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牟其中出獄引發的思考：中國商人的「胡雪岩宿命」

紅頂商人胡雪岩

長假前後，人們幾乎都在關注房價：有餘錢的中產者擔心兇猛的貨幣增發使自己那點財富急劇貶值，不得不將錢投到房市中；有剛需的家庭痛恨炒房客將房價炒高，自己「居者有其屋」的夢變得越來越遙遠。——反正是群眾和群眾之間的鬥爭，官府用政策來調動草民的的財富流向和民間情緒。這樣的套路多少年來依然管用。

就在一、二線城市房價飛漲的時候，在監牢里坐了16年的前「中國首富」牟其中出獄了。當年他是以「信用證詐騙罪」入獄的。他的判罰是否公正，小編不做評判。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民營企業家要在與國企相比不公平的市場環境中殺出一條血路，不得不行走在灰色地帶，有些行為確實在法律上有問題的。如果要搞掉一個民營企業家，有司只要用點功夫，那是十有八九的把握是可以將其「入罪」的。

很有氣場的牟其中

我大學畢業的1993年，正逢前一年小平南巡引發了投資創業熱潮，「改革開放」的閘門再次大開，中國從此步入差不多2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期。牟其中無疑是那個時候的風雲人物，借用G20會議上一句被領導人引用的宋詞，他可真是「弄潮兒向潮頭立」，但很遺憾沒做到「手把紅旗旗不濕」。我同屆畢業的幾位校友，被他的人格魅力吸引，去了位於門頭溝的南德集團，我還定期收到南德集團的內部刊物《南德勢界》。當時整個社會都激蕩著一種興奮、躁動的追逐財富的情緒，牟其中的許多語錄在我們這些年輕中人流傳，比如：「世界上沒有辦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中國商人很難做到獨善其身，而與政治家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樣代代相傳就更難了。」前一句帶著牟其中那代人青年時期的痕迹，其實就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翻版；第二句可算是一語成讖，提前說出了自己的命運。

昨天有人在微博上披露：

服刑16年出獄後，傳在北京有264套房的前首富牟其中突然發現這個世界變了，這16年間房價暴漲，自己還是土豪。這是真的嗎？

有似乎知情的人在跟帖中進一步解釋，這是當年牟其中在門頭溝拿了塊地，蓋了三棟家屬樓。現在這些房子都被人佔了，但產權仍然是牟其中的。——如果真是如此，牟其中通過法律要回這兩百多套房子，理論上他又是億萬富翁了。

幾乎在牟其中出獄的的同時，中央深改組召開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這份文件值得關注的幾點具體措施有：

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不合理規定；完善平等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等原則處理民營企業不規範問題；嚴格區分違法。等等。

特別是第三條，意見進一步強調，「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範問題。」有人理解為這是中央大赦民營企業的歷史原罪。

果真如此否？

我們必須承認，1992年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民營企業貢獻巨大，甚至可以說是靠民營企業搞活了中國經濟，使中國GDP一躍成為世界老二。近幾年「國進民退」，一個個龐大的國企又被養起來了，民營企業舉步維艱。一些民營企業家，要麼想辦法將財產轉移到國外，要麼把錢投到房地產上。而國企，其實就是「官企」，和普通國民關係不大，再怎麼高喊做強做大，其很難避免低效率。沒有一大批有活力的民企，中國的經濟總體質量、就業率受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高層當然著急，此番想給民企鬆綁，是真的要在制度上給民企和國企平等的待遇，還是為了渡過難關的權宜之計？只能拭目以待。

針對東北特別是曾經的「共和國長子」遼寧經濟增速墊底、人才流出、市場蕭條，中央將投入巨資以圖振興。前一陣有人說：遼寧混到今天這個地步，欠對一個人的道歉。這個人就是當年華晨的老總仰融。當年在華晨蒸蒸日上時，把仰融趕走，華晨收為官有。

中央深改組靠一份文件能讓更多的「仰融」接盤嗎？讓有魄力有想法有幹勁的民營企業家避免牟其中的下場？或者說，從此讓中國的商人告別「胡雪岩宿命」？

還有民營企業家去東北接過仰融未竟事業嗎？

2009年我為一本書寫了篇書評《中國商人的「胡雪岩宿命」》，文章中說：

這本書里提到的中國大商人，既有年廣久、牟其中、褚時健、顧雛軍、張榮坤、黃光裕這些在三十餘年改革開放歷程中經歷過風光到落馬的商人，也有王石、馮侖等正當紅的巨賈。

現在重讀這篇文章，只覺得那些新聞由頭已被人遺忘，而文章談的問題，似乎一點也沒過時。貼出來以饗各位看官。

中國商人的「胡雪岩宿命」

遼寧省西豐縣警察進京抓記者的事件，必將在當代中國輿論監督史留下一筆。該事件發生後，事件的幕後指使者、原縣委書記張志國旋即陷入輿論的漩渦，進而黯然丟官。媒體和輿論對此事的迅速而集中的反應，一方面當然說明當下國人對輿論監督所遇到重重困境的焦慮；另一方面也不無媒體人物傷其類的情感使然。

西豐事件的主人公、法制日報社《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本只是一個低調本份的知識女性，為此一夜成名。在媒體的關注和輿論的聲援下，朱文娜有驚無險。然而，多數人忽視了導致「西豐事件」發生的另一位女性——遼寧省民間商人趙俊萍。正是這個倔強的東北女商人，不滿西豐縣官方因修建「東北土特產市場」而拆除其加油站所給的賠償，尋求法律上、道義上、輿論上的救濟，而觸怒該縣主政者、縣委書記張志國，而以「偷稅、誹謗」入罪，從而引起素以關注中國市場經濟法治化進程為己任的《法人》雜誌關注，進而才有了「西豐事件」。

因此可以說，女記者朱文娜的命運和女商人趙俊萍的命運有著很強的關聯性，甚至可以視為今日中國公權力、私權利、輿論監督三角關係的一種隱喻。公眾對媒體寄予過於沉重的希冀以及媒體人自身的無力感，和公民權利在許多地方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是因果關係，後者的因才導致前者的果。「西豐事件」在重大新聞事件以加速度頻發的當下正在淡出公眾的記憶，而趙俊萍至今身陷圇圄，其「罪」與「非罪」還是一筆糊塗賬。朱文娜的脫險、張志國的去職並非法律的勝利，而只是各種力量平衡的一種結果，其結果因為無普適性對制度建設的推進意義有限。朱文娜能逃脫權力的報復，和她一樣同為媒體人的李文娜、張文娜未必有這樣的好運氣。因此可以說，對這個時代來說，關注趙俊萍們的命運比關注朱文娜們更有價值。在一個社會中，人不論貧富，其人身權和財產權能受到法律完備的呵護、免於權力的掠奪，如此，朱文娜們就不必為監督權力而擔驚受怕。

《法人》雜誌社將這一事件後部分優秀報道，輯錄結集為《西豐事件後——中國企業家成長中的一部警世恆言》，日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這部書的出版，可以理解為，作為偶發事件，警察進京以上司被誹謗為名抓記者早已成為歷史，然後西豐事件引發的一個大問題，值得長久的關注與思考。

這個問題是：中國商人什麼情況下是安全的？中國商人為什麼優秀而難以強大？

這本書里提到的中國大商人，既有年廣久、牟其中、褚時健、顧雛軍、張榮坤、黃光裕這些在三十餘年改革開放歷程中經歷過風光到落馬的商人，也有王石、馮侖等正當紅的巨賈。他們的資產、他們的知名度，趙俊萍顯然無法與之相比，然而我認為趙俊萍和他們最大的相當之處是：左右他們命運的，不是法律，而是權力，是某些掌握權力的官員的意志。

這才是中國商人真正的困境。中國商人不能不畏懼、諂媚、逢迎權力的命運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到漢武帝打擊富戶、頒布「告緡令」時基本定型，延續了兩千多年。陳志武曾撰文分析「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裕」，其原因亦可用來說明，中國商人為什麼優秀，而很難把企業做大做強。華人的經商天賦，是得到公認的。中國商人的勤勞堅韌、對市場的敏感、氣魄的浩大，不亞於猶太人，中國從古到今，多數商人不但富不過三代，就自己那一輩子，也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根本的原因是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不可能建立起保證市場公平交易、自由競爭的法律體系。任何市場的交易都要有一種穩定的契約執行機構，保證交易雙方的利益，否則風險無法預料，成本難以估量。而保證市場公平規則執行最強有力的只能是政府。但在帝制時代，歷代王朝不但不是公平交易制度的建立者和維護者，反而是最大的破壞者，不少官員利用權力對子民的財產——既包括小戶的一畝三分地也包括巨商的萬貫家產予取予奪，這也是歷代王朝陷入政治危機的最重要原因。

在秦以前，商人是可以傲王侯的，財富擁有者可以對抗權力，直到秦朝剛剛建立時，朝廷還得善待類似巴寡婦這類巨商。但資本是流動的，資本的流動必然要帶來人員的流動，引發思想的活躍，言論的難以控制，這和帝制時代固民於土的主要社會控制形式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於是，歷代統治者不得不面臨這樣一個難題：既要利用商人生財，流通貨物，來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又得防止商人階層崛起帶來的管制難題。於是，歷代統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對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許商人在一定範圍內追逐利益，但絕對要打壓其政治上的訴求。明太祖朱元璋誥命商人為「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從身份上矮化商人地位，就是此種目的。因此，商人要掙錢，尤其要掙大錢，除了巴結官府、伺候官員別無他途，可以說，官商結盟是幾千年來做大買賣的不二法門。

與官家走得近，固然可以牟利，但也是取禍之道。與權力結盟而致富，使其財富的獲得具有原罪，這種原罪導致一種惡性循環，隨著財富的增加，巨商對權力的依附只可能越來越強而非相反，商人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從來不敢像《大憲章》誕生時期的英國商人那樣，以一種相對獨立的力量與權力握有者博弈，只能仰權力鼻息，或者用金錢支持某個官員為自己謀利。如此，與權力結盟只會使商人更加驕縱，而非是法治社會中，任何一種社會力量，在政治舞台上要想長久生存必須做到權責平衡。《金瓶梅》中的西門慶雖然是小說中虛構的人物，但他有一段宣言式的話語被當成因權力而富裕的中國商人典型心態：

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於是，「為富不仁」幾乎成為公眾貼給富商的標籤，而權力掌握者利用「告緡令」發動群眾運動往往很有成效，在權力和民粹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的商人和商業，在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里，其生長必定是畸形而艱辛的。依附權力的商人得志時威風八面，但一旦得罪了權力，頃刻就可以使其破產，甚至不保身家性命，明王朝定鼎南京後，江南首富沈萬三被洪武帝隨便找個理由抄家、充軍便是典型的例子。

當商人階層不可能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甚至他自己最基本的人身權、財產權得不到保障時，他們怎麼可能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古代商人一擲千金為善，多半是兩種情況，一是基於熟人社會的倫理道德造福鄉梓而獲得光宗耀祖的快感，因此那些遠離故鄉的陌生社會裡，坑蒙拐騙無所不幹而暴富的商人，回到故鄉卻成為一個樂善好施的謙謙君子。二是取悅於權力，在權力的要求和暗示下「樂捐」，來支持官府的事業，當然也包括賑災、興學這類公益事業，其中當然也有一褻商人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的因素，但對多數商人來說，討好官府的成份更濃。

在沒有保障市場公平競爭的政治體制下，且不說西門慶這樣的無賴富商，不免於或被江湖中如武松這種「俠客」殺掉或被廟堂上某位「清官」消滅，即使像清末胡雪岩那樣操行品德相當不錯的巨賈，也擺脫不了「成也官府、敗也官府」的宿命。胡雪岩因為「權力期貨」買對了，在與太平天國戰爭中支持當時大清朝的政治新星左宗棠，從而使他在官場、商場上具有巨大的能量，而其敗落的重要原因是成為左宗棠和李鴻章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在官場權爭中察言觀色、左右逢源的商人，很容易喪失在真正資本市場中搏殺的能力，那麼和外國資本的較量中，猶如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和英法聯軍槍炮交戰一樣，蒙古勇士再驍勇也會大敗。大清最後一個開明的大臣張之洞，在任湖廣總督時，大辦洋務，成績斐然。但多數企業是「官督商辦」，在國際上沒什麼競爭力。

權力對資本的過度控制，使傳統的中國商人，熱衷於向官府討一件護身的「黃馬褂」——若干年後，沒了黃馬褂，但也有類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護身符。可沒有建立起可以制約公權力、確保市場競爭公平公開的法治體系，無論披上如何耀眼的黃馬褂，在權力面前只是一隻紙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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