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王文韶之滑-轉載文章

「

從青年到中老年

從直言到寡言

從意氣風發到委曲求全

從勇猛精進到明哲保身

轉向背後

則是千迴百折的政治沉浮

」

文 | 羽戈（青年學者）

晚清官場，五毒俱全，末世之病，無一不具。如果說第一毒是愚，第二毒是貪，第三毒則是滑，愚人執政，貪官撈錢，滑頭鼓掌，共同支撐了天昏地暗的晚清官場。

一眾滑頭排排坐，最前排必是這二位大人：王文韶和徐世昌。這不僅因為他們官居大學士——王文韶是武英殿大學士，徐世昌是體仁閣大學士，清朝的大學士，品階為正一品，堪比古代的宰相——位極人臣，更因他們都滑到了極致，滑到了一定境界，試觀二人綽號：王文韶被喚作「琉璃蛋」、「水晶燈籠」、「油浸枇杷核子」（枇杷核子已經夠滑了，加以油浸，簡直無法著手），徐世昌被喚作「水晶狐狸」。前後之間，甚至聲應氣求。

我之所以要把這二者拎出來，則因這兩年讀他們的日記，感觸良深。我的史料觀，一向把日記作為首選。近世人物的日記，尤為富礦，大都可觀。除了著名的曾國藩日記與晚清四大日記（即《翁同龢日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此說應源自金梁），余者如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張佩綸《澗於日記》、惲毓鼎《澄齋日記》、孫寶瑄《望山廬日記》等，皆屬佳品，不僅呈現了一個人的窮通，還可見一個時代的沉浮。當然偶有例外。譬如兩個人的日記，我在開卷之前，滿懷希冀，掩卷之後，備感失落，煌煌百萬言，形同流水賬，幾乎沒有遺留什麼有價值的信息，與作者在其時代的顯赫地位並不相稱。這二人，便是王文韶和徐世昌。

王文韶日記起自同治六年（1867），止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前後歷時三十六年。其早年日記，不能說毫無看頭，論及時人，雖以讚譽為主，如稱左宗棠「議論雄偉，其一種公忠浩落之氣尤足令人欽服，洵一代偉人也」（同治六年正月初八日），稱彭玉麟「其一種清剛俊上之氣迥非尋常所有，令人嘆服，論事極近人情，毫無怪癖之處」（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偶爾還是敢於非議，如稱林則徐「學問經濟實為本朝有數人物，而立法太嚴，亦有未免過火之處，又以講求操守，易致疑人，致為讒言所動，卒至大局決裂，律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似無可辭」（同治六年正月十九日）。中年之後，漸趨簡約，如同掌柜記賬，每天見了哪些人、幹了哪些事、寫了哪些信等，除此之外，不著一字，不消說對人事的批評，就連讚美，都無蹤跡。最令人氣悶的是，我一直想看看王文韶在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期間的見聞，不料打開日記，翻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發現只記到閏三月二十九日，「以下缺」，這一缺，則是一年半；隨後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從元旦寫起，到五月十四日，「下缺」，這一缺，則是半年……這就像一頭餓漢，遠遠望見麵包的輪廓，撲上去一看，竟空空如也。這些缺失的日記，不難推斷，銷毀者正是王文韶本人。

徐世昌日記（即《韜養齋日記》）起自光緒十一年（1885），止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前後歷時五十五年，字數近兩百萬字。論規模，遠過於王文韶日記；論內容，卻遠遜於——哪怕是中年以後的——王文韶日記。我重點閱讀了其辛亥年（1911）日記，姑且以此為例。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翌日，徐世昌在北京得到消息，日記云：「未明起，入直。巳正三刻散。拜客一家。回家。午後杏蓀、琴相來談公事。同琴軒謁慶邸會議公所。久談。歸。約鐵路南北段總辦諸人談公事並請宴。聞武昌為叛兵所擾，瑞總督乘兵輪到漢口。」後日日記云：「未明起。入直。午初三刻散。回家。午後小憩。會客至晚，留姜翰青、李季皋晚飯，又久談始去。」……這兩條，大抵代表了徐世昌日記的風格，同為流水賬，還不如王文韶日記有意思：王文韶至少記載了那個時代的衣食住行，正如魯迅日記，可供後世窺探其時的經濟和生活；徐世昌枯澀的筆下，幾無可發掘的細節，這般滴水不漏的寫法，難為他堅持了五十五年。

固然不宜推論，像王文韶、徐世昌這麼寫日記、刪日記，作者必定是一個滑頭；具體到這二人，其日記寫法，正與性情息息相關。他們的圓滑與謹慎，不僅表現於公事，還波及私生活，如日記這等秘事，都不願留下蛛絲馬跡，以免授人以柄。像曾國藩日記議論風生，李慈銘日記嬉笑怒罵，對他們而言，直如天方夜譚。

不過，就王文韶日記的風格轉向來看，他的滑頭，並非先天賦予，而屬後天磨礪。從青年到中老年，從直言到寡言，從意氣風發到委曲求全，從勇猛精進到明哲保身，轉向背後，則是千迴百折的政治沉浮。其中一大關節，即晚清史上的南北之爭。

南北之爭，由來已久，在同治、光緒年間，終於釀成禍端。林文仁曾撰《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副題所云軍機處漢大臣，一指沈桂芬，系南派領袖，一指李鴻藻，系北派領袖，以此二人為樞紐，南北之爭愈演愈烈。王文韶屬於南派，不僅因為他是浙江仁和（杭州）人，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咸豐元年（1851）沈桂芬任浙江鄉試副主考，取中王文韶為舉人，師生之誼，漸進為政治同盟。王文韶早年仕途平步青雲，年僅四十便出任湖南巡撫，貴為封疆大吏，除了其自身的才幹——儘管鄧承修稱王文韶「才不足以濟奸」，卻不可否認其才具，文廷式曾記道：「王文韶回鄉之時，通省若狂。司、道以下，日候其門。迨見降調之旨，氣焰乃稍息矣。然人以為近日樞臣之有才者，尚推此人云。」說遠一點，滑頭一般都是聰明人，徐世昌被譏為狐狸，可為明證，有人視王文韶為庸臣，著實冤枉了他——與沈桂芬的大力提攜不無關係。

沈桂芬提攜王文韶，在光緒四年（1878），達到高峰。前一年，李鴻藻母親去世，按例需丁憂三年，軍機處空出了一個位置。沈桂芬趕緊召王文韶進京，不到半年便把他引進軍機處。此舉不但操之過急，有損王文韶的政治形象，還「打破了南、北兩派近十年來於決策核心各佔一席的慣例」（林文仁語），導致政局嚴重失衡。南派雖一時得勢，然而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不出三年，因沈桂芬病逝，便跌落低谷。北派被壓迫有多麼嚴重，反彈就有多麼激烈。

沈桂芬生前，傾力扶植王文韶為接班人，可惜無論政治資歷、才具還是品行，王文韶都無法與老師相比。沈氏一死，他無力支撐大局，迅速淪為北派的靶子。光緒八年（1882），雲南報銷案爆發，他被牽扯其中，遭劾降職，攻擊手便是李鴻藻旗下的清流黨人鄧承修、張佩綸等。五年之後復出，清流黨宣告解體，南北之爭煙消雲散，不過朝局愈發混亂，他無可依仗，只能兩頭三面，苟合取容，從此開始了政治琉璃蛋的滑頭生涯。要言之，這是一個被時勢逼出來的滑頭：他成於南北之爭，敗於南北之爭，待南北之爭終結，反而無所適從，只好與世浮沉，這一幕，看起來無比弔詭，實質上正是晚清政局的慘淡寫照。

王文韶的滑頭，一來表現為裝聾作啞，逃避責任，二來表現為和稀泥，誰也不得罪。老年耳聾，於他人是疾病，於王文韶則如恩澤，遇到不便表態的事情，哪怕他聽清了，依舊裝聾，一問三不知，惟餘一張笑臉，連慈禧太后都罵他是「琉璃蛋」。至於和稀泥，試看高樹《金鑾瑣記》記錄的一則故事：義和團興起，王文韶認為不堪大用，於是上疏朝廷，主張不宜圍攻使館，與列強交惡，結尾則道「如以臣為荒謬，臣亦不敢膠執己見」，大權在握的端郡王載漪拿到上疏，以為當殺，讀至結尾，遂不加罪，「人謂王文韶不愧水晶燈籠之名」。

水晶燈籠之名，當時便廣為人知。王文韶不以為恥，反作招牌。據金梁《光宣小記》：「（王文韶）時為大軍機，每晨入值，輿前導以大燈，繪一『王』字甚巨，一覽即知。或以黨人方謀炸刺貴要為言，勸去燈字，公曰：『予和平處世，眾莫與仇，正懼誤傷，故特顯著姓字以示人耳。』」看來，圓滑不僅可以豁免於內鬥，還可以倖存於外患呢。

王文韶的滑頭之主旨，在於避事，用現在的話講，即「為官不為」「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相形之下，徐世昌勇於任事，其滑頭之主旨，則在周旋，游刃於各大派系、勢力之間，左右逢源，進退自如。他和袁世凱是把兄弟，其仕途屢受後者提攜，1909年初，袁世凱被迫下野，他卻屹立不倒，照舊官運亨通。兩年後皇族內閣成立，在一干滿族親貴當中，他則佔據了內閣協理大臣（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縱使用於裝點門面，那也可見他是何其討人歡心。就這一點來看，水晶狐狸的道行，似乎要高於水晶燈籠：徐世昌曾自述做官四大秘訣：「圓通、沉穩、柔韌、機警」，這四點，王文韶不乏圓通，略具沉穩，至於柔韌和機警，則難望徐氏之項背。

比徐世昌幸運的是，王文韶死於1908年，享年78歲，倘若再活三五年，則將遭遇晚節考驗，不知這個老滑頭會鬧出什麼笑話——徐世昌為世所譏，最顯著的污點，即在大清與民國之間首鼠兩端——所謂壽則多辱，早死反成解脫，故而有人給他寫輓聯，有「速死毋成覆巢卵」之語（此輓聯之主題，自然還是譏諷他的滑頭：「承塵集鵬，耳眚聞牛，聰明不愧琉璃，速死毋成覆巢卵；鹿友乘軒，猿公戀棧，相業惟堪伴食，攀髯去作素餐臣。」）。他死後還得了個謚號，曰「文勤」，如果說其前半生勤於政事，後半生大抵只是勤於磕頭。當這樣一個以耍滑、裝糊塗為己任的人被委以重任，國事如何，不問可知。

2017年7月22日

作者：羽戈

研究政治學與中國近代史。新著包括《帝王學的迷津：楊度與近代中國》、《鵝城人物誌》等。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思考者iThink（轉載請聯繫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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