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蒙古包形制考

蒙古包是清代宮廷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帝在蒙古包中筵宴蒙古王公的行為本身作為草原黃金世系禮制的延續是一項值得探究的文化現象。本文僅就自乾隆初年至咸豐十年（1860）圓明園內的蒙古包形制進行了研究。圓明園內的蒙古包主要搭建於三處地方，即山高水長、含經堂以及依據需要而臨時選擇的區位，如月地雲居等。圓明園蒙古包是舉行外藩宴的禮儀場所和安供佛像的佛堂，其類型多樣，形制明確。此規定有如清廷繼承明代漢式宮廷建築形制，完好地傳承了蒙古包之本土建築形制。

一引用文獻概述

本文主要依據《大清實錄》、嘉慶朝《理藩院則例》、道光朝《理藩院則例》、《金鬘》、《張嘉呼圖克圖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智者之悅白史》等蒙古文文獻，輔以各盟旗所藏蒙古文檔案對圓明園蒙古包進行了研究。出於彌補文獻信息之缺漏，適當借鑒了清末至民國時期的文獻與圖像資源，以及部分涉及20世紀20年代地域建築景觀的口述史資料。另外，本文參考並引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清代宮苑則例彙編」等重要漢文文獻。

清代歷朝官修史料均由滿、漢、蒙三種文字書寫，而蒙古文史料並非是對滿漢文原稿的簡單翻譯，而是「有其自己的編寫製作過程」[ 內蒙古自治區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大清蒙古實錄.第一卷.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2。]。僅就蒙古事務的歷史表述而言，這一特點尤為明顯。如漢文清實錄所記「大幄次」在蒙古文清實錄中均以「伊和蒙古勒格日」，即大蒙古包指代。再如，相比漢文史料中對蒙古包的多種稱謂，蒙古文史料僅以「蒙古勒格日」與「查查日」，即蒙古包與帳幕兩種稱謂指稱，故對梳理清廷帳幕體系的工作起到重要參考作用。

然而，蒙古高原作為地方和邊疆區域，蒙古文文獻對歷史事件的記述也有其片面性。如涉及圓明園山高水長、熱河避暑山莊、京師各寺院的蒙古包信息較多，而關於含經堂蒙古包的記錄卻非常少。例如在「理藩院滿蒙文題本」、「清內閣蒙古文堂檔」等多卷本文檔中幾乎未涉及宮廷內部的歷史事件。當然，晚清內外札薩克蒙古豐富的社會史資料與延續至民國的王府帳幕信息對史料之缺漏起到不可或缺的彌補作用。

二清宮蒙古包之基本形制

清宮蒙古包之尺度、形態具有可靠的文字、圖畫資源可資佐證。在清代文獻中對幾種常用蒙古包類型之尺度規格作了詳細說明。至於形態，豐富的清廷畫卷給出了外部形態、覆蓋物構造、裝飾細節以及繩索系法的準確信息。然而，有關內部木架構的信息仍有待深入研究。

（一）蒙古包之尺度

《熱河園庭現行則例》卷十載：「御幄蒙古包七丈二尺，一分；又五丈九尺五合蒙古包一分；又四丈二尺西洋房二座；又五丈二尺花頂蒙古包二架；又二丈五尺備差蒙古包二十四架」[ 清代宮苑則例彙編.網路資源. 2011。]。清代文獻中多處指明在萬樹園和山高水長搭建的大蒙古包為七丈二尺大蒙古包，由此可以說這一蒙古包是清宮蒙古包中尺度最大的蒙古包。馬嘎爾尼準確估算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皇帝賜宴英使的萬樹園大幄直徑，「全幄做圓形，圓徑之長約在二十四碼至二十六碼之間」[（英）馬嘎爾尼著.劉半農譯.乾隆英使覲見記.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即21.9米至23.8米。很巧的是，一直存續至20世紀30年代的蒙古地區最大的蒙古包直徑也是24米。

若將上述蒙古包尺度轉換為現代長度單位，其結果是「七丈二尺為 24米；五丈九尺為 19.7米；四丈二尺 為14米；五丈二尺 為17米；二丈五尺為 8米」。上述大蒙古包、五合蒙古包等類型常見於文獻，可見其是當時的幾種主要蒙古包類型。清宮蒙古包尺度普遍大，最小的備差蒙古包等於近代蒙古草原的八哈那蒙古包，而此類蒙古包多由貴族階層使用。近代蒙古平民所用蒙古包的直徑在4至5米。

那麼，大蒙古包的容量到底有多大？《嘯亭續錄》、《清稗類鈔》等文獻載「大黃幄，可容千餘人」[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八旬大慶詩句中有「武帳穹窿容百人」的信息。[]當然，蒙古包容量視儀式規制、室內空間布局等情況而各有不同。筆者認為，後一種記載應當符合歷史事實。因為，近代蒙古地區王府、寺院大蒙古包的平均容量為300至500人，若再擴大便失去蒙古包形制特點，成為臨時搭建的帳幕。

（二）蒙古包之形態

基於對蒙古包形制的本土認知與經驗，本文選擇了乾隆年間繪製的13張圖來做出下列有關形態、結構的推測與總結。本文選擇的畫卷包括：郎世寧繪於乾隆二十年（1755）的「乾隆帝萬樹園賜宴圖」；佚名「萬樹園賜宴圖」；張廷彥、周鯤繪「苑西凱宴圖卷」；方琮、郎世寧繪「叢薄行詩意」；佚名「乾隆射鹿圖」；郎世寧等繪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中的拔達山漢納款、鄂壘扎拉圖之戰、凱宴成功諸將士、通古斯魯克之戰、烏什酉長獻城降、效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御題格登鄂拉斫營之戰等七張圖；威廉·亞歷山大（1767-1816）所繪「覲見中國皇帝圖」[ 何瑜主編.清代三山五園史事編年.順治-乾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上述畫卷基本含括了蒙古包的正、側、背各立面的畫面，由此除內部木架構之外給出了其它多種關鍵信息。然而，本文僅就本文所需幾處關鍵點，結合蒙古文文獻信息給予推測與總結。

1、大蒙古包由作為主體的蒙古包與作為門廊及過渡空間的黃幕組成。「理藩院則例」規定在避暑山莊萬樹園筵宴時「武備院支搭大蒙古包暨張黃幕」[ （清）理藩院修.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蒙古文理藩院則例相應條目記為「伊和蒙古勒格日夏日查查日」[ 尼日拉圖.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上.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即大蒙古包黃幕。查查日的滿蒙讀法與拼寫相近[ 內蒙古自治區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三合便覽.蒙古語文獻第四輯.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帶有門廊的大型蒙古包作為禮儀場所在內蒙古一直沿用至20世紀40年代。

2、大蒙古包和部分蒙古包的頂蓋與天窗氈為一體，將頂蓋全部遮蓋時包頂繩索將全部被遮蓋，而半啟時露出前半部分的繩索。在頂蓋下方似有紅氈制天窗氈，至近代為止，紅氈一直用於遮蓋大藏經箱等崇高的器物，故用於御用大蒙古包也是理所當然的。

3、支於大蒙古包兩側的蒙古包均使用了傘狀柱式飾頂氈，即最為原始的「胡魯圖日格」。光緒三十四年（1908）參加紫光閣筵宴的阿拉善王密各瓦祺爾稱「蒙古包頂上遮有黃色華蓋的帳幕」[ 密各瓦祺爾著.色·斯琴畢力格整理校注.智者之悅白史.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而至20世紀中葉，蒙古地區已無整體遮蓋式飾頂氈，代之以簡易的裝飾性飾頂氈。

4.大小蒙古包一致使用一種繩索系法，並且使用被稱為「胡魯圖日根奧斯爾」，即包頂網套的獨特方法，而這一方法主要用於清代昭烏達盟，今赤峰市地區的蒙古包，並沿用至今。此地域與木蘭圍場及京師距離相近，其對清宮蒙古包繩索系法的影響有待考證。

5.大蒙古包設有側門，其採光主要藉助圍牆縫隙，而非天窗。20世紀40年代時阿巴嘎旗哈日佔誦經會曾有一座大蒙古包。此包由四根盤龍紅柱支撐天窗，左側與北側各設一門，門為雙扇木門，共有18片哈那，摺疊時哈那高達3米[ 鋼根其其格等編著.阿巴嘎風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可以輕易地推測出此蒙古包的直徑在10米以上。

（三）蒙古包之結構

清宮蒙古包的結構，即木架構幾乎完全繼承了蒙古本土形制。蒙古包木構件——天窗、頂桿、網壁之名稱，在清代蒙古文文獻及現代蒙古語中分別為陶腦、烏尼、哈那，而在清代漢文文獻中分別為天窗、椽子、哈那。名稱的沿用說明形制的完好傳承。

據蒙古包結構定律推測，上述清宮蒙古包應全部使用木柱，直徑小於10米的使用雙柱或四根木柱支撐天窗，而大於10米將使用雙環天窗，並使用柱網支撐。據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六年（1717）編纂的蒙古文《二十一卷本辭典》，可以推測此時的蒙古包均為捆接式蒙古包，而非今日普遍使用的插孔式。該辭典烏尼條目載「散繫於蒙古包天窗的木杆為烏尼」[內蒙古蒙古語言文學歷史研究所整理.二十一卷本辭典:蒙古文.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而陶腦，即天窗條目載「系蒙古包烏尼的圓頂為陶腦」[內蒙古蒙古語言文學歷史研究所整理.二十一卷本辭典:蒙古文.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大蒙古包很可能是插孔式天窗，單無法排除使用捆接式技術的可能性。

（四）蒙古包之材料

清廷在沿用蒙古包本土形制的同時廣泛採用國內優質材料，從而使原有材質結構產生了一定變化。材料的革新主要體現在木構件、皮索的變化上。如含經堂梅花式蒙古包木架構使用斑竹、雲竹等南方木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彙編.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而在蒙古高原自匈奴時代便使用沙柳、榆木等木材。在串接哈那木以及連接天窗與烏尼尖的皮索材質方面，清宮主要使用鹿筋，而蒙古人僅使用駱駝皮和牛皮。另外，清宮蒙古包開始使用玻璃等新材質，使蒙古包的形制與功能發生了深刻變化。而在覆蓋物方面，除珍貴的氈毯之外，冬季遮蓋毛氈，夏季遮蓋綢緞的做法是蒙古王公府邸蒙古包的一貫做法。

（五）蒙古包之來源

清宮所用蒙古包之來源在文獻中並無確定的記載。宮內搭建的各類蒙古包應由工部或內務府造辦處所製作，但不能否定蒙古各部進獻宮廷的可能性。搭建和管理清宮蒙古包的任務由武備院與造辦處負責，但文獻未說明蒙古包的製作由何地工匠予以負責。但能夠確定的是一些蒙古包是在外地製作，完成後才運送至京城宮苑的。若能確定蒙古包由蒙古工匠製作，知道工匠的旗屬或進獻蒙古包的盟旗，就可以斷定蒙古包形制的諸多細節信息。因為，蒙古包具有鮮明的地域與部族屬性，且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清朝規定當皇帝巡幸盛京和木蘭行圍時周邊蒙古盟旗或隨圍王公需預備蒙古包。「恭遇皇上巡幸盛京，卓索圖闔盟王公貝勒貝子公、額駙、札薩克台吉塔布囊等，公同進宴一次。該盟長等謹備蒙古包六架……先期報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彙編.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皇帝駕臨木蘭後「昭烏達、卓素圖二盟暨喀喇沁札薩克王、貝子合進筵宴，謹備蒙古包五架」[（清）理藩院修.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月牙城進宴時「昭烏達、卓素圖二盟暨喀喇沁札薩克郡王、札薩克公等預備蒙古包五架交武備院」[（清）理藩院修.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木蘭秋獮之時，隨圍蒙古王公按例在皇帝行宮外搭建大蒙古包進宴。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辛巳日喀喇沁郡王等人在皇帝行宮東門外「搭建大蒙古包進宴」，而丁亥日科爾沁親王、巴林郡王等人在皇帝的另一座行宮之西門外「搭建大蒙古包進宴」[（清）理藩院修.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蒙古王公支大蒙古包進宴之記錄也出現在嘉慶朝實錄里。嘉慶七年（1802）蒙古王公在皇帝行宮西門外[內蒙古自治區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大清蒙古實錄.第四卷.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嘉慶十一年（1806）在行宮南門外[大清蒙古實錄.第四卷]、嘉慶十六年（1811）在行宮東門外[大清蒙古實錄.第四卷]、嘉慶十八年（1813）在行宮西門外分別搭建大蒙古包進宴[大清蒙古實錄.第四卷。大清蒙古實錄.第四卷]。據理藩院規定當各盟旗準備就緒後「由院奏請欽定日期及在何地方預備」[（清）理藩院修.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然而，進宴用大蒙古包由武備院提供或是由蒙古王公自行攜帶有待進一步考證。

三含經堂蒙古包

含經堂宮門月台南十字形交叉的甬道兩側是搭建蒙古包的區位。經考古發掘發現圓形氈帳與方形氈帳基礎各兩處，前者直徑均為12.5米，後者邊長均為13.9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著.圓明園長春園含經堂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據內務府造辦處文檔，含經堂蒙古包有梅花式蒙古包、四方房等主要類型。從「含經堂正宮門外並東穿堂門外搭蓋梅花式蒙古包地盤紙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彙編.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等文檔看，含經堂蒙古包似乎並非只在正宮門外一處搭建。故含經堂蒙古包布局、類型具備了多種可能性。

（一）梅花式蒙古包

梅花式蒙古包其實就是一種五合蒙古包。梅花有五朵花瓣，故形象地比喻了連接搭建為一體的五座蒙古包，即五合蒙古包。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一份文檔載梅花式蒙古包「中間一架著做經過二丈五尺，前面一架著做經過二丈，其餘三面三架經過俱著做一丈八尺，其中間蒙古包兩邊扇戶不必挖去哈那，即將外牆裡圍挖缺按掛紗窗，此五架蒙古包俱安天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彙編.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此段記錄已充分說明了五合蒙古包的尺度、布局與連接方式。梅花式蒙古包由三種尺度的蒙古包連接而成，中間蒙古包，即主蒙古包直徑為8.3米，其前面的蒙古包直徑為6.7米、其餘三架蒙古包直徑為6米。

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一份檔案載「太監鄂魯里傳旨：圓明園含經堂搭蓋五合蒙古包，中間前廳新做白底押印紅花氈里圍牆拆下，在養心殿東暖閣鋪地用，將東暖閣現鋪黃底紅花氈仍在蒙古包內做里圍牆用。於本月十六日，太監鄂魯里傳旨：五合蒙古包內白底紅花氈里圍牆不必換鋪在東暖閣」[何瑜主編.清代三山五園史事編年.順治-乾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含經堂南廣場南北甬道兩側各有五座或圓或方的形似氈帳地基的遺址，單從基址之間的距離與穿越中間的甬道看，當是單體蒙古包的基址。因此，需要確定基址的夯築時間與蒙古包的搭建時間。作為移動性住居，蒙古包其實並非局限於地基，其地面也需鋪設氈毯等物。

需要強調的是梅花式蒙古包只是五合蒙古包之一種類型。除乾隆帝之外，一些高僧活佛也使用五合蒙古包。《理藩院則例》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到京「應用蒙古包，由該呼圖克圖自行備帶五合蒙古包支搭」[（清）理藩院修.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嘉慶朝蒙古文理藩院則例在相應條目內只記載了黃布城之規格而未提五合蒙古包[寶銀海校注.理藩院則例.北京.民族出版社]，而道光朝蒙古文理藩院則例中卻有了五合蒙古包，並稱為「塔本陶和雅勒蒙古勒格日」[尼日拉圖.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社]。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記里從未記錄過此蒙古包。道光十九年（1840），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進京朝覲皇帝，駐於安定門外黃寺，清廷在黃寺南支黃布城，搭三座蒙古包，活佛進駐中間蒙古包。在朝廷為其準備的黃布城東側不遠處另建自帶黃布城與前後連貫搭建的三座蒙古包[包銀海校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北京.民族出版社]。道光二十年（1841）正月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奉旨在圓明園慈佑寺迤西一帶搭建黃布城，內設三座蒙古包[包銀海校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北京.民族出版社]。連接式蒙古包在清代主要由蒙古王公活佛使用，其類型有前後連貫式和左右並列式兩種，但最多不可超越三架，即三連式或三合蒙古包。由一大一小兩架蒙古包前後連貫而建的類型或許就是清代文獻所記「葫蘆式樣蒙古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彙編.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那麼，清帝作為天下君主享用五合蒙古包也是理所當然的。

含經堂梅花式蒙古包小巧舒適的尺度與布局完美地適應了休憩與安供佛像的功能。有時皇帝也會在此筵宴使臣，乾隆八年（1753）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到北京，乾隆帝在長春園含經堂宮門廣場「親御帳殿，優以宴賞」[劉陽著.五朝皇帝與圓明園.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二）四方蒙古包

含經堂宮門南北甬道兩側各有兩處方形「氈帳基址」，而清代也有使用方形蒙古包的記錄。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奉旨進京的途中，乾隆帝賞賜「上用車轎、四方蒙古包、黃布城、各種儀仗，恩重之極」，並在班禪抵達一日前支于歸化城外格爾根拜興地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金鬘」中稱此蒙古包為「蓋和木西格蘇寧蒙古勒格日」[（清）納塔著.喬吉校注.金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即奇特的蒙古包，可見蒙古人對此蒙古包的驚慕之情。

方形蒙古包在清末及民國時期也有部分蒙古王公所使用。阿拉善和碩特旗曾有一種被稱為「白榜哈」的大蒙古包，是王公用於繼位、舉行馬奶節時搭建的四方蒙古包。它有前後二門，可以容納300人。木構架由16片哈那構成，其中8片哈那有16個哈那尖，另8片哈那有13個哈那尖，四角的哈那尖上設有鐵環，從而固定四角的烏尼，此類蒙古包共有長短20個柱子，其中4個長柱用於支撐天窗，而16個短柱用於支撐烏尼連接木[勃爾吉斤·道爾格編著.阿拉善和碩特.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方形蒙古包是一般史料所未予以記述的罕見類型。

四、山高水長大蒙古包

山高水長是「圓明園四十景」之一，山高水長樓為西向的上下各九間樓。其西側的開敞地為賜宴外藩王公、看放煙火的場地。據樣式雷《引見樓前蒙古包及焰火布置平面圖》，大蒙古包及其附屬蒙古包搭建於這一區位。搭建於山高水長的大蒙古包及帳幕因作為朝廷禮儀場所在清代文獻中記錄最多，也有生動的圖畫資料。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1769）「帝命在山高水長搭大蒙古包四座，四方房一座，並兩邊配蒙古包兩座」[何瑜主編.清代三山五園史事編年.順治-乾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月「命在圓明園山高水長搭蓋七丈二尺大蒙古包，前面搭蓋大些蒙古包四座，後面搭蓋四方房一座，兩邊配蒙古包兩座」[何瑜主編.清代三山五園史事編年.順治-乾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馬嘎爾尼記載大幄「用圓柱多根支撐之。柱上有鍍金者、有繪各種花紋者、有加漆者，各視其地位及距離之適宜而排列之。」[（英）馬嘎爾尼著.劉半農譯.乾隆英使覲見記.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英國使團副使喬治·斯當東記載大幄「四周的柱子刷著金漆，帆布垂直懸掛。大幄中間設有寶座，外面的陽光穿過四周的透光處照到寶座上，大幄內的傢具含蓄雅緻。一個略小的長方形帳篷安在大幄的後面，裡面有床，是為皇帝臨時休息準備的」[（英）斯當東著.錢麗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

尺度宏大的大蒙古包作為帝國之象徵，其實是蒙古帝國至清代歷代文獻中所記述最多的蒙古包類型。至清末為止，蒙古地區各王公府邸與寺院均有用於禮儀場合的大蒙古包，其哈那數量一般在10至16之間。然而，也有更大尺度的蒙古包，存續至20世紀30年代的漠北蒙古大庫侖的阿巴岱汗蒙古包便是清代所稱的大蒙古包。

波茲德涅耶夫於光緒十八年（1892）到訪大庫倫，看到了被稱為「巴潤斡如格」的阿巴岱塞音汗的蒙古包，稱「阿巴岱蒙古包簡直大的驚人，同它並排的普通蒙古包在它面前就象是一個玩具。據說，阿巴岱蒙古包內可容納三百人」[（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波茲德涅耶夫本人於光緒三年（1877）曾參觀過這頂蒙古包的內部，稱在靠北牆的佛像後面有被稱為阿巴岱汗的坐床。

阿巴岱蒙古包之木架構及尺度為：烏尼長7.9米，共分兩節。上節長3.92米，共有156支；下節長3.98米，共有300支。地面面積為314平米。包體體積為1285平米。哈那單木長3.2米。截面為4×6厘米。此包共有哈那20片，每片哈那有15個頭。門的高寬均為3米。設有雙重天窗，里天窗由四根木柱支撐，柱高7.5米。外天窗由12根木柱支撐，柱高4米。室內直徑為23.5米[（蒙古）博·巴特爾呼.德·敖德蘇榮編著.蒙古包辭典.斯拉夫蒙古文版.烏蘭巴托]。僅從直徑而言，阿巴岱蒙古包的直徑恰好達到清宮大蒙古包的標準直徑——七丈二。可以初步確定，阿巴岱蒙古包便是清宮所用大蒙古包的原型。筆者於2015年在蒙古國戈壁阿拉泰地區做田野調查時曾見過具有相同構架，但尺度略小的蒙古包經堂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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