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關於巴丹死亡行軍，誰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軍官團系國內軍事歷史名家、青年學者集群，以普及中國近代史知識為己任。

文|范國平

范國平，1982年生，江蘇大豐人，南京師範大學抗日戰爭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抗日戰爭史、民國特工史，兼及朝鮮戰爭史。《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中國抗戰歷史影像全集》（全30卷，化學工業出版社、軍事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總校譯，《日本遠東戰爭罪行叢書》（全5卷，重慶出版集團，2015、2016年版）總校譯，在大陸、港台出版個人獨著、獨譯作品10餘本，在《人民日報》《軍事歷史研究》《東北亞論壇》《歷史教學問題》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0餘篇，有兩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項，擔任國家社科基金抗戰專項「李頓調查團檔案整理與研究」子項目負責人。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 ）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

舉證分析

史學最重證據，主張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最忌諱孤證。前面所列舉的材料和專家的研究成果，雖然有些地方還存在細微差別，本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態度，譯者認為以上的各組證據至少可以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在菲律賓戰役期間，辻政信人在本間的司令部里。

托蘭先生點明他在本間的參謀部里，參謀部隸屬於司令部。王俊彥先生引用的金少將的證詞，將辻政信當做本間的參謀長，雖然不太準確，但是辻政信如果不在本間的司令部里，他不會有此一說。俞天任先生說辻政信以大本營參謀的名義去協助本間指揮作戰，辻政信在本間的司令部里無疑。

華爾德上校沒有點明辻政信是否在本間的司令部里，但是從字面意思分析，辻政信應該是在本間的身邊，要不然他不會斷言：「幸虧辻政信被召回東京，那70 000名俘虜才暫免一死。」辻政信必然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才會有如此巨大的權力，他所在的位置，只能是在菲律賓日軍的最高指揮機關——14軍軍部里。正因為他在軍部，才需要炮製「大本營」的命令，因為只有本間的上級指揮機關的命令，才會壓服本間，辻政信膽太大，他乾脆用日軍最高軍事指揮機關的名義，不過他當時的身份為他提供了掩護。

被日軍「照顧」的美軍戰俘

第二，辻政信炮製了殺俘命令。前四組證據，都指明了這一點。神保信彥的記錄，點明殺俘的命令來自馬尼拉的日軍高層，辻政信嫌疑極大。譯者需要對命令的文本進行分析，如果命令的文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這些文本是由一個命令演化而來的，這個命令在傳達的過程中措辭發生了變化，要麼就是發布了幾個類似的命令。

仔細比較華爾德上校和托蘭的「命令」版本，可以發現，這兩個版本都認為這場戰爭是種族戰爭，前者是「俘虜們必須殺掉」，後者是「俘虜必須一律處決」，兩種說法相近。托蘭的版本對種族戰爭的概念闡述得更加清楚，但是華爾德上校指出了屠殺，是為了省去麻煩，轉移兵力的需要。於是這場大屠殺有著和南京大屠殺共同的原因——與其增加負擔，要分兵看管人數龐大的戰俘，並為他們供應巨量飲食，不如將他們殺掉，一了百了。

俞天任和坦尼引用的「命令」版本更為相似，這兩個文本都點明了——不管美菲軍隊投不投降，都應該徹底消滅。前者說明了射殺的原因——不承認美菲降兵是戰俘，後者說明了具體的處決方式。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前面展示的五組證據，已經形成了兩組互證。而且譯者認為，這兩組互證並不矛盾，存在內在關聯，後面一組命令更像是直接往下級部隊傳達的命令，而前者則是決策者商量的文本。

巴丹死亡行軍

對比一下托蘭先生提及的那位「師參謀」的口頭命令版本和第二組命令版本。顯而易見兩者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師參謀」的口頭命令實際上是俞天任和坦尼引用的「命令」版本的核心內容。「師參謀」的口頭命令和松永梅一中佐往下級部隊傳達的命令都言明，這是「大本營」的命令，這又是一組互證。

以上各組證據提及的命令文本，都不是孤證，構成了幾組互證，而且各組互證之間又存在著明顯的邏輯聯繫。這些相互印證的證據，說明了一點，那就是辻政信炮製了殺俘命令（第一組命令的互證可以證明），這個命令被傳達到下級部隊（第二組互證以及「師參謀」的口頭命令可以證明），下級部隊聲稱殺俘命令「來自大本營」（「師參謀」的口頭命令和松永梅一中佐的命令可以證明），而當時辻政信正是「大本營參謀」，他代表「大本營」，他的話就是大本營的命令，因此他敢「代表大本營發號施令」。

譯者再補充一點材料，湯重南先生領銜主編的巨著《日本帝國的興亡》中的一段話：「1月10日，接替第48師團防線的第65旅團向美軍右翼陣地發起了進攻。由奈良晃中將指揮的該旅團本是一支執行佔領任務的軍隊……軍司令部交給他的任務是『成縱隊沿公路追擊敵人』。當今井武夫率領的第141聯隊的官兵沿著海岸公路南下時……」（第1195頁）由此可見，當時今井武夫是日軍第65旅團下屬的第141聯隊的長官。

譯者大膽推論，向他下達命令的正是俞天任先生文中提到的第65旅團本部高級參謀松永梅一中佐，托蘭書中提及的那位「師參謀」正是此人，當然也存在是其同僚的可能，但不管怎樣，至少可以說明一個問題，松永梅一和今井武夫都是65旅團的。本間雅晴指揮的14軍，由第16、48師團和第65旅團組成，第65旅團與兩個師團屬於平級單位，都歸軍部指揮，且日軍師團編製較為龐大，第65旅團有7 500人，所以托蘭有可能將第65旅團本部高級參謀松永梅一中佐稱為「師參謀」。如果整個說法成立，那麼第二組和第三組證據，正好證明了對方的真實性。

這麼多材料的指向一致，而且相互論證。王俊彥先生的材料，雖未作進一步說明，但是他的結論與以上各組材料論證的結論一致。辻政信難脫巴丹死亡行軍始作俑者的嫌疑。

巴丹半島

「我們」做幫凶

讀者可能還存在一些疑問，比如說，辻政信當時只不過是一個中佐，本間是中將，怎麼可以凌駕於其上呢？原因有四：首先是辻政信扛著日軍大本營的招牌，好比監軍；第二，他是典型的「下克上」的日本軍官，經常製造既成事實，讓上級跟著擦屁股；第三，他背後有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幫他撐腰；第四，本間當時正在走霉運，由於菲律賓戰事久拖不決，東京方面相當不滿，本間當時的處境比較艱難，俗話說「落魄的鳳凰不如雞」，一個歷來不把上司放在眼裡的我行我素的辻政信，怎會把這個「五日京兆」放在眼裡呢？

還有一個間接原因，辻政信當時在日本軍中名氣極大，他鼓吹的復仇主義，對少壯軍官來說極具煽動力，這些少壯軍官自然成為他的擁躉。威廉·布魯爾的《麥克阿瑟的間諜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披露，本間的部下有一個規模小但有影響力的團體，他們被發現一直在借用本間的名義秘密發出處死菲律賓高級領導人的命令。（第126頁）（這個團體用林義秀的話來說就是我們。）

托蘭在《日本帝國的衰亡》的第十二章中，確認了這樣一個事實，本間雅晴根本管束不了自己的部下——本間自己的部下也有一批人數不多但是頗有勢力的軍官（也就是一批信服辻中佐的人）……盜用本間的名義往下傳達與本間的開明政策背道而馳的命令。

限於篇幅，筆者不能再做太多展開。華爾德上校認為「辻政信大佐是最邪惡的日本人」，他曾用盟軍飛行員的肝臟釀造藥品，相信喝了會增加力量和保證常勝。他的狂熱和大膽，達到任意妄為的程度，其「矯詔」行為司空見慣。新加坡大屠殺，他也被證明是始作俑者之一，如法炮製，再來一個巴丹死亡行軍，不算稀奇。

辻政信在日軍投降前，化裝前往重慶，由於其在抗戰期間「公祭蔣母」的舉動，獲得了蔣介石的好感，被安排到國防部第二廳第三研究室。1948年5月26日，他化名青木憲信回到日本，潛伏下來。1950年元旦，東京盟軍總部宣布停止追索日本戰犯。4日後，辻政信公開露面，後曾當選日本參議員，最後消失於東南亞叢林，成為歷史謎團。他始終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編輯：張玲瑜 軍官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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