奧，後半部分的「metrics」則取自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一詞。

1960年，在一次於普渡大學舉行的經濟學史研討會上，運用計量方法研究經濟學史的經濟學家們被比喻為克里奧。

克里奧（Clio）是希臘神話中掌管歷史的女神，為宙斯與記憶女神摩涅墨斯涅（Mnemosyne）所生的九位繆斯之一。

作為十二泰坦神之一的摩涅墨斯涅，從輩分上說是宙斯的姑姑，但卻成了風流好色的宙斯的第五任妻子，兩人共度九個良宵後，生下了九位繆斯——司管文學和藝術的女神，她們住在奧林匹斯山山麓的庇厄里亞得，因此又叫庇厄里亞得女神。據說，克里奧有兩副面容，一面凝視過去，一面暸望未來，而且表情嚴肅，不苟言笑，這似乎正契合歷史的本質。

當時，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史家們正試圖將經濟史從一門描述性的、制度性的學科，轉變為一門分析性的定量學科。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諾斯宣稱「在美國經濟史中正進行著一場革命。這是由新一代經濟史學家發起的」。這些經濟史學家強調，必須在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運用定量方法來研究和重建經濟史。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史學革命」。

福格爾和諾斯的早期貢獻

雖然在計量經濟史學正式誕生之前，統計方法在傳統的經濟史研究中已有所運用，但是通常限於對數據的簡單統計分析。正如福格爾在1965年所指出的，與傳統經濟史學只注重收集、分類與整理原始數據不同，計量經濟史學需要在經濟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深入的數據分析，對歷史遺留的原始數據重新修正組合，提出假設，構建表達各種關鍵經濟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理論模型，然後運用計量方法檢驗假設，再得出結論。

計量經濟史學採用的計量分析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反事實計量法」，二是「間接計量法」，前者由福格爾創立，後者則主要歸功於諾斯。

1964年，福格爾出版《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史學論文集》一書，第一次系統地應用了「反事實計量法」。在福格爾之前，美國經濟史學界的傳統觀點是鐵路運輸在19世紀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福格爾質疑，這種觀點只是一種假設，除非能證明鐵路運輸所導致的產出增加值直接或間接地佔據了19世紀美國經濟產出的大部分，才能認定鐵路是不可或缺的。而要計算出鐵路帶來的凈收益，就必須提出反事實假設。

為此，福格爾假設，在1890年美國沒有鐵路，取而代之的是以下三種情況：完全依靠1890年已有的運河和驛路；建造了5000英里以上的實用而且利潤率很高的新運河；對普通的驛路進行改建。經過複雜的計算後，福格爾的結論是：在上述第一種情況下，鐵路帶來的收益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1%；在第二、第三種情況下則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8%。這就是說，如果沒有鐵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最多只會減少3%左右，因此鐵路並沒有在美國經濟增長中起決定性作用；即使沒有鐵路，美國經濟增長也最多推遲兩年時間。

這個結論的含義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應該從鐵路之外的其他因素中去尋找，或者說，像鐵路這樣的技術因素對於經濟增長的意義並不像以往學者想像的那麼大。

1968年，諾斯發表了經典論文《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變化的原因》，運用了 「間接計量」分析。1600年至1850年間，海洋運輸生產率得到顯著提高，但在這個時期，用于海洋運輸的帆船一直沒有出現重大改進，而輪船則在19世紀後半期以後才普遍使用，因此，傳統的技術進步說無法解釋這一現象。

諾斯認為，可以把航運成本作為間接衡量航運生產率的指標，再找出影響航運成本的各個因素進行分析，如海上航行期間的勞動成本加上由船舶折舊費、保險費構成的船舶航行成本等。他的計算結果顯示，1600年至1850年間，平均每噸貨物所承擔的成本是下降的。

原因何在？諾斯的結論是，導致成本下降的是航運安全性增強和市場規模擴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海上運輸變得更安全後，不僅保險費下降，船上裝備的武裝人員也減少；武裝人員的減少，意味著每個船員實際負責的貨運噸位提高，同時船上武器裝備的減少也有助於船舶航行速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市場規模擴大減少了船舶的空駛時間和停泊時間，而且由於可以隨時在港口僱工，船員的數量也大大減少了，這就減少了勞動成本，提高了航運效率。

福格爾和諾斯的研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不久之後，福格爾等人所開創的數量研究方法就成為美國經濟史學家的標準方法。「新經濟史學」革命成功了。

此後，諾斯著重將他的計量經濟史學發展成「制度變遷理論」，他的研究因而成了聲勢浩大的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羅納德·科斯領銜的芝加哥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奧立弗·威廉姆森領導的卡內基—梅隆學派新制度經濟學鼎足而立。

在一定意義上，達龍·阿西莫格魯和阿夫納·格雷夫等人的研究思路都是諾斯研究制度變遷的思路的延伸和細化。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諾斯在後期以及阿西莫格魯等人所從事的仍然可以說是計量經濟學史研究，但更恰當的做法或許是將其歸入新制度經濟學（或新政治經濟學）。

福格爾則仍然堅守在已經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計量經濟史學領域內，堅持用經濟學理論和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以往的經濟發展，並繼續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即「人」的因素上。

綜觀福格爾一生，他的學術觀點曾經多次引發激烈爭論；他的思想，似乎也頗具多面性。

福格爾的多面性

法國政治家克里孟梭說過，「一個人在30歲以前不是社會主義者，那是他的良心有問題；一個人在30歲以後還是社會主義者，那是他的理智有問題。」這句話放在福格爾身上似乎也是恰當的。

羅伯特·福格爾曾經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福格爾於1926年在紐約出生，他是猶太移民家庭的第二個兒子。福格爾出生前四年，他的父母剛剛從前蘇聯敖德薩市歷經千辛萬苦移居到美國。

剛到美國時，福格爾父親的收入遠低於「最低工資標準」，一家人只能擠在曼哈頓下東區一套光線極差而且不通電的公租房內。福格爾的父親從底層工人做起，艱苦奮鬥，很快就買下了一個雜貨店和肉店的一半股份。

福格爾曾經回憶，父親本來是烏克蘭哈爾科夫理工學院的一名高材生，來到美國後，一直都想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始終未能如願，卻把對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熱愛傳給了福格爾。

他的母親則愛好文學，喜歡閱讀托爾斯泰和托馬斯·沃爾夫的小說，她把對藝術的熱愛傳給了福格爾。福格爾一生始終念念不忘自己在中學時代對文學、歷史、藝術和科學的熱情，他一直都想寫小說、出版詩集。

1944年，福格爾進入康奈爾大學學習。在大學期間，他先是主修電氣工程，隨後轉修歷史學和經濟學，並且擔任了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美國青年追求民主組織校園分部的主席。1948年，福格爾大學畢業，在父親經營的肉類加工廠幫忙，同時積极參加政治活動，一度成了美國共產黨的職業組織者。正是在為亨利·華萊士助選的過程中，福格爾結識了伊妮德·卡珊德拉·摩根（Enid Cassandra Morgan），他們在1949年結婚。順便指出，伊妮德·卡珊德拉·摩根是一位非洲裔美國人。

不久之後，福格爾就開始懷疑自己的信仰。1956年，福格爾重新回到大學校園，並於195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然後又於1964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福格爾在碩士階段和博士階段的導師分別是喬治·施蒂格勒和西蒙·庫茲涅茨。這兩位經濟學大師對福格爾的影響非常之大。

重返學術象牙塔時，福格爾的想法是，如何能夠將歷史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便確定各個歷史時期決定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的基本因素。他相信，這些理論洞見可以為解決戰後經濟不穩定和社會不公正等一系列問題提供線索。正是抱著這個目的，福格爾才參加了「新經濟史學革命」，並成了「計量歷史學之父」。

福格爾在計量經濟史學的許多領域都得出了非常獨特的結論。他關於美國南北戰爭和奴隸制的研究結果尤具轟動效應。

1974年，福格爾與斯坦利·恩格爾曼合著的《不公正的時代：美國黑奴經濟學》出版，成了迄今為止美國經濟史領域爭議最大的一本著作。

在書中，福格爾與恩格爾曼認為，南北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南方各州的奴隸制是有效率的——農業生產效率比北方高，奴隸的平均收入也比自由農業工人高。他們指出，由於奴隸制具有相當高的生產效率，如果沒有南北戰爭那樣的超經濟力量，它很可能不會解體。

福格爾的這些發現被廣泛引用，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特殊歷史環境中，它們還在一定意義上成了新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干預的重要歷史論據。在許多人看來，福格爾本人也成了芝加哥學派的一員幹將。但這可能並不完全符合福格爾本人的原意。

2002年，福格爾出版了《四次偉大的覺醒與平等主義的未來》一書，這本思想史著作討論了平等主義促進美國社會進步的歷史。

福格爾指出，與技術使用有關的倫理道德以及控制技術使用的人類制度往往會落後於技術進步的要求。這種落差導致了各種危機。而平等主義的觀念則會在危機發生時引發人們反思，推動新的倫理和社會改革方案出台，並使旨在貫徹這些改革方案的政治運動爆發開來。

如凱恩斯所說，在經濟學與政治哲學領域，學者們一旦年滿25歲或30歲，就很難再受到新的理論影響。福格爾重新回到大學接受研究生教育時，已經年滿30歲。功成名就之後，雖然被劃歸芝加哥學派，年輕時代的信仰與經歷所留下的印記卻始終未能完全磨去，有時甚至還會突出地顯露出來。

經濟增長與人口營養

在1993年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福格爾和諾斯的研究旨趣出現了明顯的差異。

福格爾的諾貝爾演說以「人口增長理論和生理學」為題，後來他又擔任了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人口經濟學研究所主任。在後期的計量經濟史學研究中，福格爾綜合運用生理醫學方法和經濟學方法，將人類生存狀況演變史與社會經濟史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福格爾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技術生理」演化：近300年以來，技術提高與人的生理改進之間存在一種協作機制，使人類的演化出現新的形式，與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遺傳演化相比，這種演化更迅速，具有文化傳遞性，而且不很穩定。

福格爾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源於人口營養狀況的改善，人本身的各種生理指標的歷史變化是對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反應，而經濟發展的中心議題是，人在什麼條件下、以什麼方式攝取營養、促進身體健康，從而提高生產效率。

因此，他強調，必須大量收集與人的生存和工作條件有關的各種數據，如身高、體重、死亡率等。通過計算，福格爾推測，營養改善以及相應的勞動強度的提高，可以解釋英國1790年至1980年間的長期經濟增長率的30%；同時，由於人的生理學結構的變化，例如人的體型和體重的變化，提高了人體將食物能量轉化為工作產出的人體效率，這一因素可以解釋英國1790年至1980年間的長期經濟增長率的20%。

因此，技術生理演化理論可以解釋過去兩個世紀英國一半左右的經濟增長。

事實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研究奴隸制問題時，在詳細考察南方奴隸的食物數量和結構之後，福格爾就已發現，南方黑奴的營養狀況比北方自由工人好。因此提出了一個 「營養－效率假說」：當人的營養狀況極端低下時，改善營養狀況可提高生產力。很顯然，福格爾後期的「技術生理演化理論」與這個「營養－效率假說」一脈相承，或者說，「營養－效率假說」依然是「技術生理演化理論」的核心。

乍一看來，福格爾的「技術生理演化理論」與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似乎大異其趣。前者強調人的營養狀況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後者的核心則是「有效制度假說」，即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其實不然。福格爾從來沒有否認「制度是重要的」，他只是把這個不言自明的結論隱含在計量分析當中。例如，他對於奴隸制的研究想強調的實際上是，壞的制度也不一定會因經濟效率低下而自行消失，為了「消滅」這種制度，政治行動甚至戰爭（例如美國內戰）以及背後的意識形態（平等觀念和道德）可以起到關鍵的作用。

而且從思想來源上看，福格爾也不可能不重視制度：新老制度學派都對福格爾有直接的影響。福格爾的博士論文導師西蒙·庫茲涅茨是韋斯利·米切爾的學生，而米切爾又是托斯丹·凡勃倫的學生。凡勃倫和米切爾都是老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福格爾也深受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的影響，因為他是喬治·施蒂格勒的學生。

有意思的是，另一方面，諾斯也在從「制度」向「人」靠攏。在2002年出版的《理解經濟變遷》一書中，諾斯指出，在人們的交往過程中，個體之間的認知模式存在差異，他們理解世界和處理問題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將制度看作人們共享的認知模式，它有利於制度變遷參與者形成共同信念，採取共同行動，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因而，制度變遷就是人們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通過學習、交流知識，不斷修正自己的認知模式的結果。諾斯認為觀念、認知模式和心智結構都參與制度演化，或者至少會對制度產生影響。

這種觀點不禁讓人想起凡勃倫，因為他認為，制度就是流行的精神態度或「固定的思維習慣」。

強調社會心理或意識形態的作用在福格爾的另一本著作《四次偉大的覺醒與平等主義的未來》中也表現得非常清楚。這本著作分析了平等主義觀念對於制度變遷的推動作用。

福格爾曾經說過，如果有效率的那些社會過程同時又是有道德的，那麼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他還強調，文明社會應該遵循一定的道德準則，而道德準則應該建立在健康的基礎上。

這種思想顯然與他早期的生活經歷有關。

再回過頭來討論福格爾和諾斯兩人對計量經濟史學的影響。如前所述，在很大程度上，諾斯後期的研究已經超出了計量經濟史學的範圍，成了一種跨學科研究；而且，諾斯本人在後期的研究中（例如在最近出版的《暴力與社會秩序——詮釋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的一個概念性框架》），「計量經濟史學」的成分已經不多，因此，對於計量經濟史學本身的發展來說，福格爾的作用或許比諾斯更大。

此外，福格爾的技術生理演化理論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福格爾指出，決策者必須考慮人的長期生理變化，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來改善人的營養狀況、增強人的體質、延長人的壽命，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長期經濟增長。但這些政策通常都有漫長的時滯——可能要一個世紀之後才能發揮作用。

為此，福格爾告誡道：「任何長期預測（規劃）如果不考慮過去一個世紀生理變化的動態機制，不考慮引起這些變化的社會經濟、生物醫學和其他環境的改進，就很可能會遠離目標。」

註：原文來源於 《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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