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6 年修復一座百年歷史的上海老房子，是怎樣一個過程？

凌穎松第一次親眼見到上海總商會的時候，那還是一座外牆斑駁、門窗歪斜、空置了多年的老房子。和幾十米開外、雜草叢生的一座三角形門樓一起，佇立在北蘇州河路與河南北路交界處的一片空地里。

當時凌穎松剛剛離開華東設計院古建築修復部門，轉投到上海聯創建築設計集團，創立了一個名叫「都市再生設計研究院（OUR）」的獨立業務團隊。上海總商會是他在新公司獲得的第一個項目。

與凌穎松一起參加該項目競標的建築設計方都和他淵源頗深——一方是隸屬他母校的同濟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另一方則是老東家華東設計院。

關於那次勝利，凌穎松回憶起來覺得有點幸運的成分，他說：「畢竟我了解他們。」

不過這個成功帶來了一段馬拉松式的漫長工程。從最基礎的建築測繪，到史料搜集、考據，再一遍又一遍地和上海市歷史建築保護中心、市房地產科學研究院、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同濟大學，以及拿下這塊地皮的華僑城房地產開發公司等開方案討論會，修復方案改了又改……至今，總商會已經修到第 6 年了。

凌穎松還是覺得很開心，作為一名專攻古建築領域的建築師，他很早以前就想修這座樓了。

中華民國成立那年（1912年），上海總商會也正式宣告成立。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總商會歷史圖錄》記載，1912 年，2 月 29 日起連續數天，《申報》等各大報刊登載了「上海總商會第一廣告」，稱：「民軍起義，上海光復，原有之商務總會系舊商部所委任，理應取消，商界有重新組織，定名為上海總商會，以昭統一。」自此，商會發起民間募資建造商會大樓。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民間集資建造商會議事廳。

三層高的清水紅磚大樓由當時上海灘頗有名望的英國建築事務所通和洋行負責設計，是座具有代表性的後期西方古典主義建築。1913 年破土，完工於 1916 年。之後這裡擴建過一回。建築事務所為總商會增長了一段圍牆，及一座梯形、水刷石立面的門樓，作為商會主入口。

上海總商會修復初期的狀態，2012年。攝影：逄小威。以上圖片由華僑城提供。

上海總商會的門樓（修復前），圖片來自：blog.163

上海總商會活躍的 17 年時間裡，曾迎接過美國商會代表團、籌辦過中國國貨展覽，舉辦外交討論會議、處置江浙戰爭善後會議等等，是上海民族資產階級商會乃至整個上海工商業興衰的直接見證者。

1929 年，總商會被國民黨中央政府解散。後曾被用作上海商業職業學校和上海商會商業補習學校，這個功能的變化讓總商會的原始建築受到了一定改動。

新中國成立後，總商會又經歷了幾次變遷。對其結構改動最大的一次是在 50 年代末——這裡被改造成了電子元件裝配廠。頂部的四面斜坡被拆掉，搭建成了四方形的水泥屋頂，等於把屋頂變成了建築的第四層。三樓原本半開放式的陽台也全被封起。不僅是總商會，對著北蘇州路的入口處的門樓，也同樣被加蓋了一座水泥平頂。門樓頂部「上海總商會」幾個大字因此被抹去。

修繕前（上圖）後（下圖）對比圖（南立面方向）。圖片由聯創設計提供。

2010 年，地產開發商華僑城拿下了河南北路以西的一大片土地，計劃用於建設商品住宅、商鋪和寫字樓，並引入精品酒店品牌寶格麗。上海總商會便坐落在酒店區域內。

事實上，在凌穎松和他的都市再生團隊成為這項改造工程的負責方之前，華僑城曾邀請主持設計修復了外灘美術館（RAM）的 David Chipperfield 報過一輪方案。Chipperfield 提出一個觀點：既然原先建築的坡頂已經被完全破壞，不如加入一個全新的屋頂結構，採用相近的材料和恰當的體量關係，新舊各自為營，同時和諧相處。

但這個方案最後沒有受到地產房方的肯定。原因在於，決策者認為 Chipperfield 曾用這種邏輯修復受到二戰創傷的德國美術館，是建立在「德國並不想要重現過去」這樣一種社會文化語境下；但修復上海總商會背後的價值觀，則是想要恢復上海昔日的輝煌。

凌穎松後來表示，他自己是認同甲方所提出的這個概念的。他覺得「重現上海的輝煌」符合當下社會文化的導向。除此之外，他修總商會還有一個大前提——這座樓作為上海市政府批准的第三批優秀歷史保護建築，保護要求為三類。這也就意味著修復方案不能改動建築外立面以及建築主要結構。

整座總商會的改建任務包括：恢復建築原來的樣貌，修復一百多年來已經失修的建築結構和內外牆，室內木地板、裝飾線、彩色瓷磚等原裝飾細節；提升建築的功能指標以適應餐廳和晚宴的需求，如：提升建築防火等級，為外牆和門窗加入保溫功能，規劃和安裝空調、通風及排水系統等。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當建築師面對不同時期的建築使用者對建築在不同程度上的改造，應該保留什麼、拆除什麼、修復什麼？相比技術，對整座建築的歷史脈絡梳理和建築邏輯推斷才是最複雜的部分。並且，凌穎松每做出一個重要決定，就需要拿出足以說服甲方、大學教授們和政府文物保護部門的依據。

修復一座老房子和在平地里蓋起一座房子是兩種不一樣的思考方式。如果說後者需要建築師對建築形式、質感、材料、光線、色彩等綜合要素的運用和創造，那麼修復一座古建築的過程更依賴於建築師根據對建築邏輯的理解，不斷地做出一個又一個選擇。

「我們需要根據建築的歷史價值（它作為建築形式最重要的時間點）、修復技術的可行性、藝術價值等因素對一個修復細節做出綜合的判斷。」凌穎松說。

總商會的圍牆便是一個體現這種「邏輯選擇」的例子。

一段 30 米左右長的圍牆曾經划出了總商會的地界。剛開始修復時，整座圍牆都和門口的門樓一樣，運用的是當時流行的水刷石表面。當工人為清洗牆面而無意中敲開水刷石表面時，發現靠近總商會一段的圍牆內出現了和商會建築外牆一樣的清水紅磚材質，並擁有非常精美的裝飾線條。

這打破了建築師一開始對這段圍牆建築材料和年代的評估。於是整個修復小組再次投入了對圍牆的進一步勘測和歷史資料研究中。最後，他們基本推斷出這段牆可能是經由兩個時期修建起來的。

第一階段時，總商會還沒有獲得現在的地界，因此只是修了一段短短的紅磚圍牆。20 年代初期，商會買下更大的一片地時，便將第一段圍牆擴建至現在的長度，並修建了門樓。由於門樓採用的是當時常見的水刷石外立面，當時的工人懶得將以前的圍牆敲掉重建，所以乾脆統一用水刷石表層覆蓋了原來的紅磚牆。

鑒於這種情況，到底應該展現全部是水刷石的表面還是將紅磚部分剝離出來？這就成了建築師和項目評估小組討論的焦點。

凌穎松認為，在建造第二段圍牆時，當時的建築師優先考慮的是建築的完整性。由於在那個年代，紅磚牆對於人們來說並不是值得保留的珍貴結構，反而水刷石是一種流行的材質。因此，出於建築整體性的考慮，當時建築師選擇了統一水刷石表面。但對於現在建築修復的角度來說，這段圍牆已經失去了它劃分地界的功能，而作為一種裝飾性的展示牆存在。因此，他決定將圍牆設計成一幅「展示歷史的畫卷」，同時呈現水刷石表面和清水紅磚結構。

水刷石圍牆和清水紅磚牆的銜接處。

這種「經得起推敲」的邏輯判斷正是古建築修復吸引凌穎松的地方。他說：「我本科剛畢業的時候也造過兩年新房子。後來發現這個過程有時候為了去滿足各方不同的要求，建築是可以變得完全沒有邏輯的。」於是，從華中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 4 年後，他又跑去同濟大學攻讀建築歷史與理論。

正是在那個時期，凌穎松遇到了後來對他影響頗深的導師盧永毅，後者是同濟大學教授，主攻西方建築史和歷史建築保護的研究工作。盧永毅也是參與設計和修復桐里烏鎮的設計師之一。

「盧教授向我展示了一幅有關歷史建築的迷人畫卷。」凌穎松說：「又有發現、又有驚喜、又有創造。並且這個創造還是依仗科學的。」

修復老房子的過程中需要創造力往往來自於建築師的經驗和對歷史的推測和想像。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因為房子年代久遠，修復團隊並不能每次都在檔案管理找齊有關修復對象的所有資料。

就拿總商會這個項目來說，凌穎松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張通和洋行繪製的建築圖紙。但不管是立面圖、剖面圖都與實際尺寸有著不小的出入。凌穎松判斷，這應該不是施工圖或是竣工圖，而是一張設計方案圖紙。

上海總商會的歷史圖紙。圖片由聯創設計提供。

在沒有電腦和 CAD 軟體的年代，人們的測算能力並沒有現在精準。把一份建築圖紙執行到現實建造中總會產生誤差，這些誤差的程度和最終導致的完工狀態是由工人的施工技術和當時的各種環境、材料因素決定的，包含著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即便建築師們按照從老照片里還原出的屋頂長寬高來分出四面屋頂的體量，無論怎麼畫都畫不出照片里的樣子，還原出方案圖紙里那一條水平屋脊線。

為了這件事情，修復團隊做了很詳細的猜測和論證，也向上海市專家委員會逐步展開整個推理過程。最後，結合學者、工程師們的經驗，由建築師不斷調整幾何模型，然後在現場與施工隊想像、模擬當年工人們在建造時候會做的一些工序，最後才製作出來現在被認為很接近原作的屋脊框架。

「這個問題我曾經遇到過。當時我修外灘源的英國領事館時，也是同樣的情況。」凌穎松說：「如果你按照很嚴格的屋頂尺寸去做復原的話，無論如何都搭不出那個頂。它就是被當年工人在做的時候進行了手工矯正，導致最後建築看起來是舒服的。但實際上，它並不是一條直線。所以我們這樣的修復模式只能說是帶著設計師的經驗和邏輯判斷而成的。」

現在，從北蘇州路進入，走過拆除和重新修補過外牆的上海總商會門樓，拱門內壁上還塗畫著「無產階級」、「萬歲」等文革時期的標語。這也是凌穎松特地留下來的「歷史切片」。

門樓拱門內的標語。

沿著一段水刷石、一段清水紅磚組成的圍牆向內走，道路上鋪上了灰青色的石磚。另一邊，施工工人已經築起了日後種植景觀植物的大小花壇。

總商會坐落在小路的盡頭，背後是由 Forster+Partners 建築事務所設計了外觀的寶格麗酒店和酒店公寓。它的外立面已經基本修復完畢：原本東缺一塊、西缺一塊的深紅色舊窗格被統一替換成了褐色的百葉木窗；清水紅磚外牆用富有時代特色的元寶縫銜接；四面斜坡屋頂外，圍著一圈整齊的元寶欄杆。

2017 年 6 月， 總商會的修復狀態。

建築的內部還搭著許多腳手架。連接一樓和二樓的是一座木質雕花樓梯。凌穎松指著它說：「這段樓梯當年因為施工時保護不利，黃梅雨季的時候屋頂漏水導致坍塌，差點就安裝不回去了。」大禮堂、二層樓的地面及屋頂目前也正在進一步修繕的過程中。建築師表示，最理想的狀況下，修復工程可能也要到年底才能全部完工。

上海總商會是凌穎松修過用時最久的房子，卻並不是一個賺錢的項目。

「我們得到的設計費幾乎是談不上成本回收的，只能用別的項目來補貼它。」凌穎松說。都市再生團隊所屬的上海聯創建築設計有限公司目前正在面臨上市的壓力。總公司對建築修復這塊的評價就是「不賺錢」。

「但我們做的事情並不完全能用創造多少財富來衡量的。」凌穎松說。

團隊不夠穩定是另一項令他頭疼的問題。從 2010 年至今，在他手下入職、離職、在職，總共經手過總商會的建築師、工程師超過了 100 人。走了 60 人，現在還剩下 40 人左右。

關於這點，凌穎松也承認：「如果沒有對歷史建築的情結的話，這份工作很難堅持下去。」他自己有一句玩笑話：「所有偉大的項目，都有一堆眼前的苟且。」

其實凌穎松不是不想賺錢，畢竟「設計師需要保證自己的生活質量，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希望能夠用這個生意養活自己和下面的設計師。自己「可以脫手去做個 NGO」——一個不需要投資，自己可以養活自己的東西。

只是他還沒有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生意模式。

目前，凌穎松的想法是把自己的歷史建築修復公司做成一個內容輸出平台——不僅修建築，同時利用修復過程中挖掘出的文化故事，製作成可以售賣的產品——不論是做成展覽、商品或是 IP。他的辦公室里堆著一摞一摞上海老建築的建築工程資料和文獻考據，從總商會、怡和打包場，再到上海郊區的新場古鎮、川沙古鎮……如何讓他們產生商業價值從而養活自己的修復項目，他現在也還沒有一個定論。

不過凌穎松也不悲觀，至少公司現在一座房子接著一座房子修，並不缺生意做。

「我總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說：「特別是當大家能意識到文化和歷史能為商業價值帶來附加值的時候，越來越多商業人士開始談論城市更新的話題。讓人很開心。老去的總是會老去的，新的歷史建築也總是會湧現。整個過程中總有一些東西會消失，迭代是不可避免的。」

題圖由聯創設計提供。未標註出處的圖片來自記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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