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回顧：唐代敦煌寫經書法

文史 08-09

概述

唐代敦煌寫經書法概述

唐代，是中國書法發展的黃金時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張旭、懷素、顏真卿，名家輩出。有唐帝王太宗、高宗、武后、玄宗，並重書法，蔚為風尚。至於書論，莫不本之於時尚，留意於教化。唐代書法之盛可謂遠邁魏晉，後蓋宋元。楷書注重骨力，風神勁拔；隸書嚴整平滿，豐麗圓厚；行草書更是肆其意恣，卓然不群；至於篆書，玉箸篆勁力豪爽，創唐代新體。

濱田德海舊藏敦煌寫經《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佛教於東漢末年傳入我國，自南北朝時大興。唐太宗雖然不信佛，但他有開闊的眼光，在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取經返回長安後，允許玄奘設立譯場，大規模譯經。太宗以後的皇帝，除武宗朝掀起反佛潮外，大多禮佛、佞佛不斷。譯經的發展，也使唐代抄經日益興盛。書法作為佛教的外學，除了日常應用之外，主要用於抄寫經卷。佛家認為，抄寫經卷，為大功德，《華嚴經》卷八十一《普賢行願品》云：「若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銷除。一切魔軍，夜叉羅剎，若鳩槃荼若毗舍闍，若部多等，飲血啖肉，諸惡鬼神，悉皆遠離。」「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正是諸如此類的說教，引導著眾多僧侶及信眾抄寫經卷，布施功德。

唐寫本卜簽書（殘）

歷代抄寫經書的人員，大多出自經生、書手和善書的僧人，他們有的受人僱傭，有的自願做功德，抄寫十分嚴謹。《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尾部記有：

儀鳳元年（676）十一月十五日書手劉弘珪寫。

用紙十二張。

裝潢手解集。

初校秘書省書手蕭元信。

再校秘書省書手蕭元信。

三校秘書省書手蕭元信。

詳閱太原寺大德神符。

詳閱太原寺大德嘉尚。

詳閱太原寺主慧立。

詳閱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善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閻玄道監。

這幾行都以楷書工整書寫，誰人抄寫，誰人校對，一目了然。或許正是這些嚴格的程序和煩瑣的格式，才能給今天的研究帶來便利，使今人有了明確的參考框架。而抄寫也分漸、頓兩種。漸式，即數日書寫，此稱為漸書；頓式，即一日書寫，往往為追福而於座中疾書。我們現在所見的草書經，大都是頓式書寫。但不管是哪種書寫方式，在今天看來仍能帶給我們無盡的遐想。它雖歷經千年，仍風采奕奕。透過它的身影仍可想像當年的大唐氣象。敦煌寫經自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後，便以其豐富的史料價值、地域特色、書體演變等特點引起人們的關注。

藝術

性

字字珠璣，精心構思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寫經，上起魏晉，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寫經卷子，並且有很多寫經卷子有抄經者以及年月的題記，為人們了解唐代經生及其書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抄寫經書意在文字，以無訛為是，「慎勿以書自命」。然而，敦煌部分寫經書法卻體現了唐代書法的較高水平，如咸亨二年（671）和儀鳳二年（677）唐朝長安宮廷所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和《妙法蓮華經》。另外，王羲之的《瞻近帖》《龍保帖》、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殘卷》等名作臨本雖數量不多，且有殘缺，但為我們提供了一定佐證。

敦煌莫高窟唐代寫經殘片

唐代書法崇尚「王體」，寫經書法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顯現風格，因意在文字，又不似王書飄逸，反有一種嚴勁刻厲之美。從出土實物來看，唐代敦煌寫經大都結體雅正、筆力勁挺，與歐陽詢、虞世南風格近同。然而體態豐腴者不在少數，這應該是受顏真卿書風影響，正如錢泳《履園叢話·書學》中所言，「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這一切「亦時代使然耳」。

唐代敦煌寫經大多字字珠璣，精心構思。以下圖「唐寫本《妙法蓮華經》卷尾」為例，行與行以清晰的界格為界，乾淨利落。而單字的結構整齊劃一之中又極具變化。橫畫、捺畫等主筆較為突出，尤其中間部位的橫畫，多破鋒直入，收筆時稍作停頓，旋即回鋒。當然，這樣單刀直入的筆法也是出於抄經速度上的考慮而致。

唐寫本《妙法蓮華經》卷尾

歷史

意義

信仰與情感的寄託

唐代書法創作異常繁榮，但歷經唐末五代戰火，名跡已大多散逸，雖有後人臨摹翻刻之作，但早已失真，給書法學習造成一定的困難。杜甫在《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中寫道：「斯人已雲亡，草聖秘難得。」當大量敦煌寫經呈現在人們眼前時，人們為之興奮，這正是窺視唐人書法堂奧的一個難得的窗口，是研習唐人書法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從這些手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書法的發展脈絡、審美風尚。

唐寫本佛說如來相好經殘卷

陳寅恪先生指出：「藝術的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敦煌寫經書法的發展即是如此。佛教的傳播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同時具有宗教信仰的寫經生應運而生。而寫經書法的流傳與布施也促進了佛教的興盛與繁衍。同時，每個時期所抄經文內容也不盡相同，一個時期抄寫什麼經文也代表了一個時期的佛教文化導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通過佛經內容來判定書寫年代。

唐寫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

寫經書法是寫經者把情感寄託於筆墨，莊重虔誠地散發著對信仰的追求。這種信仰追求，影響著寫經者的書法審美走向。與此同時，寫經書法促進了官方主流書風與民間書風的融合。官方的書手，一般功力深厚、法度森嚴，而民間書手，用筆拙野、無拘無束，所以我們在敦煌寫經書法中經常會看到方峻和溫潤、硬朗和妍美的書法風格，這正是官方書風和民間書風融合的結果。

唐寫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局部）

名詞

解釋

經生

經生，即以寫經為職業的人員，一般都是善書的士人，如敦煌寫經中明記為經生者郭德、彭楷、王謙、王思謙諸人；也有先為經生，後出家為僧的，如《續高僧傳》卷二十七所記釋智命。經生書法，或有可觀者，亦為後人所重，《宣和書譜》卷五記有經生楊庭，「作字得楷法之妙，長壽間，為輩流推許」。又說「唐書法至經生自成一律，其間固有超絕者，便為名書，如庭書，是亦有可觀者」。

敦煌莫高窟唐代寫經殘片

書手

書手，古代從事書寫、抄寫工作的書吏。或者指擔任書寫、抄寫工作的人員。唐代的書手來源於社會的不同階層，既有任職於官府圖書文化機構的「楷書手」「御書手」「群書手」，更有傭書於民間的貧寒文人等。他們的書寫大都是以實用為目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按照某種既定的格式或規律進行，其墨跡不乏端雅娟秀的典籍經文的繕寫，更有著平實隨意的日常實用性書寫，展現出不同於時代潮流之上名家書法的特殊一面。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藏經洞是莫高窟十七窟的俗稱。此窟原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開鑿，為當時河西都僧統吳洪辯的影窟。約在11世紀，西夏統治敦煌時期，元代統治者佔領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們考慮到戰爭的災難，於是就把寺院歷代保存下來的經卷、文書、檔案以及佛像畫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後外築補壁，並繪壁畫以掩人耳目。後因僧徒逃難未歸，洞窟頹廢，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風沙淤塞，竟因此幽閉近八百年。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密室始現於世，並謂之「藏經洞」。該洞發現數以萬計的古代佛經、道經及世俗文書等，是研究我國近兩千年學術文化發展的寶貴文獻。

相關

鏈接

王圓籙，湖北麻城人，約1850年出生，農民，略識文字，年少時因災荒逃難至西北肅州一帶（今甘肅省酒泉市）。清光緒初年，王圓籙入伍當了一名兵勇，退伍後，他在當地出家成了一名道士，道號「法真」，歷史上稱其為「王道士」。王圓籙出家後不久開始向西雲遊，當走到敦煌莫高窟時，他見這裡儘管荒涼，但寺院的香火沒斷，還有附近百姓的供養與施捨，便心生留意。他把信徒們施捨的錢財節省下來，開始按照自己對道教的理解來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層洞窟中的積沙。1900年6月22日，王圓籙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並挖出了公元4至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四萬餘件。然而由於當時清政府的腐敗，未能對藏經洞文獻及時歸檔保存，只是草率地任由王圓籙原地保管，不再過問。1907年，正在敦煌進行中亞探險的英國人斯坦因得知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情況，當即動身前往莫高窟。一開始王圓籙對斯坦因很是提防，但在參觀莫高窟的過程中，斯坦因得知王圓籙對唐玄奘非常崇拜，隨口就附和說自己是玄奘的追隨者，謊稱自己是沿著玄奘走過的路線來到莫高窟的，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經卷。這一招對於王圓籙這樣一個虔誠的信仰者很靈。最終斯坦因以白銀一百八十兩哄騙王圓籙，獲取經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畫、織綉品等五箱。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暫存在安西縣政府達數月之久，竟無人過問。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到莫高窟，用銀五百兩，再次從王圓籙手中獲取經卷約六百件。斯坦因兩次獲取藏經洞文物共計萬餘件。

藏經洞的文物，絕大部分經由道士王圓籙之手流失而出。由於他不能確切知曉這些陳舊的經卷究竟蘊含多少文化價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導致了難以彌補的文化損失。藏經洞文物的流失，可以歸咎於王圓籙的無知和私慾，卻也必須考慮到特定時代國家文化衰微的複雜情況，以及每一個當事人的精神麻木和責任缺失。

莫高窟是敦煌文化的藝術中心，是古絲綢之路上一顆璀璨的藝術明珠。敦煌莫高窟以漢地文化為基礎，以絲綢之路為紐帶，以開放的姿態，廣泛地吸納多種文化，見證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絲綢之路，是指由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最初的作用是運輸古代中國出產的絲綢、瓷器等商品，後來成為東方與西方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接受，並正式運用。

兩千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開闢出一條橫貫東西、融通歐亞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以其連接的文明形態之多、跨越歷史時期之長而光耀人類文明史冊。

如今，中國以互尊互信、合作共贏、文明互鑒的誠意，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戰略。這個宏偉的戰略構想，賦予古老的絲綢之路以全新的生命，承載著沿途各國發展繁榮的夢想，也符合全球區域合作的時代潮流。

石窟藝術興於魏晉，盛於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羅藝術精華，融匯了中國繪畫和雕塑的傳統技法和審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漢化過程，是研究中國社會史、佛教史、藝術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我國現存的主要石窟群均為魏唐之間或宋朝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負盛名的是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和重慶大足石窟。

斯坦因敦煌手稿欣賞《法華經卷第六》捲軸

水墨紙本，規格：25.6 x 27.5 cm，敦煌文獻編號：S.963，大英圖書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