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風聲、風刺以及《風》名的出現

最新 08-30

本文作者馬銀琴教授

摘要

「風」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它既可指自然之風，也可指風化之教；既被視為音聲曲調，又被稱為民歌民謠；既被視為聖王之遺化，又被當作主文而譎諫的諷刺與勸說。這諸多的義項，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飛鳥振翅而風生，是甲骨文以「鳳」為「風」的根本原因；在商周文明發生劇烈衝突的變革時期，在類似於「大塊噫氣，其名曰風」的認識推動下，「鳳」與「風」出現分化，在「鳳」字逐漸指向神性鳳鳥的同時，作為「後起本字」的「風」字出現。風為土氣，土氣鼓動而形成音，音樂也必然反映著風土人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的認識中，透露出了風土之氣與風俗之音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就在「風」因與「音」、與「律」關聯而具有指向歌聲、曲調的意義時，由「風」之飄忽流散、托物而不著於物的特點，又引申出了用「風」來指稱沒有明確來源、沒有具體內容、沒有明確指斥對象的特殊存在狀態的意義，「風言」「風聽」「風議」等詞即因此而來。而與之相關聯的「風刺」，便指不著痕迹、委婉曲折的言說方式；因這種進諫方式而來的作品，便是最早的「風」詩。這些「風刺」之詩，或歸屬於《小雅》，或分列於各國，都只是被統納於「詩」名之下，一直到孔子刪《詩》正樂時，同屬鄉樂的十五國詩，才被正式地歸為一類，作為《詩經》作品類名的「國風」（或「風」）由此產生。至《毛詩序》，則在集合種種「風」義並對之加以解釋之餘，又在「六義」的新名目下，為「風」字增添了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新義項。

關鍵詞

鳳；風；風刺；《風》

在中國文化中，「風」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名詞。它既可指自然之風，也可指風化之教；既被視為音聲曲調，又被稱為民歌民謠；既被視為聖王之遺化，又被當成主文而譎諫的諷刺與勸說。「風」字具有如此複雜的含義，可在甲骨文中，所有的「風」卻是以「鳳」字的面目出現的。而另一方面，《毛詩序》中又出現了內涵不同、所指各異的數量較多的風字。那麼，這所指各異的「風」義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甲骨文中的「鳳」究竟是「風」的初形，還是「假鳳為之」？「鳳」與「風」的分化可能發生在什麼時期？最初的自然之「風」如何成為音聲曲調的代名詞？又如何進一步演變為「主文而譎諫」的進諫方式？在言及《詩》之「六義」「四始」時，《毛詩序》為什麼會出現「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與「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這樣兩種貌似不同的解讀？帶著這些問題，筆者試圖從梳理「風」字字義的演化入手，揭開「風」之所以為「風」的原因。

二、風聲與音律

《莊子·齊物論》不僅借子綦之口給風定名，而且對各種不同形態的「風」作了詳細的描述：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所謂「大塊」，即指大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意即「大地吐出的氣，就是風」。這一段文字中對於「萬竅怒呺」的描述，突出地體現了風、土氣、孔穴以及音聲的密切關聯。元人陳師凱在《書蔡氏傳旁通》卷四中說：「《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證之，風為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陳師凱的論說，揭明了古人以「風」為土氣、藉土囊之口而吐納的文化觀念。三國時吳人陸績在《周易注》中說：「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故為風。」由此而言，風為土氣，因地之孔穴而發為聲音。因風之鼓氣作聲而產生的音與律，恰恰構成了早期「風」文化的重要內涵。

首先，最古老的音樂乃是對以風聲為代表的自然之音的模擬。《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這裡所說的「八風之音」「山林溪谷之音」，也就是《齊物論》所稱「地籟」與「天籟」，而「地籟」的「萬竅怒呺」，則直接啟發了吹管樂器的製作：「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這裡所說的「律」，即律管。伶倫之為律，可視為吹管樂器製作的開始。正是因為律管的製作緣於對風出孔穴而作聲的模仿，因此，在早期的文化觀念當中，風、氣與律便具有了天然而密切的聯動關係：「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也正是因為「風」與「律」、與音樂的密切關聯，字義分化後指向神鳥的「鳳」，也與音樂歌舞結下了不解之緣，《山海經》中多次出現的「自歌自舞」的鳳凰的鳴聲，也成為後人記述伶倫制律時辨析十二律的標準：「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

律管仿風、氣吹動孔穴而製成，最初的律管，並非如今人所言首先是定音的工具，律更為重要的用途是與「歷」配合以治陰陽。《大戴禮記·曾子天圓》對律的作用有如下論說：「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盧辯注「律歷迭相治也」云：「歷以治時，律以候氣。」因此，律，又被稱為「候氣之管」。正因為律的首要作用在於「候氣」，掌握著音律的音官，便在聽風候氣的儀式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殷墟出土的玉鳳與秦漢的鳳凰圖案

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郁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

《樂律全書》中的倍律管小樣

出自《國語·周語上》的這段文字，是虢文公向不籍千畝的周宣王陳說籍田禮之於國家統治的重要意義及其舉行方式。這場被認為關乎「民之大事」的籍田禮，是周天子在「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的立春時節，通過「親耕」儀式，一方面向上天祈求豐收，另一方面表達勸農之心的盛大儀式。這場拉開春耕生產序幕的儀式活動，以「瞽告有協風至」正式開始，經過繁複的齋戒、饗醴、薦鬯等準備活動，於立春日王行籍禮時，「瞽帥音官以風土」。按韋昭注，「以風土」即指「以音律省土風」，土風，實即地氣，所謂「以音律省土風」，即古人常說的「律以候氣」。《後漢書·律曆志》詳細記載了古人的「候氣之法」：「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這一段記載，在神秘的氣息中透露出了音樂與土氣之風之間的密切關聯。

風為土氣，土氣發動，鼓動土物之孔竅而作聲；先民仿效八風之音、山林溪谷之聲而作樂，從這個意義上說，風聲便是音樂。「風」與「音」的密切關聯，使「風」自然而然具有了指代音聲曲調的含義。《詩經·大雅·崧高》中「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之「風」，《左傳·成公九年》「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之「風」，《左傳·襄公九年》「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之「風」，均是指音聲曲調而言的。

既然《國語·晉語八》師曠說「樂以開山川之風」，樂是依風而制，那麼風土各異，必然導致曲聲有別。反過來，曲聲之別，也相應地反映著不同的風土人情。因此，廣采詩謠以觀民風也就有了足夠的理由。孔子說：「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說的也正是從音樂中察知政事得失之理。

三、風言、風議與風聽

「風」一方面因為與「音」、與「律」的密切關聯而具有了指向歌聲、曲調的意義，另一方面，由風之飄忽流散，托物而不著於物，「風」字進一步衍生出了放逸、流散之義。如《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之「風」，與《左傳·僖公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之「風」，均被注家解作「風逸」。因此，當「風」字逐漸與「言」「聽」「議」「化」「刺」等詞相結合，作為這些詞語的修飾語出現時，「風」就成為「言」「聽」「議」「化」「刺」的一種特殊狀態，如：

《逸周書·寶典》：「忠恕是謂四儀，風言大極，意定不移。」朱右曾校釋：「風言，流言。」

《詩經·小雅·北山》：「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風議，即放議也；放議，猶放言也。」

《國語·晉語六》：「於是乎使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韋昭註：「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

上述三則引文中，「風言」與「風議」之「風」，都具有寬泛、放任、不確定的含義。而「風聽」一詞，雖然韋昭注「風」為「采也」，但是，就「風」字字義的演化而言，訓「風」為「采」，顯得突兀而無所依附，這個解釋顯然是受「采詩以觀風」的影響而來，並不符合《國語》文本本身的含義。就「風聽臚言於市」這句話而言，「風聽」之「風」，與《北山》的「或出入風議」之「風」相類，都指一種寬泛的、沒有明確對象或內容的狀態。這種狀態，就是鄭玄在箋注《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時所說的「不斥言」，即不明言，沒有明確的指斥對象。「風」之「不斥言」，涵蓋了沒有明確來源、沒有具體內容、不針對特定對象等等寬泛而不確定的狀態。對於這種狀態的性質與特點，何楷在《詩經世本古義》附錄的《論十五國風》中有一段精彩的論述：「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托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嘗超於言辭之表。《大序》所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也。」何楷的這段話，是在討論《詩經·國風》的文體特點。但是，他卻由此揭示出了「風」之所以為「風」的根源——「托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風之化物，其神不測」。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托物而不著於物」的特點，社會中各種具有不明確特徵的言語、行為，可感而不可視的社會狀態、政教方式，都被冠上了「風」名。這一類名詞，除前述「風言」「風議」「風聽」之外，「風俗」「風教」「風範」「風尚」等等，莫不因此而來。當然，這其中也包含著首見於《毛詩序》的「風化」與「風刺」。

「風化」與「風刺」作為名詞，一般認為首見於《毛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實際上，就這段話而言，「風化」與「風刺」都不成詞，它們只是連屬成句而己，只是鄭玄在箋注這段文字時把他們並列，說「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遂演而成詞。因此，雖然這兩個詞語出現的時代相對較晚，但「以風化下」與「以風刺上」的思想與行為，卻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時代。

《尚書·說命》有「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的說法，這裡的「風」，孔傳釋為「教也」。另外，《尚書·君陳》中又有「爾惟風，下民惟草」的說法。對於「風」和「草」的關係，孔子有更為明確地闡釋，《論語·顏淵》載之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之後孟子又作了重申與強調，《孟子·滕文公上》有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草上之風，必偃」，說的便是政教德行方面「以風化下」的問題。儘管《說命》與《君陳》兩篇均屬古文《尚書》，文字不可盡信。但由孔子、孟子的闡述來看，「風化」「風教」的思想意識，的確應該在更早的時期就被施行於政治的教化之中了。

四、「風刺」與《詩》中之「風」

「風化」「風教」的思想起源甚早，而《毛序詩》所言「風刺」，最早則從《國語·周語上》召穆公諫周厲王的一段話中露出端倪：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就這段話而言，其中並未出現「風刺」一詞，但將這段話與《國語·晉語六》的記載進行比較，便可得出其中的「瞽獻曲」與「庶人傳語」，和「風刺」有密切的關聯。《晉語六》範文子說：「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兩相比較，可知《周語上》召穆公所說「庶人傳語」，即《晉語六》範文子所說「風聽臚言於市」，從聽政者的角度而言為「風聽」，從言說者的角度而言，便是「風言」「風語」，《國語》稱之為「傳語」。就史籍的記載來看，「庶人傳語」大多都通過歌曲謠諺的方式完成，這就與「瞽獻曲」之間具有了某種相通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種方式都不是直陳政事，前者通過對世俗民情的訴說委婉曲折地反映君德政情，後者則藉助於音聲與風土之俗的密切關聯反映社情民意。這兩種進諫方式的最大特點，就是《毛詩序》所說的「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即「下以風刺上」的「風刺」。由此可知，與「賦」的「直陳其事」相區別，「風刺」本質上應該是指不著痕迹、委婉曲折的進諫方式。

本文作者著《兩周詩史》

當音樂形態的「風言」「風語」被王朝樂官掌握時，善於審音知政的樂官便可從中解讀出君德政情的善惡。當這些音樂形態的「風言」「風語」被納入周王室的音樂體系中，其歌辭也會被編入相應的樂歌文本當中，這些樂歌，就是最早的「風刺」之詩。既然「風刺」的特點是「不著痕迹、委婉曲折」的「主文而譎諫」，那麼「風刺」之詩在內容上必然不會斥言朝政。因此，它們與王朝政治的關聯，便只能通過「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方式來實現。在《兩周詩史》中，筆者曾討論過「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詩方式，認為它是以獻詩、采詩為基礎的美刺理論的表現方式，其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了用詩之義與歌辭本義的疏離；而這種情況，除了《國風》作品之外，在《小雅》當中也大量存在。由此而言，作為一種言說方式，或者在《毛詩序》中也可以具體化為序詩方式的「風」，並非為《國風》所專有。《毛詩序》中的「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的解釋本身，就是對《雅》中有「風」的肯定。也正是這些存在於《雅》中的「風刺」之作，給後代儒者的「風體」「雅體」之辯帶來了諸多的麻煩。宋人嚴粲於《詩緝》卷一云：

二《雅》之別，先儒亦皆未有至當之說。竊謂《雅》之小大，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復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不唯與《國風》夐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為《大雅》也。

在這裡，嚴粲已然明確認識到了「優柔委曲，意在言外」是「風之體」的基本特點。但囿於傳承既久的《風》《雅》之別，他只能以「純乎雅之體者」「雜乎風之體者」來解釋《大雅》與《小雅》的區別，未能認識到「風」作為王朝政教體系下委婉曲折的言說方式的本質。《國語·周語上》與《晉語六》所記載的古天子聽政的方式，以及在春秋時代賦詩言志的風氣中被提及的「風」，從來沒有作為《詩經》作品的類名出現。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的記載中，諸侯國風也僅被稱作《邶》《鄘》《衛》《王》《鄭》《齊》等，也沒有被冠上「風」名，而見於同段文字的「是其衛風乎」「泱泱乎大風」「八風平」之「風」，則仍關乎音聲曲調、氣度風範，與《詩經》類名無關。由此來看，至少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之前，因作為言說方式的「風」而產生的「風刺」之作，尚未被直視為「風」詩。它們與時政的關聯通過「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方式來實現。換句話說，「風刺」之作的刺意，是由序詩者依據詩歌創作或採集時代執政者德行之高下，以及當時社會的實際狀況做出的，帶有濃厚主觀色彩的規定與評說。假若一代之主非有德之君，產生於這一時代的作品，無論其本身的內容如何，都會因這「一人」之無德而被納入「刺」詩的行列。西周末、東周初是「風刺」之詩大量產生的時代，這些因「風刺」之法而來的作品，或歸屬於《小雅》、或分列於各國，都被統納於「詩」名之下，作為《詩經》作品類名的「風」還沒有出現。

兩版十五國風地理圖

五、《風》名的出現

在春秋時代，「風」尚未具備指代《詩經》作品的類名的義項。但是，春秋之後，作為類名的「風」開始陸續出現於典籍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禮記·樂記》，其中「子贛見師乙」中有云：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在這一段文字中，與《頌》《大雅》《小雅》並列的《風》，顯然就是作為《詩經》類名的「風」。我們知道，《樂記》的作者被認為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孫尼子，而出現在文中的「子贛」，即孔子的弟子子貢。除了與子貢和公孫尼子相關的《樂記》文字之外，在《禮記·表記》中還出現了兩例引用《國風》的例子：

《禮記》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覆刻宋本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在這兩條材料中，對《國風》的引用跟在「子曰」之後，從文獻本身無法明確判斷是否屬於「子曰」的內容。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即使《緇衣》《表記》等文獻中的「子曰」，並非出自孔子之口，只是子思思想的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我們仍然可以據此判斷，在《表記》產生的子思時代，《國風》之名也已經出現了。

除了上述三條材料之外，《左傳》中也有一處「風」與《詩經》類名相關聯，這就是《左傳·隱公三年》記載周鄭交質事件之後，「君子曰」中的一段話：「《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這裡的《風》與《雅》並列，顯然是指作為《詩經》類名的《風》與《雅》。由於《左傳》當中的「君子曰」，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就目前學界的觀點而言，就有出自時賢與作者代言等不同的說法，但是由前文的討論可知，至晚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之前，作為《詩經》類名的《風》並未出現，《周南》《召南》與其他十三國風，都是與《小雅》《大雅》《頌》平行並列的，因此出現在隱公三年（公元前720）的「君子曰」，不可能出自隱公三年的時賢君子之口，它只能是《左傳》作者假託君子之口對交質事件所做的評說。而楊伯峻先生認為，《左傳》成書的年代當在公元前403—前389年之間。

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

綜合上述材料出現的時代來看，《風》或者《國風》之名的出現，只能發生在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而這一時期與詩文本的結集密切關聯的重大事件只有一件，就是孔子的刪《詩》正樂。

《儀禮·燕禮》有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由此可知，《周南》《召南》雖然被視為周王室的「正歌」得以在正式的儀式上使用，但是，從音樂屬性而言，它們和其他十三國風一樣同屬「鄉樂」。因此，按照周代禮樂體制下四分結構的音樂觀念，把同屬「鄉樂」的十五國風合為一類，稱為「國風」，使之與《小雅》《大雅》《頌》並列，不但能使《詩》的結構與周代禮樂體制下音樂的結構更為契合，而且，這個類名還有如下兩個意義：一方面，它標示出了這些作品與風土之音的密切關聯及其委婉曲折的「風刺」屬性，另一方面，它所涵蓋的只是來自於「鄉樂」的「風」詩作品，並不包含此前已經存在於《小雅》當中的「風刺」之詩。由此而言，「國風」類名的出現，與「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一樣，都體現出了追求和恢復周代禮樂制度的精神傾向。因此，在戰國初年作為《詩經》類名開始出現的《國風》，極有可能就是孔子刪《詩》正樂的成果和表現。

關雎圖

六、《毛詩序》——「風」義之集成與新變

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澱，「風」字將諸多義項匯於一身，形成了積累豐厚、意涵深遠的「風」文化。而最早對「風」文化的豐富內涵作系統論述的文字，便是引來諸多爭議的《毛詩序》，先錄其中與「風」相關的文字如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毛亨與毛萇

這段文字中的「風」，有作為《詩經》作品類名的「風」，如「《風》之始也」；有「風教」「風化」之「風」，如「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上以風化下」；有「主文而譎諫」的「風刺」之「風」，如「下以風刺上」「吟詠性情以風其上」；有作為序詩方式的「風」，如「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有作為風聲、曲調的「風」，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有作為風氣、風俗之「風」，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凡此種種，幾乎涵蓋了以往所產生的，與音樂、詩歌相關聯的所有「風」義。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六義」之一的「風」，在這裡卻是頭一次出現。

說到「六義」，必然要聯繫到「六詩」。《周禮·大師》雲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又《瞽矇》雲「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在《周禮》的語境中，「六詩」直接與樂歌的傳承方式相關聯，大師教」六詩」，「以九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因此，由大師職掌教授的「六詩」之「風」，當指與風土之歌直接關聯的音聲曲調。但是，在「六義」的序列當中，音樂已完全退場。「六義」之「風」無關音樂。因此，「六義」雖然沿襲了「六詩」的內容，但在剝離了它們和音樂與儀式的關聯之後，卻未對「六義」的內涵作進一步明確的解釋。後人多取鄭玄對「六詩」的解釋來理解「六義」，但是，與《周禮》語境下的「六詩」並列不同，在《毛詩序》的框架內，風、雅、頌與賦、比、興顯然不是同一個層次的概念，「六義」一名隱含著內在的矛盾。所以，到孔穎達作《毛詩正義》的時候，就對「六義」提出了新的解釋：

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

「三體三用」說意圖消解「六義」說的內在矛盾，並由此建立了一個嶄新的詩學體系，意義深遠。但就註解《毛詩序》而言，「三體」「三用」的分割，不但沒有消解其中的矛盾，反而更加彰顯了「六義」之名內涵的模糊。通讀《毛詩序》，其主旨在於說《詩》之「義」。而對「義」的重視，自是承春秋「《詩》《書》，義之府也」的認識而來，是崇尚《詩》之德義內涵的集中體現。由此而言，《毛詩序》取《周禮》「六詩」之實而冠之以「六義」之名的做法，便折射出了一種過渡時代的特點：在這個時代，以大師「六詩」之教為主導的禮樂教化已經崩壞，但「六詩」禮樂之教的影響依然留存；「六義」所標舉的重視德義之教觀念已經建立，但尚未形成完備的詩教理論，只能基於舊有觀念提出「新」的主張，在因循沿革中表現出了轉向的趨勢與努力。這樣的特點，無疑和七十子活動頻繁的戰國初年最為相合。而在因循革新中出現的「六義」一名，又為「風」字提供了一種新的、且更具影響力的義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