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西南與蔣介石的戰時博弈

編者按：

「眾所周知，抗戰時期是中共發展成熟時期。國共力量對比也發生根本性改變，國共力量漸成平衡之勢。中共在戰時聯西南、統民盟、和美國。」本文論述了戰時西南、中共與蔣介石關係的變化，以及美國對此變化的態度。本文出自《青年黨史學者論壇》第6輯。董佳，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一 西南聯合

抗戰時期川滇桂黔地區是保存國本的戰略要地。特別是自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國家政治中心西遷，加之1942年春緬甸淪陷後中國的對外交通幾近斷絕，飛躍雲南的「駝峰」航線成為戰時中國獲取外援的唯一通道。事實上，除國民政府播遷西南，民國以來即盤踞川滇黔桂粵等地的桂系、滇系、川系等西南地方軍閥長期控制這片要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國民政府雖偏安西南，卻沒有放棄國家統一。為了消滅地方獨立、實現全國統一，1937年7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規定川軍裁減十分之二，推行川軍國有化，團長以上軍官由中央直接委派，軍餉由軍政部派員點名發放。盧溝橋事變爆發，為監視川軍，國民黨黨部又在川軍各連、營都安排政訓員，設政訓室，師以上設政訓處，專門考查各級幹部的思想行動，徐圖削弱川軍。甚至蔣介石在事先未知照劉湘的情況下，直接免去劉湘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職。

劉湘病卒後，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輝在川系內迅速崛起，三人推舉潘文華為共主，與國民黨中央抗衡。雲南方面，龍雲與蔣關係也不斷惡化。1939年4月，重慶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對外省經雲南出口的商品徵收特別損耗稅。後來蔣介石借抗日名號調中央軍試圖解決龍雲，派遣一個師進駐滇桂邊境。到1941年下半年，中央軍已遍布整個雲南，動搖了滇系統治根基，龍雲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1940年民盟的成立給西南提供了一個新選擇。但民盟並非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的變數，民盟無論是思想、組織還是行動，都沒有統一，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甚至連自身成員的安全都無法保證，盟員經常受到國民黨的騷擾和秘密警察監視，桂林生活書店這樣一些有中間黨派背景，宣傳、售賣民主觀點的書店也被當局強行關閉。如此一來，面對重慶的政治壓迫，自身缺乏整合且毫無實力支撐的民盟顯然不是西南可以倚重的一支力量，西南對抗重慶還需另尋支持。

二 中共入局

就在西南內部實現聯合的同時，國民黨對中共的強力彈壓，使西南對這支令人生畏且發展迅速的北方力量開始關注，加強同中共的聯繫。抗戰爆發後，劉湘、龍雲、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巨頭曾就抗日與中共達成共識，後者派李一氓、張雲逸負責雙方聯絡。此後周恩來、吳玉章多次密會潘文華、劉文輝。在潘的支持下，周恩來派唐午國常駐潘部搞聯絡工作，後將甘樹人調入潘部，潘委以中校秘書。通過聯絡潘文華，中共打通了與川軍上層的常規聯繫。而到抗戰陷入僵持，西南、中共與蔣矛盾激化後，為「抱團取暖」，二者關係迅速升溫。龍雲不僅公開稱頌中共，甚至還套近乎地稱中共領導人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同學，親自擔任中蘇文化協會雲南分會的名譽主席。劉文輝也與中共關係「曖昧」，1941年3月中共派華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配合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工作。劉文輝和中共在川軍內還建立情報交流站，進行情報溝通與交換。與此同時，軍委會駐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也與中共互動頻頻，主動接洽周恩來、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商談雙方合作事宜。同時期中共與桂系聯繫也取得發展，經白崇禧同意在桂林設立八路軍辦事處。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與中共的這種密切合作到1943年後進入高潮。此時適逢西南經濟危機帶來通貨膨脹，重慶權威在民眾不滿和抗議中逐漸降低。日軍亦在當年發動「一號作戰」，國民黨軍遭受重創，洛陽、長沙、衡陽等軍事重鎮相繼失守。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國民黨政權陷入巨大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西南地區迅速形成兩個重要反蔣中心：一是李濟深為核心的廣西，李氏計劃在靠近廣東邊界的廣西中部建立一個新政權，希望待中央政府瓦解後取而代之，龍雲、張發奎支持；另一個是昆明，民盟領導人羅隆基、龍雲、潘文華、劉文輝、鄧錫侯希望在此建立新的「西南聯防政府」，取代當時處於危機中的重慶政府。

從表面看，無論是前者廣西還是後者昆明，兩個反蔣活動均與中共無涉，中共代表林伯渠也聲明否認。但耐人尋味的是，此時在華密布情報機構、對華局勢洞若觀火且對中國各政治勢力有巨大影響力的美國，卻執意將西南聯合歸咎於中共，認為中共才是這場反中央運動的「始作俑者」。為緩解自身壓力，中共很可能是採取圍魏救趙之策，通過組織對重慶後院的戰略進攻來保證自己的安全。美方還煞有其事地稱，中共在秘密聯合各地方勢力建立一個新政權。不僅包括中共和西南各派系，孫科、郭泰祺等為代表的國民黨內民主派，閻錫山、馮玉祥為代表的西北反蔣派，想要營救張學良、痛恨蔣介石的原東北軍舊部，就連余漢謀、張發奎、薛岳等黃埔系將領也位列其中。美方還敏銳地注意到，中共合作的對象不僅指向西南，向重慶的地方挑戰者遞出橄欖枝，其觸角還伸向體制內的溫和改革派民盟。如前所述，民盟雖冠名第三大黨，但內部意見並不統一。故民盟邀請中共居中協調盟內各派不同意見，一同敦促國民政府改組政府、實行憲政。據美國駐華大使高斯給美國國務卿的電報稱，中共在1944年9月民盟全國代表會議召開前即已介入民盟內務，特別是全程參與了民盟一大的籌備召開，對民盟發展動向了如指掌，並積極在民盟內物色培育左翼力量。結果在1944年9月召開的民盟一大上，以救國會、第三黨為代表的左翼力量有力抗衡了親國民黨的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等右翼，而新盟員中支持共產黨的也遠多於國民黨。緊接著，抗戰勝利後民盟又陸續發生一些新的有利於中共的變化：先是政治立場親國民黨的青年黨在民盟黨內地位下降，繼而青年黨、國社黨退出民盟。此舉雖客觀不利於民盟發展，但對中共而言，民盟的自我純化卻有利於密切民盟與中共的聯繫，以至於在美方看來，民盟在趕走對國民黨持「同情」態度的右翼後，即使不是「中共的外圍組織」，也大致「與中共同路」。

三 美國的態度

必須指出的是，對於中共、西南、民盟的暗中聯手，蔣介石並非渾然不覺。為化解西南和民盟問題，蔣介石一面以軍事參議院、國民參政會等虛職為誘餌表示懷柔安撫，一面又祭出軍事權杖，試圖通過武力脅迫對手就範。但事實上，無論是「打」還是「拉」都沒有超出中國傳統政治羈縻反側範疇，其效度也沒有如蔣介石設想——消滅地方自治，打通從「抗戰」到「建國」的通道。而蔣介石作為抗戰後期國內政治秀場的孤獨舞者，其政治動作所及，未曾傷及對手，卻幾令黨內散夥。在這一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蔣介石主要盟友、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美國的態度。美國憑藉與國民黨政府多年打交道的經驗，自認「對中國的情況已經非常熟悉」。然而，美方卻對這位遠東重要盟友頗有怨言，將其視為一個熱衷於維護自身權力、依靠專制獨裁和軍事強權執政的反動政權。在美國人的眼中，腐敗、失職、混亂、經濟困窘、苛捐雜稅、空話連篇、對民生的漠不關心，特別是專制權力在社會各個角落的蔓延，使國民黨政權與一個具有民主外觀的政府相去甚遠；不僅失去中國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的支持，農民也由於厭戰、過度徵兵和過度徵稅成為中共革命的社會溫床。更有甚者，令美國最厭惡的是，重慶分共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不僅將大量訓練有素和裝備精良的軍隊調離抗日前線，封鎖中共根據地，破壞國共合作，還波及遠東大勢，加重美國對日作戰負擔，甚至可能導致美陷入單獨對日作戰，與美國「以最小的代價、儘快地擊敗日本」的國家利益相悖。對於國民黨為何執意分共，美國也分析有二，一是儘可能削弱中共，二是把抗日的包袱甩給美國，想搭美國順風車，不勞而獲地空盼勝利。據此美方認為，「美國政府沒有必要對蔣介石抱有留戀……他一直對美奉行著哄騙、敲詐、討價還價、虛張聲勢的機會主義式政策」。蔣介石是一個「不稱職的」「不合作的」「虛弱的」盟友，「我們不能指望同蔣介石取得很好的合作」，「國民黨政府即便最終垮台，也不會對中國的抵抗產生嚴重的影響」。由此可見，抗戰結束前美國政府雖沒有改變既定援華、挺華政策，但顯然對國民黨政權的反感和厭惡已溢於言表，甚至一種想要另尋對象並取而代之的念頭已呼之欲出。1944年11月22日謝偉思應史迪威之邀編寫的中美關係備忘錄中，即明確提出：「為了戰爭和我們未來在遠東地區的利益，現在我們對中國應採取一種更現實的政策。不管是蔣介石，還是國民黨政權，對我們當前的事業來說，都不重要。」美國應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蔣介石，應有所準備，能夠在戰時或戰後適應中國可能出現的改組。由此可見，抗戰尚未結束，國美同盟雖名義上為盟友，但實際已貌合神離，雙方信任出現明顯裂痕。這對戰時國共關係，乃至戰後國共內戰、美國對華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四 餘論

眾所周知，抗戰時期是中共發展成熟時期。國共力量對比也發生根本性改變，國共力量漸成平衡之勢。從前文看，中共在戰時聯西南、統民盟、和美國。此時經過八年抗戰的積累，中共在未來中國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除聯合政府外，此時中共幾乎已無必要繼續與蔣介石達成其他政治協議。因為即使聯合政府談判失敗，他們也已經和國民黨地方管轄不當的區域聯合起來，這對蔣介石而言無疑是一記重創。而對蔣介石及重慶國民政府而言，儘管他們在抗戰初也有「抗戰建國」的期望，但這種期望不外乎旨在實現國民黨主導下的政治一律，而辦法則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慣用的羈縻反側。結果蔣介石非但沒有因勢利導，徹底解決地方割據之陳疾，反致將一手好牌拱手讓於對手，陷於被動。此時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國主要盟國、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美國的態度。但弔詭的是，美國與蔣介石在意識形態、權力安排、軍事合作等方面均大異其趣。此時的美國非但無意為蔣脫困，反而對與自己意識形態相左和作為盟友之對手的中共情有獨鍾，與之交好。而美國棄蔣揚共亦絕非荒唐之舉，實屬美國國家利益的精密計算使然。這個結果，無論系各方共謀或意外，都無法迴避或漠視一個有明確指向的反蔣統一戰線在抗戰結束前的悄然成形。而該聯合反蔣陣營中的各西南派系，戰時雖努力維持自治獨立，但戰前西南割據仰仗的政治、軍事、人心因素卻隨抗戰而一去不返。如果說戰前西南尚有一絲同蔣介石博弈的實力，那麼抗戰爆發後西南地方勢力所依賴的地緣政治優勢則不復存在，徹底喪失了同中央政權叫板的內在底氣，越來越依靠黨外勢力的合縱連橫來牽制、掣肘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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