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哲學之父」笛卡爾：「懦弱」 成為其豐碩思想來源

法國哲學家勒內·笛卡爾被譽為西方「現代哲學之父」。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用相當於兩個霍布斯的篇幅表彰他在哲學領域的歷史性貢獻，但同時也對他的人格提出質疑。「笛卡爾乃是懦弱膽小之人」——這位素以言辭犀利而著稱的哲學家斷言。排除其中出於島國褊狹心態所導致的嫉妒成分（正如牛頓控告萊布尼茨「剽竊」他的微積分方程），「懦弱」這一標籤是否適用於「佩劍貴族」笛卡爾，倒不失為聚訟紛紜的哲學史上一個新鮮有趣的話題。

笛卡爾出生於名門望族，他的父親是布列塔尼地方議會議員，家產可觀。儘管他本人並非貴族之後，但當時流行的貴族派頭他一樣也不少，比如出門必配長劍，隨行必有僕從——甚至在巴伐利亞從軍之時亦是如此。跟他同時代的若干青年紳士一樣，在有生之年能晉封為貴族是他的最高夢想。然而，當他晚年寄居於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宮廷並極有可能受封時，他又未敢明言，以此抱恨終天——或許這便是其性格懦弱之一端。

笛卡爾自幼體弱多病，家人一直擔心他有早夭之虞，因此呵護有加，有時往往到無原則的地步。比如他在學校畏懼冬日嚴寒，不肯早起，家人就去說情，學校乃破例允許他在家自習。雄厚的家產和金錢的資助使他能夠受到常人難以企及的良好教育（拉弗萊什耶穌會士學校在歐洲聲譽卓著），而他本人在追求自己的興趣之時也從未顧忌經濟來源，由此遂養成終生沉思的習慣和任性孤僻的性格。此後，直到他成年闖蕩天涯（遠走荷蘭、瑞典），此一病根終究未能痊癒，並最終成為致命殺手。可見權勢之家的嬌寵自古及今皆是有害無益。據說即使身在兵營，天寒地凍的時節他也畏懼起床——或者一下床就鑽進他特製的火爐里——由此引發哲學史上那句有名的嘲諷：「蘇格拉底慣常在雪地里終日沉思，但是笛卡爾的頭腦只當他身暖時才起作用。」

笛卡爾一生之中兩度投筆從戎，除了建功立業、耀祖光宗的貴族情結，很大程度上還可以被視為一種意欲從麻木、倦怠之中逃脫的象徵。毒舌羅素指控他「懦弱」，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從未真正走上前線戰場！即使在圍攻胡格諾教派的拉羅謝爾要塞戰役中，他也是作為旁觀者和目擊者，而非親歷者（他千里迢迢奔赴要塞，自稱只是為順從他內心的感召和信仰）。其實，交戰雙方（天主教徒與胡格諾派）為何而戰對他來說並不重要，在戰爭中他感興趣的也不是人類自相殘殺、屍橫遍野的場景，而是他們如何設計殺人武器——在後世的人道主義者眼中，這位唯理性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簡直太過冷血。就在多瑙河畔的諾伊堡營地，笛卡爾在苦思冥想的夢境之中構造起兩兩垂直的直線所組成的坐標系，即笛卡爾坐標系——這一發現成為他日後哲學體系的萌芽。在離炮火紛飛的戰場稍遠的地方，他這樣寫道：「在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這一本劃時代的巨著《方法談》乃是用第一人稱寫成，可讀性很強。書中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笛卡爾自己——孤獨地坐在戰地行營的火爐旁，思索人類的未來與命運。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總共不過七十八頁，首印三千冊，一開始笛卡爾還擔心賣不出去，但事實證明，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本書廣受歡迎。哲學界的朋友甚至驚呼這本書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分水嶺，在它之前一切都是舊的，在它之後一切都是新的」。

當然，隨著名氣日益增大，麻煩也接踵而至（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毀謗他的居然是他的同行師友。儘管笛卡爾本人自命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尤其是1623年伽利略的地動說遭到教廷嚴譴和封殺之後，他更是誠惶誠恐，生怕有把柄落入敵手，但他的對手顯然也並非等閑之輩。他們幾乎毫不費力地從笛卡爾的哲學著作中發現了他的異端思想：這位信徒口口聲聲崇奉的上帝根本就不是奧古斯丁經院哲學體系中的上帝，而是他自造的人類完滿理性的化身。其根本目的無非要藉此一人造的理性摧毀上帝的信仰——其居心險惡如此，教會焉能不察？所幸的是，對這類哲學紛爭，教會高層既不感興趣，也無力裁決，於是乾脆留中不發。然而這一指控對生性怯懦的笛卡爾卻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他首先想到的是避走荷蘭（十七世紀唯一可享受宗教和政治思想自由的國家），潛心科研——在研習了自然這本大書之後，他開始轉向對自我的思考；其次，此後很長時間，他都沒有公開發表自己的作品，而是將他有違教廷敕令和《聖經》之道的科學新發現以密碼形式寫進一本秘密手記，其中部分內容直到近半個世紀後才由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破解。哈佛大學數學史係數學家阿米爾·艾克賽爾在近著《笛卡爾的秘密手記》中揭示，從萊布尼茨至今長達兩個半世紀的破譯工作，確立了笛卡爾作為拓撲學創立者的形象；而二十世紀的天文發現則證明，手記中所隱藏的秘密或許就是宇宙可能的架構。但所有這一切相加，其分量都不及以下的這一驚天秘密：笛卡爾不僅像他的對手所攻擊的那樣蔑視教廷權威，更有甚者，他還是正統天主教（以及耶穌會）的死敵——薔薇十字會（Rose of the Cross）的隱秘會員。

薔薇十字會，圖源網路

薔薇十字會是十七世紀在德國創立的秘密會社（時至今日在全球範圍影響巨大的共濟會據說便導源於此），其標記是十字架上的薔薇花。由於該組織內部紀律嚴明，壁壘森嚴，外人莫名其妙，於是關於它的傳聞更平添若干神秘色彩。傳說，最早的薔薇十字會是由耶穌門徒馬可於公元46年創立的，他在羅馬、埃及和中東地區四處奔走，成功說服亞歷山大港一位諾斯替主義者皈依，而後將此一組織發揚光大。值得注意的是，十字會的教義不僅與猶太教、基督教和埃及神秘教有關，它與伊斯蘭教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其中的紐帶，便是會員中為數眾多的鍊金術士。

「鍊金術」一詞源於阿拉伯語，實際上乃是埃及人古已有之（在基督教時代之前）的一種將熔煉與萃取相結合的方術。到公元四世紀，它將希臘赫爾墨斯主義和東方魔法相融合，由此取得歷史性進展。其理念乃是基於事物是活的並且會自發生長這一源自古老東方的哲學假設——藉助一定的儀式，事物可以受到影響而轉化至更高的形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鍊金術並不僅僅致力於尋求哲學家的點金石——將金屬變為黃金，在更深層次，它是致力於尋求靈魂的凈化，即直接獲得神聖知識所需的意識的神秘轉化。職此之由，時至十七世紀，鍊金術仍然被認為是科學探索的一種途徑，在狄德羅等人編纂的《百科全書》中，法國啟蒙思想家仍以相當讚賞的口吻對其加以描述。當時著名的鍊金術士包括瑞士人帕拉賽爾蘇和克里斯蒂安·羅森克魯茲，而後者正是薔薇十字會的總導師。

羅森克魯茲出生於圖林根的貴族之家，舉家遭滅門之後被迫流亡各地，他在那些地方學習古老的神秘主義哲學思想並獲得啟迪。在十字會的典籍《化學聯姻》（The Chemical Wedding）中，羅森克魯茲創製出一個人造新娘和一個人造新郎，並通過鍊金術使他們結婚、死亡，以至復活。羅森克魯茲於一百零六歲時去世，他被會友埋入墳墓並將十字會的秘密一同帶了進去——這些秘密直到1604年在他的墳墓重新打開時才大白於天下。總體而言，薔薇十字會實踐的是鍊金術，但僅僅局限於鍊金術的精神層面，而非實驗室的物質實踐。但是他們開創了將精神目標與科學相結合的嘗試。這一種介於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實踐方式，顯然受到當時科學巨匠如牛頓（物理學家、鍊金術士）、開普勒（天文學家、占星術士）等人的影響。事實上，在十七世紀初中期，薔薇十字會聲望是如此煊赫，以至於若干科學史家認定成立於1660年的世界上第一家科學研究組織「倫敦皇家學會」就是效仿薔薇十字會的理念而建立，即致力於在哲學人士和知識群體中共享知識。當然，隨著科學革命的興起，科學與宗教漸行漸遠，終至分道揚鑣，鍊金術也和巫術、占星術一樣被打入冷宮。

迄今為止，薔薇十字會的公開出版物只有一本名為《法瑪》（1614）的小冊子和一本傳達其基本教義的《兄弟會訓諭》。書中建議，全世界的學者應該聯合起來，為建立一門綜合科學而努力，將天啟「兄弟會」發揚光大。歷史學家深信此一主張明顯受到赫爾墨斯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思想的啟發。如新柏拉圖主義者、英國詩人埃德蒙·斯賓塞在1590年出版的長詩《仙后》中，便曾提及一位受到天啟的英國騎士，名為「紅十字」；莎士比亞在他晚期戲劇的代表作《暴風雨》中對魔法、占星以及薔薇等十字會「徵信之物」亦有巧妙暗示與刻畫。總而言之，薔薇十字會的成員多為當時社會精英，其信奉神秘力量的異端思想及其誠信無私的行事方式（他們對窮人實施免費醫療），皆有意無意碰觸到天主教會敏感的神經。在天主教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法國，一向以反宗教改革為己任的耶穌會更將其視為不共戴天的仇讎，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這樣的情勢下，生性怯懦如笛卡爾，聞之焉能不跑？

避地荷蘭的哲學家將科學研究的對象從外部轉向自身，但研究的結果卻令他大感震驚。有人形容他的後半生是「戴面具的哲學家」——他不得不將他的思想隱藏在奇怪而模糊的詞義之中。他大膽地為哲學找到一種極端的新證據，卻又被它的極端性嚇倒，被迫轉回到舊思想和舊信仰的軌道——可能處於歷史轉折期的哲學家大多如此，尤其是對瞻前顧後、難以決斷的笛卡爾而言。毋庸置疑，笛卡爾在數學和哲學這兩個領域都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嘗試將數學的精確方法運用到哲學中，使哲學像幾何學一樣確定和明晰，改變了因不確定性而造成的意見紛爭。正如他本人所說，他在這方面的努力，就是為了給整個哲學體系尋找一個堅實的基礎。他一直堅信：人們只有通過進入自己的心靈，用一種神秘的直覺，進行自我反思，才能真正體驗到上帝的存在。在這裡，笛卡爾明顯借鑒了新柏拉圖主義和奧古斯丁的心靈直覺。但誠如羅素所言，笛卡爾小心翼翼地躲避著神學上的譴責，發展起一個宇宙演化論，看似與柏拉圖時代的觀念並無不同，其實大相徑庭：前者強調宇宙秩序和諧與定命，而後者的混沌宇宙則既無中心亦無邊界，再也不是上帝為人類創造的宜居家園。由此不難看出，笛卡爾的物理學一旦公之於世，必定會在相當範圍內引發人生觀與價值觀的革命。這樣人們也許就能夠理解，為什麼笛卡爾至死也不敢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知曉《第一哲學沉思集》與他的物理學有關；為什麼羅馬教廷讓伽利略宣布放棄他的學說時，笛卡爾嚇得幾乎要燒掉壓在箱底的《論世界》手稿；為什麼他一輩子都在逃離天主教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祖國，並最終客死他鄉。

1650年，為躲避反對派的攻訐，他接受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請寄居她的王宮——代價是他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此前，他一般從中午才開始工作（羅素說他白天以閑暇示人，一定是半夜裡用功，否則不可能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而精力旺盛、日理萬機的女王只能在凌晨五點抽空與他探討哲學問題。笛卡爾感慨地說，瑞典是個「熊的國家，處於岩石和冰塊之間」，他打算離開，又顧慮重重。他很快染上風寒，並轉成肺炎。他既不肯服藥（擔心宮廷的政治對手毒殺），又不肯接受當時流行的放血療法，而是服用他自行調配的烈酒（他無端地相信烈酒可以逼出他體內的毒素），終於不治而亡。更為可怕的是，1663年，他的著作在羅馬和巴黎被列入梵蒂岡教皇頒布的禁書目錄。直到1740年，教廷才宣布解除禁令。而他也如願以償獲得教廷追封的「禮遇」。

毫無疑問，笛卡爾身上一直存在某種動搖不決的兩面性：一面是他從同時代的科學中學來的東西，另一面是耶穌會學校傳授給他的經院哲學。這種兩面性讓他時常陷入畏首畏尾的兩難境地，此即為羅素所言之「懦弱」——凡人誰也無法逃脫自己的環境與時代。然而，這一種矛盾或懦弱反過來也恰恰成為他豐碩思想的來源，成為古今任何一位其他哲學家難以企及的一種優勢。用羅素的結語：「自圓其說也許會讓他僅僅成為一派新經院哲學的創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兩個重要而背馳的哲學流派的源泉。」——歷史的弔詭之處，大抵如此。（文/楊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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