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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翻譯背後的知識流動:東歐劇變對知識擴散的影響

書籍翻譯背後的知識流動:東歐劇變對知識擴散的影響



(圖片來源於網路)

書籍翻譯背後的知識流動:東歐劇變對知識擴散的影響



知識的流動受到地理距離、交流頻率等多方面的影響,文化阻隔、政治衝突、語言障礙等等都會阻礙知識在國家間的流動,影響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歷史上,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通訊工具的進步,甚至宗教的擴張都加快了知識的流動速度,促進了國家間思想和文化的碰撞交流。那麼,我們自然會關心,政治力量如何影響知識在國家間的流動?Ran Abramitzky, Isabelle Sin兩位作者2014年發表在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上的論文「Book Translations as Idea Flows: the Effects of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on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一文回答了這個問題。


受限於數據,經濟學界對知識流動這一重要話題研究寥寥。本文創新地採用了書籍翻譯作為國際知識傳播水平的度量,找到了一個有趣的異質性外生衝擊。作者考察了東歐劇變對原社會主義地區知識傳播的影響,具體說明了專制制度和對西歐國家的偏好如何影響了國家間知識的擴散。作者收集了80萬條書籍翻譯數據,通過雙重差分(DID)方法識別出以下結論:隨著東歐劇變,原社會主義國家間跨語種翻譯降低了2/3,西方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翻譯激增了四倍,並且快速收斂到西方國家間的翻譯頻率。分領域看,翻譯數量的收斂更多發生在應用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且蘇聯影響下的衛星國和波羅的海諸國收斂程度大於原蘇聯加盟國。

歷史上,蘇聯的衛星國、波羅的海諸國和蘇聯加盟國在受到的管制和對西歐的偏好上均有所不同,前兩者對西歐關係更緊密,後兩者受到的管制更大,因此衝擊對三個地區有異質性。本文的思想是用東歐劇變前後三個地區的數據先做時間維度的差分,再做地區間差分以識別衝擊的影響,即雙重差分。需要注意的是,數據的時間跨度為1980-2000年,作者對比了劇變前後的衝擊,討論了衝擊影響隨年度的變化。第二重差分做了兩次,第一次是三個地區間的兩兩差分,第二次是各種類書籍翻譯數量的差分。


作者首先利用OLS進行估計。因變數Y是某國某一時期從某種語言翻譯的書籍數量,其中語言被定義為兩種,西方或社會主義。回歸中設定了兩個翻譯國啞變數,分別為西歐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時間啞變數以1991年為分界。回歸將翻譯國和時間啞變數做了兩個交互項並關注其係數,係數反映了東歐劇變前後從兩類語言中翻譯數量的變化。方程同時控制了人均收入和地區固定效應等。這一方程只是時間維度的差分。


為了進一步對比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歐國家的差異,作者在第一個識別方程中繼續引入虛擬變數Communist,乘上翻譯國和時間啞變數做交互項,生成兩個三重交互變數。回歸可以得到兩個係數,一個係數度量了衝擊對西歐-社會主義國家間翻譯的影響,對照組是西歐-西歐;另一個係數度量了外生衝擊對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國家間翻譯的影響,對照組是社會主義-西歐。


通過對比蘇聯加盟國、波羅的海諸國、衛星國和西歐國家的書籍翻譯數據,容易發現1991年前後翻譯量的趨勢發生了變化。為避免基數不同造成分析失真,作者將數據進行對數變換以判斷變動率。從趨勢上看,西歐-社會主義國家翻譯在1991年前後出現躍升,並快速趨近西歐國家內部水平,社會主義國家間翻譯數量大幅下降。這三類地區在翻譯的絕對數量和增速上都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基於雙重差分的計量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

書籍翻譯背後的知識流動:東歐劇變對知識擴散的影響


從係數和顯著性上看,衝擊的大部分效應發生在幾年內,隨後基本保持穩定。衝擊帶來的正向效應從1989年開始,在1991後對衛星國和波羅的海諸國開始顯著。從1992年開始,這一增量保持穩定。在東歐劇變的幾年內,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翻譯數量在這三組國家中都出現了下降(雖然每年係數都不一定顯著),下降趨勢基本保持穩定,但絕對值仍舊高於西歐國家的翻譯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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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對這一「躍遷——穩定」現象給出了解釋:在約束解除之後,原社會主義國家會按新的速度翻譯外文材料,但因瞬間接觸到許多存量外文材料,因此會在短期內導致一個急速消化學習的過程。作者通過書籍的數據證明了這一解釋。

作者隨後回應了幾個可能的質疑。東歐劇變並沒有改變總的書籍出版數量,因此不會通過總量效應影響翻譯速度。作者在穩健性檢驗中排除了第二語言的干擾,考慮了使用俄語對各國家翻譯數量的潛在影響,考慮了東歐各國不同的改革程度,考慮了俄羅斯對其他國家的翻譯協助,這些因素均不會改變本文主要結論。作者變換了被解釋變數的口徑且做了分組回歸,計量結果也是穩健的。此外,作者還證明了不同種類書籍翻譯受到的衝擊不同。


本文最核心的貢獻在於用外生衝擊成功地識別出了制度對知識擴散的影響,並區分了混雜其中的偏好因素。書籍翻譯對知識流動的代理可能還受到以下幾種質疑:如何應用於研究英語世界?語言障礙對知識流動的障礙有多大?書籍翻譯的自選擇問題如何處理?對此,作者也在穩健性檢驗和結論中進行了相關的辯護和回應。


文章來源:Ran Abramitzky, Isabelle Sin., Book Translations as Idea Flows: the Effects of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on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4, 12(6):1453-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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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主編:黃英偉 責任編輯: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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