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馬里亞斯：我越來越難去相信在小說里讀到的東西

在馬德里採訪哈維爾·馬里亞斯（Javier Marías）的那一周，他的新書《於是壞事兒開始了》（Así empieza lo malo）剛被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的文學增刊《巴別塔》（Babelia）選為「2014年度最佳小說」，這已是他梅開二度，2011年的小說《迷情》（Los Enamoramientos）也曾獲此殊榮。馬里亞斯青少年時代跟隨哲學家父親在牛津和耶魯遊學，十九歲開始發表小說，譯過許多英語小說和詩歌，他有整整三大屋的英語文學。1989年出版的描寫牛津學院生活的小說《全靈》（Todas las almas）至今仍是他心頭最愛，這部小說也為他贏得了「雷東達島國王」的稱號。馬里亞斯的小說已被譯為四十三種語言，在英語文壇尤其受歡迎。簡體中文版《如此蒼白的心》姍姍來遲，今年1月終於與讀者見面。

哈維爾·馬里亞斯資料圖（圖源網路）

我採訪過幾位出名的當代西班牙小說家，感覺好像你們這一代作家都不愛提六十年代拉美的文學爆炸一代，而更傾向於表現自己受外國文學或是更古典的西語文學的影響。這是為什麼呢？是父輩情結嗎？

馬里亞斯：爆炸一代是上一輩作家，他們的小說現在已經成經典了。要說影響的話，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我們開始寫作的時候他們還沒退休，同時在創作，所以很難說誰受誰的影響。我十九歲就開始發表小說了，那是1971年，許多比我年長的作家比如愛德華多·門多薩發表小說處女作時比我還晚好幾年，所以說，年紀大的作家未必會對我產生影響，受同輩人影響就更難了。如果你問我當代西語作家裡喜歡誰，我會說我喜歡門多薩的小說，但不會說他對我有影響。我還喜歡阿圖羅·佩雷斯-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西班牙暢銷書作家，擅長歷史冒險小說，電影《第九道門》《傭兵傳奇》《海圖迷蹤》均根據他的小說改編，他是第一位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西語作家，被譽為「二十一世紀的大仲馬」——譯註），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雖然他寫的是懸疑驚悚的冒險小說，跟我的小說完全不一樣，但非常好看，環環相扣，讓人停不下來。他寫的小說我就寫不出來，所以我挺崇拜他的。我不太會崇拜跟我寫類似題材的作家，因為只要我想寫也能寫出來，但是有些東西哪怕我想寫也寫不了，比如阿圖羅的冒險小說。

在中國最有影響的西語小說家還是馬爾克斯和略薩，但是您好像受英國文學影響最多，還翻譯過許多英語文學的經典，那您覺得自己算是身處在英國文學的傳統中嗎？

馬里亞斯：也不光是英國文學，應該說是歐洲文學吧，我也讀很多法國文學、德國文學。你提到的這些拉美小說家，當然我覺得他們很不錯。他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表了許多精彩之作，對我們這些當年的年輕作家來說是一股清新之風，因為之前的西語文學已經僵化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充斥著迂腐的學究氣。拉美小說家的突然出現，讓我們知道用西語也可以寫出新鮮的東西，形式也可以更加自由。我覺得馬爾克斯、略薩、博爾赫斯他們寫出了很多很棒的小說，胡安·魯爾福我也很喜歡，他只寫過兩本小說，不過都很棒。但是（總有一個但是），我們雖然共享同一種語言，但他們所處的世界跟我們的太不一樣了。在這個例子里，語言沒有那麼重要，它重要，但依然是次要的。可能我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也是一個譯者，作為譯者，你必須得相信，一種語言能說的東西在另一種語言中也能夠表達。我們雖然和拉美作家一樣用西班牙語寫作，但生活背景截然不同，我在心理上覺得我身處的環境跟地中海國家、英國甚至是丹麥更接近，儘管我們並不說同一種語言。

難怪有不少評論說你不像西班牙小說家，因為西語小說被拉美小說給定型了，總得講點魔幻的鄉下故事好像才對味。中國也有類型的現象，很多有名的中國作家都愛寫帶點超現實的鄉土背景的故事，比如莫言。

馬里亞斯：就是拿諾獎的那位嗎？我還沒看過他的小說。他拿獎的時候我看過不少關於他的報道，但是不知道怎麼回事，從那些報道的內容里，我一點兒也沒打起去讀他的興趣。而且我有很多文學品位值得信賴的朋友，如果當中有任何一個人跟我說，你得讀讀莫言，那我馬上會去讀。可惜至今也沒有一個人這麼說過，他們都說不讀也不可惜。所以我還在等我信任的朋友推薦一位中國當代小說家的作品給我讀。

我讀過您小說的英譯本和英語評論，許多評論都提到您華麗的長句和綿延不絕的文風，但讀中文譯本時，這樣的感受不是特彆強烈。這可能和我們的語言構造有關係，中文裡沒有從句。

馬里亞斯：我的確喜歡寫很長的從句，英語評論常提到這點，好像他們也很驚訝。但這挺奇怪的，美國作家以前也愛寫長而複雜的從句，比如福克納、亨利·詹姆斯等等。現在好像這一傳統已經消失了，所以他們看到長句堆砌覺得挺新奇的。這麼說中文裡也沒有長句嘍？那麼譯者肯定得把長句割斷打散，讀上去味道肯定會不一樣。因為長句自身有一種節奏和韻律，就像音樂的旋律一樣。這對我很重要，而且當我寫下這些句子的時候，那種節奏和韻律正在我腦海里盤旋。這些在翻譯中大概永遠丟失了吧。我很好奇普魯斯特在中文裡是怎樣的，他的句子也很長，有時候好多頁只有一個句子，那樣的句子像一波一波的海浪壓過來，讓你眩暈窒息。如果語言風格無法得到準確的再現，那西方小說家可能在中文裡讀上去都挺像的吧？那你們怎麼判斷一部小說的好壞呢？

我想大概只能從結構、情節、人物性格、心理描寫的深度、時間空間的廣度、對世界的理解框架等方面去判斷分析，但語言風格可以說是由譯者的文字決定的。

馬里亞斯：嗯，我以前經常說：讀翻譯小說的時候，沒有一個詞是原作者選擇的，每一個詞都是經過譯者在另一種語言的辭彙庫里遴選後決定的。

您家裡有這麼多從古至今的英國小說，都讀過嗎？

馬里亞斯：幾千本當然不可能全部讀過啦，有這麼多書不光是為了讀，也因為我愛收藏。我收藏了約瑟夫·康拉德的書信原件，還有福克納、托馬斯·曼、馬拉美等人的簽名本。最近剛入手的寶貝是初版的《項狄傳》，九卷本，1760-1768年間陸續出版，其中三本有勞倫斯·斯特恩的簽名。珍本書店會給我寄目錄，我剛收到波士頓的跛腳鴨書店寄來的拉美、西班牙、葡萄牙文學的目錄，不過他們賣得都很貴，博爾赫斯的東西尤其貴，十二萬五千美元一份手稿，一份手改的雜誌文章的校樣（才二十五頁）也要兩萬五千美元。

您說過相比起作者的身份，您更是一位讀者。隨著年齡漸長，這有變化嗎？

馬里亞斯：我現在讀書量不如從前了，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越多，讀書時間就越少，這是真的。還有一個問題，可能跟年齡漸長有關，我現在六十三歲，最近十年我覺得自己不像以前那麼愛讀小說了，因為我越來越難去相信在小說里讀到的東西。年輕的時候不會有這個問題，你讀小說，知道它是虛構作品，但只要寫得好，你會假裝相信那些故事發生過，相信那些情感是真實的。近年來我感覺很難再去這樣相信了。即便是我自己寫小說時，也要費上很多力氣去相信我虛構出來的故事，因為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那別人更不會信。寫作變得越來越難，我必須得努力克服困難，不然對讀者來說會是災難。現在我更愛讀非虛構，歷史、藝術，散文和詩歌。我自己沒有寫過詩，但是過去翻譯過不少英語詩，我至今仍然覺得詩歌是文學能夠達到的最高成就。

如果看到負面評論，您會有厄普代克的衝動——拿起筆自己寫評論教教那些批評家「什麼才公平」嗎？

馬里亞斯：我知道厄普代克寫過大量小說評論，倒不知道他是出於這個原因。原則上說我覺得小說家不應該寫小說評論。如果你開始評論一部同行寫的小說，那麼潛台詞是你更知道小說應該怎麼寫，這太自大了。我知道很多人這麼做了，也的確有很多精彩的評論出自小說家之手，這點不容否認，但是我覺得這樣不對，所以我從不寫小說評論。如果我讀到自己小說的負面評論（幸好好評比差評多），也不會特別記恨，許多年前我就想通了：一旦你發表作品，等於把自己暴露給公眾，任何人有權發表任何看法。艾米莉·狄金森寫過詩：發表就是把人的思想公開拍賣了。不想聽差評的唯一辦法是不發表。而且你不能也不應該期待所有人都喜歡你的作品，事實上，如果所有人都喜歡，那大概不是什麼好現象，因為蠢人還是挺多的。有時候我讀到一個平時特別看不上的人寫了篇惡評，會暗自鬆一口氣：太好了，這傢伙不喜歡；要是連他也喜歡，才讓我不自在呢。但是公開場合我不會說什麼，因為遊戲規則就是，你發表了，就得接受別人的評論，不得抱怨。我自己也不是特別沒有安全感的人，不會因為幾篇惡評就感覺自己的創作沒有價值。

有評論說您的小說里屍體不斷堆積，是不是在暗示您對謀殺、犯罪之類特別感興趣？

馬里亞斯：屍體？真的嗎？很多嗎？我不覺得啊。最多一兩個吧，《迷情》里有一個人死了，《如此蒼白的心》開頭有一次自殺，結尾有人提到一場過去發生的謀殺，不算很多吧。而且這些事情都是真實生活里會發生的，比如《如此蒼白的心》開頭的那個自殺場景，一個剛度完蜜月的新娘在浴室里用她父親的手槍自殺了，這是在我家庭里發生過的真事。許多年前我母親的一個表姐妹就是這樣死了，我母親提到過幾次，這事一直讓我很著迷，一個新婚燕爾的女人，沒有明顯的家庭矛盾，度完蜜月兩周竟然自殺了。我永遠沒法探究這事的真相，因為大家當時都閉口不提，而可能知道情況的親戚如今都已經過世了，從某種程度說，這是我小說的第一次心跳（納博科夫說的first throb）。因為我沒法知道真相，所以可以去虛構去創造。這是一具真實的屍體，我把它寫進了小說。當然我的小說並不是關乎謀殺犯罪，只不過這具屍體是小說的起因。《迷情》的開頭也有一樁罪案，也是來自真實生活。我的一個女性朋友每天早晨去咖啡館吃早飯時總會看到一對夫婦，他們一直很愉快和諧，後來她發現丈夫死了，跟小說里寫的一樣；跟小說里不一樣的是，我朋友沒有去跟寡婦搭話，後面發生的故事都是虛構的。所以小說里的屍體可能來自真實生活，而最讓人遺憾的是，真實生活里屍體太多了。我在小說里這樣寫過：人們聽說大屠殺之類的可怕事件會感到恐懼憤怒，但是對通貫歷史、在世界各個角落裡不斷發生的單個謀殺案則無動於衷。其實這些單起謀殺更糟糕，每個兇手都詳細地計劃並付諸實施，並且這一行為不分時間、地點一再發生。如果你把它們全部加在一起看，那結果是非常驚人的，這才是人類真正的醜聞。

再扯開去說說死亡。《迷情》里一個人物提到了巴爾扎克寫的短篇《夏倍上校》，講的是拿破崙時代的一個上校，大家都以為他死在戰場上了，但是在他被正式宣布死亡後十年，他又回到巴黎，發現老婆改嫁了，家產也沒了，連要證明自己不是冒名頂替都很難。寫這個故事的寓意是，每當我們親近的人去世時，我們總是悲痛欲絕，希望那個人能起死回生。但是我們允許自己這樣想，是因為我們知道這不可能發生。如果我們停下來想一想，死去的人真的回來了會怎麼樣，就發現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拿我自己家來打比方吧，我父親九年前去世了，我們幾兄弟都很傷心，很想念他。但如果他現在復生，會發現我們已經把他的遺產快花完了，他的房子雖然還在，但已經有親戚住了，我們該讓他住哪兒呢……要是還有巴爾扎克小說里老婆改嫁的問題，那就更麻煩了。所以《迷情》開頭的寡婦雖然很悲傷，但總有那麼一天，她再也不想讓死去的丈夫活過來。活人和死人在我的小說里總是糾纏在一起的。

您作品的主要英語譯者瑪格麗特·朱爾·科斯塔（Margaret Jull Costa）是當今西語和葡語文學最傑出的英譯者，你們是怎麼結識的？是她選擇了您，還是您選擇了她？

馬里亞斯：瑪格麗特是第一個翻譯出版我作品的英國出版社推薦的，那是1992年，當時我並不了解她，等譯完之後我發現譯得非常棒。後來她譯了許多我的書。最不尋常的是，大部分美國和英國的評論都會提到瑪格麗特的名字，這對於翻譯書而言是非常罕見的，一般來說評論家不會去特別提翻譯，除非他 / 她極為突出。二十多年來，我們見過幾次面，不算太多，但是一直保持聯繫。有時候她沒把握或是有疑問了就會寫信問我，這句話是這樣翻好還是那樣翻好；從她的問題里，我知道她是多麼棒的翻譯。我會儘力幫助我的所有譯者，回答他們的問題，因為我也曾是翻譯，知道翻譯多麼辛苦。問題是我翻譯的大都是死人的書，有本康拉德的書難得要命，我當時多麼希望他還活著，可以回答我的疑問。所以我總是幫助我的譯者解答疑難，而且我很幸運，我的幾位譯者都很優秀，雖然我不懂德語，但是出版社告訴我德語版譯得也非常精彩，可惜那位翻譯幾年前去世了。

您會親自審閱譯稿嗎？

馬里亞斯：我的書剛開始有譯本時，我會盡量審閱譯文，因為那時有時間。我能讀法文、義大利文、英文，會圈出誤譯的部分，但是現在不行了，譯本太多，我也沒時間一一過目了。很高興我的小說能在與我說完全不同語言的讀者中流通，芬蘭語、韓語、中文等等，這樣我就只能放任自流，不會有被背叛的感覺。最近還有一個譯本很奇特，是印度的馬拉雅拉姆語，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在哪裡，不過他們告訴我有三千多萬人說這種語言呢。

您一直給《國家報》寫專欄對時事發表看法，您對最近加泰羅尼亞要獨立的事兒怎麼看？

馬里亞斯：作家對公共話題發聲音是西班牙的老傳統了。加泰羅尼亞要獨立這事兒不太靠譜，他們已經在西班牙五百年了，留在西班牙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整個國家都好。我是馬德里人，可我就沒什麼民族自豪感，要是有人跑來跟我說馬德里又臟又亂又差，我肯定說就是就是。民族主義是很害人的。（作者：盛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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