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汪暉：「橫向的」二十世紀的政治時刻（上）

【編者按】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歷史系雙聘教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全國政協委員。去年，汪暉教授出版了《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一書。在他看來，「二十世紀」是從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前後的「作為短世紀的漫長的革命」；「二十世紀」不僅是「十九世紀歐洲」的異物，也是內在於「二十世紀中國」的異物。

在這篇訪談中，汪暉教授進一步闡發了他對「二十世紀」的理解。在訪談的上半部分，他解釋了二十世紀如何把自己和過去一切時代區別開來，以及在中國歷史研究和當代文化政治中反覆出現的「替換」現象。此外，他還對二十世紀中國給出了一個年代學描述。

汪暉

澎湃新聞：首先想請您再談談「二十世紀」的獨特性。您9月3日在華東師大的演講中提到：「評價二十世紀等於評價歷史上的一切時代。因為二十世紀想把自己和過去一切時代區別開來。」「二十世紀會使用十九世紀以及之前世紀產生的概念、範疇，但這些概念、範疇的歷史內涵在二十世紀發生了替換。」然而，就「把自己和過去一切時代區別開來」而言，這似乎是現代性的固有命題；就概念內涵的替換而言，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曾經以復古的方式替換了「民主」這樣的概念的內涵。那麼「二十世紀」獨特的地方在哪裡呢？

汪暉：二十世紀所謂要跟過去、跟一切時代區分開來，要對過去一切時代進行評斷，就這個思想的表述和根源來講，它跟歐洲現代性的表述有一致之處。但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二十世紀誕生的時候，「世紀」這個意識非常獨特。在二十世紀之前中國人沒有討論過「世紀」的問題，也從來沒有把「世紀」作為我們時代的自我意識。因此，「世紀」的意識是與二十世紀緊密相連的，它和過去一切時代的區分不是一般的時間上的區分，而是對一個歷史時刻，對一個局勢、情境、時勢的特徵的把握。

我覺得這裡有兩面：一方面，它確實包含現代性時間觀的敘述，但另一方面還涉及這個時刻本身。這個時刻把他者的歷史、把整個外部的歷史都變成自己的歷史，同時也把自己的歷史當成全部歷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對當時的中國，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只是解決中國的問題，還要解決世界的問題，反之，中國的問題解決了，世界的問題才能解決，這二者是相互連帶的。這個局勢是由——用今天的語言說——資本主義，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全球體制的確立為其前提與主要標誌的。

換言之，二十世紀跟過去區別開來，在中國的情境中不只是縱向的、時間上的問題，還發生了橫向的、整個世界關係的總體變化。當時的人們清晰地意識到了這個變化的不可避免性，知道如今要處理中國問題再也沒有辦法回到舊方式了。再用晁錯、賈誼一直到顧炎武、黃宗羲的方法來寫政治論述的話，很困難了。雖然個別的一些建議、一些政策的制定可以，但是宏觀的敘述不可能了。歷史的敘述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是一個重大的斷裂，全局性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二十世紀」跟過去不同的地方是，這是和過去縱向歷史的自我意識不一樣的一種意識。它很難從單一的歷史內部簡單地衍生出來。實際上，「十九世紀」意識是「二十世紀」意識的產物，而不是相反。不是從十九世紀蔓延到二十世紀，而是因為先有了「二十世紀」的意識，才會創造出自己的前史。這個前史在此之前並不存在，它存在於別人的歷史上，所以我們也要思考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和全球問題，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十九世紀」問題。這便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而來的、一系列的所謂現代化方案（包括軍事、工業、教育、城市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方案可以是各種各樣的：殖民主義的現代化、自強運動的現代化，以及革命的現代化。總之它伴隨著整個全球體制的確立過程。而對所謂的「十九世紀」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放置在一般的對現代性批評的思考里，因為它包含了時人對情境的準確把握，並在這個把握基礎上建立行動方略，因此它是行動的。

由於「二十世紀」在中國的誕生引發了一系列的思想和知識的震蕩，甚至可以說理解歷史、解釋世界乃至宇宙的框架都逐漸地被替換了。王朝更迭的歷史敘述與世紀的範疇相互競爭、重疊，最終引入了一系列在傳統王朝史中很難納入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內容。由此引發了中國歷史研究和當代文化政治中的反覆出現的「替換」現象。「替換」的意思不只是借著古衣冠來說事兒，它也借用新外套，尤其是外來的衣冠。當我們把其他世界納入自己的歷史裡，歷史變成了總體史，但這個總體史的內部有著高度的不均衡性：在現實方面，一方面我們要處理資本主義本身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連真正的工業基礎，連產生成熟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條件都不具備，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也不完備。我們要同時面對這兩方面的問題。在歷史方面，我們試圖用適用於歐洲近代變遷的範疇、概念和框架解釋中國歷史，如時代、古代、中古、近代、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萌芽、階級、勞動、生產力、生產方式、剝削等等，這些範疇和概念重組了對歷史的解釋，並將這種解釋直接地組織到當代鬥爭之中。在二十世紀退潮的時代，辨識這些「替換」的生硬和勉強之處其實並不用很高的智力，真正挑戰性的工作是解釋這些「替換」的真正的歷史政治內容。在一定意義上，沒有這種「替換」，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是難以發生的。

比如反思「一戰」時，中國人也會像歐洲人一樣反思民族主義、民族國家，可當時中國作為民族國家所處的位置仍然風雨飄搖，因此，對民族主義的反思就和國家建設的現實任務同時擺在了人們面前。在這個過程中，會涉及一些西方流行的概念、範疇，儘管是在中國的語境中使用它們，卻還是存在明確的相關性，因為當時中國已經在總體史的內部。但另一方面，中國內在的社會構造力量和其他世界又完全不一樣，所以會發生概念內涵的替換，而這個替換的首要基礎就是社會條件。比如中國社會的能動力量，既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工人階級，倒是王朝內部的精英知識分子，或者是其他可能被召喚為能動力量的社會階層。我這裡所說的召喚，並不僅僅是少數精英對大眾的召喚，而是一種情境，一種將原先沉默的、沉睡的力量轉化為能動力量的條件。這就是「二十世紀」得以在中國誕生的條件，一種難以從中國歷史中自然衍生的狀態。資本主義生產、帝國主義體制、工業化的力量、城市的變遷，看似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邊緣區域被組織進新的生產流通體制，看似延續以往的政治組織和國家構造不得不適應新的國際條件而內部重組……這些深刻的變遷帶動著生活形態的變化，激發著社會動員。沒有這些條件，少數精英是沒有可能「喚醒」這些力量的。這些力量的出現並不只是打著舊衣冠，有的是穿著了嶄新的衣冠。新舊之間矛盾和不適應其實最深刻地體現在「替換」現象之中——「二十世紀」要將阿Q、閏土、祥林嫂們召喚為「革命者」，究竟什麼樣的衣冠才能適應如此難以設想的劇烈變遷？

阿Q

正是在概念內涵的重大變化當中，產生出了一種新的政治空間。原先這些概念很容易被化約為它的物質的、社會的基礎，但是如今中國沒有類似的客觀條件，就不能輕易化約。比如講「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化約為工人，而是說，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包含了一種能動的政治力量。其實不光「無產階級」如此，「資產階級」以及其他概念也一樣。概念與社會條件的錯位產生了一種激活效果，或者說，一種獨特的政治效果，歷史條件不斷地修正、充實概念，形成新的概念，而概念衝擊並打破了歷史條件或「現實」永久不變的幻覺，促成推動變化的動力的形成。事實上，在世界範圍內，這些概念並非空洞的能指，它們的誕生也正是一個波及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的產物。

我們也可以講「國家」。中國是一個複合社會，它既是王朝也是國家。理解中國，不能簡單套用那種把王朝和國家或者帝國與國家對立起來的構造，但是在二十世紀，似乎又要建立國家。當時講國家主義，講建立主權，一方面是政治主權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不是王權而是民權，要重新替換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回應社會正在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另一方面，國家問題的提出，還關乎把中國放置在一個由歐洲國際法所確立的、形式主義的國家間關係模式里。然而，在界定這些形式主義的關係、範疇時馬上會產生問題：承認中國是主權國家，難道之前中國就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嗎？說中國要走向世界，難道中國本來不在世界裡面嗎？在人民主權成為新的合法性源泉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形式（例如郡縣制及其變體，朝貢冊封關係及其變體，官僚體制及其變體）難道就此消失了嗎？顯然不是這樣。由此產生的敘述上的模糊和困難，誤導了許多人對實際境況的意識。但反過來說，它也開創了一個政治性的空間，體現了中國政治歷史的複雜性，以及國家建設在現代中國的獨特性。

汪暉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我剛才已經提到一個例子：怎麼看待王朝和國家的關係？國家建設，從革命的角度說，似乎是打破王朝建立國家，但在國際承認當中，又需要有中國的連續性。如果把王朝視為國家的話，那它的內部與外部的關係，外延邊緣部分——比如朝貢、冊封、藩屬關係到底怎麼處理，也都成了問題。中國到底是一個帝國還是民族國家？很多人認為到今天中國還是一個帝國，我完全不這麼看。雖然中國的內部確實繼承了先前王朝內部的複雜性，但就整個周邊關係而言，它已經完全處在民族國家體系內了。今天能稱之為帝國的，主要就是美國。可以說美國有各種各樣的藩屬關係、冊封的或准冊封的關係、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朝貢-回賜關係，儘管它不用類似的用語。美國有國界（border），但是它又有邊疆（frontier），它的邊疆在南海，在東海，在蘇伊士運河，在馬六甲海峽，在土耳其……它不但可以監控敵國，也可以監聽盟友，在許多發達國家的中心地區存在著指揮中心和軍事基地。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個帝國，而中國不是。這是第一個例子，關於王朝和國家之間的模糊性。

再舉一個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央人民政府顯然比辛亥革命以來任何的中國政府要強大、獨立得多。但在七十年代重返聯合國前，就形式而言，中國不是一個被聯合國接納的主權國家，雖然中國的獨立性、自主性要高於當時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所謂主權國家。中國作為獨立的、擁有真正主權的政治體，在當年聯合國的形式框架下並不被承認，因此，對中國主權地位的評判，並不能按照一般的形式主義的民族國家敘述，而是要按照政治關係。我在《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里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

我還可以再舉出第三個例子。一般人都喜歡從連續性的角度講近代中國的政治整合，但是，真正完成這個任務的恰恰是中國革命。中國革命把很多舊框架都打碎了，它甚至還建立了邊區政府。這種邊區政府既不否定中國的統一性，也追求中國的主權，但同時又是以革命政權的形式存在於中國內部，致力於打破當時主導性的國家形式。所以國家存在在二十世紀的形態，其實是非常複雜的。在整個二十世紀，國家始終處於形成之中，無論是追求民族獨立，還是追求階級解放，國家都是作為一個政治進程、一個持續爭奪和鬥爭的空間而呈現自身的。

回到「階級」來總結一下「替換」的問題。一方面，中國革命確實在很真實的意義上，把「無產階級」作為自覺的階級意識來追求，這不是虛假的；但另一方面，它的革命主體是農民，這個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主體的過程帶有替換性。我們既不能否認這些十九世紀的概念、範疇具有某種啟示性的意義，不能說出現了替換就不存在當時真實的概念，但同時還要避免把這種替換看成是混亂，避免把這些概念、範疇本身作為規範性的目標來對待。所以阿Q可以成為革命者，但阿Q會成為什麼樣的革命者另說。總之，千千萬萬農民成為了這樣一場鬥爭的主體，獲取了階級意識，這是一個政治過程，而不能化約為一般社會結構分析的問題。

汪暉著：《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

澎湃新聞：在《短二十世紀》中，您從主題學的角度（政治整合、文化與政治、人民戰爭）討論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化，那麼，我們怎麼從年代學的意義上，講述二十世紀中國的故事？對您而言，「二十世紀」有哪些年代是重要的，它們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汪暉：二十世紀的主導方向是政治化，政治化的過程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形態的體現。激進的政治化進程是與這個時代的獨特情境相關的，「替換」就是政治化的條件之一。

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前後，國家問題——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國家類型——是核心問題。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政治辯論，比如革命和改良的辯論，民族主義和維持某種帝國形態的辯論，然後確立五族共和的政治形式，處理南北間的複雜關係……這個時期，主要的政治化過程是通過政治革命來處理國家問題，以形成新的政治形式，這是「二十世紀」的第一波政治化。這波政治化所意圖打破的那箇舊的王權制，在排除人民參與的意義上，是去政治化的。最終要形成一個適應主權時代的新政體，當時圍繞著如何形成這個政體，出現了各種鬥爭：復辟與反覆辟，不同的政治集團的競爭，爭奪中央權力與中央-地方關係的糾葛相伴隨，議會制、總統制的爭論。當然，這波政治化有未完成的部分，包括對舊的政治關係的改造，對經濟關係的改造，不僅國家統一問題沒有真正解決，社會目標比如孫文提出的民生主義目標的達成更是遙遙無期。但無論如何，這些目標是其時政治化的信念和動力。

從1915年到五四運動這整個時期，我覺得是第二波高度政治化的時期。它的中心問題是文化問題。之前政治過程中的國家問題在這一時期也沒有消失，但政治化的第二個階段把文化或者文明，尤其是文化作為中心範疇提了出來。換言之，到這個時期，政治問題不能僅僅在國家框架下解決，政治需要重新通過文化來加以界定。如果說第一波的國家問題主要解決的還是「十九世紀問題」，文化問題已經包含了一些嶄新內容。

《新青年》

新文化運動、東西文化論戰發生在兩個重要的背景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是中國的共和危機，即國家建設過程出現了巨大的危機。這兩個背景迫使這個時期的人們去思考，我們的政治路徑是不是出問題了？原來我們師法的對象發生了衝突，原來我們師法的模式在中國也出現了危機，因此需要重新界定政治。如果僅僅在國家框架下來討論政治的話，政治難免就淪為議會政治、政黨政治、軍閥政治，淪為實際政治（realpolitik）。

文化運動所提出的問題，首先是對西方模式或者說十九世紀模式的反思，不論是新文化運動還是其對立面都有這方面的自覺，都覺得出現了大危機。當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三種基本的解釋路數，分別把一戰解釋為：民族國家間的衝突、文明（民主）與愚昧（專制）的衝突、資本和市場導致的社會衝突外化成的戰爭形態。這三種解釋針對的都是歐戰的根源，而這種對歐洲歷史的政治分析，同時也是對中國自身展開的政治分析，也就是在問：中國要走什麼路？在這些討論中，政治的內涵發生了變化。比如杜亞泉，雖然他重新討論了中國古典政體的意義，雖然他還強調國家的重要性、接續的重要性，但是他同時也質疑國家框架下的政治主義（政黨政治、議會政治）。五四時期的政治化，主要表現在語言問題（白話文運動）、文學問題（新文學）、婦女問題、婚姻問題、個性解放問題、青年問題、勞工問題、農民問題。這些問題原本不在經典的政治範疇之內，而是被看成一般的社會問題。新文化運動和整個五四文化運動，正是通過文化觸及所有這些問題，建構了新的政治，或者說重新定義了政治。自此，要解決中國問題，就要解決這些問題，它們都是真正的政治問題，而政治再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了。在這個層面上，新的政治化過程產生了。

此後到二十年代，北伐大革命、國共合作，又回到了國家框架下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但我認為真正代表了新一波政治化獨特形態的是土地革命。雖然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民族戰爭成了政治化的新的組成部分，但土地革命並沒有中斷。從北伐時期的城鄉動員、北伐失敗後的蘇區建立一直到四十年代終結，這是大規模人民戰爭發生、發展的歷史時期，它使得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口捲入了政治化進程。此前，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他說的「國民」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只有在人民戰爭的條件下，農民和鄉村才作為參與者，真正捲入到政治過程中。因此，所謂「人民戰爭」不是一個描述性範疇，而是非常廣闊、深遠的政治範疇。從戰爭一開始，它就不再是一般的軍事鬥爭，雖然它也是以軍事鬥爭為基本脈絡的，但它還涉及政權建設、根據地建設、黨的組織建設、群眾運動等等。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使得蘇維埃政黨和群眾之間逐漸要打成一片。所以我說人民戰爭改造了政黨，它還叫共產黨，但它和社會的整體性關係都變了；人民戰爭也改造了軍隊，它是有機地嵌入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中的軍事-政治力量。這個時候的政治參與、政治運動、文化運動也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一時代以民族-民間文化為源泉而形成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人民戰爭的產物。人民戰爭是一個獨特的政治形態，中國政治動員的獨特模式是在這當中形成的。我覺得它的遺產至今還在，比如抗洪救災、抗震救災過程中的某種動員方式就是來自人民戰爭的傳統，儘管內涵和條件均發生了變化。

土地革命

今天有人把幹群關係等同於官僚或國家與其對立面的關係，實際上幹群關係這個模式正是對官僚制（不論是傳統官僚制還是資產階級官僚制）的否定，它是人民戰爭的產物。原來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談不上干群，只有當人民戰爭里的共產主義運動把生產、生活、政治、教育都組織在一個大的範疇裡面的時候，才產生出了所謂干群問題。我們看到丁玲、蕭軍、趙樹理的作品中都有一些對當時幹群關係變化的敏感和批評，而這些批評的基本出發點恰恰是一種革命的幹群關係，它構成了革命的內在視野，即一種內在於革命的批判視野。

除了人民戰爭，抗戰時期的另一個政治化過程是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在西方、在共產國際那裡也講過，但毛澤東在《矛盾論》里講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很重要的出發點是使原有的矛盾方式、舊的敵我關係或聯盟關係發生變化，使政治不被化約在本質性的論述里，從而創造出一個不斷變動的政治化過程：民族資產階級突然成了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同盟者，成為了「人民」這個「我們」的有機組成部分。另外，三、四十年代的政治化還體現在文化上，圍繞著土地革命和民族戰爭，各種傳統的、民間的、民族的形式被調動起來，用來創造新的政治。所謂全民抗戰，實際上不是一般意義的抗戰，它是民族解放戰爭，是革命，因此是社會性的、大規模的，是高度政治化的。正是人民戰爭的政治內涵使其與歐洲國家及日本以民族為唯一最高目的的總體戰正好形成對比。中國的經驗恰好是：人民戰爭戰勝了帝國主義的總體戰。後來的抗美援朝戰爭已經是國防戰爭，但也包含著類似的要素。抗美援朝戰爭不同於舊式人民戰爭，它沒有植根在自己的大地上，而是到外面去打了，這是當時的國際聯盟戰爭，存在國際主義的脈絡。十九世紀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主要討論的是階級聯合，但是隨著蘇聯、中國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國際主義漸漸變成了國家間的聯盟狀態。然而抗美援朝戰爭這樣的戰爭形態卻包含著對冷戰構造的瓦解。這裡就涉及中國在二十世紀扮演的重要角色：從抗美援朝戰爭到日內瓦會談，再到萬隆會議，一個新的超越冷戰兩造的、非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範疇逐漸浮現了出來。和抗日戰爭時期統一戰線的政治化一樣，第三世界的「統一」不再只是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聯盟：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並不是社會主義，但它們卻處在全球性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這些被壓迫的民族如今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西方霸權。

抗美援朝

到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隨著中蘇論戰的展開，原有的兩極構造明顯發生了鬆動。中國的六十年代和西方六十年代有一點是相似的：雖然中國的六十年代是以激烈的反資產階級的方式發生的，雖然它也反對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但由於存在反修防修的角度，它的政治後果是和蘇聯社會主義的疏離。西方的六十年代同樣也在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蘇聯之間，中西的這個呼應關係共同導致了冷戰的瓦解。「文革」的爆發與1960年代歐美、日本等地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和非西方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相互呼應，在這個大背景下，七十年代，台灣地區出現了保釣運動。運動的參與者是國民黨的第二代，他們從美國回到祖國大陸，這是1949年兩岸分割後第一次有人衝破舊的國共分裂模式來尋求新的和解，這也是新的政治的開端。所以我說冷戰的終結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不是雷克雅未克會談，或蘇東的最終解體，而是一個始於六十年代，終於1991年的漫長的過程。如果沒有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的鬆動，很難設想會有這個變化，儘管對這個過程左和右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保釣運動

二十世紀政治化的最後一波就到這個時期，以後基本上就式微了。關於「文革」的成因和進程，以及在這一時期發生的悲劇，需要專門論述。在二十世紀，去政治化的力量發生在所有進程的內部，有政治化就有去政治化，從民族革命到土地革命，從文化運動到文化革命，從政治鬥爭到生產鬥爭，每次政治化的浪潮內部都包含著去政治化的趨勢，二者相互糾纏。但是有一點，政治化不等同於一味的激烈化，剛才提到的統一戰線、國共和解和國際領域的去冷戰構造，都是政治化的形式。那種僵固對立的、兩極化的思維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因為它使政治空間不存在了。所以我才會說「六十年代」政治最後的失敗一定程度上也是去政治化的結果，是由激烈的兩極化的展開方式造成的。

二十世紀的遺產非常豐富，但留下的困難也是巨大的。這個困難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世界性巨變中形成的。今天的格局是兩重的：一重是二十世紀的退潮，另一重是以否定這個世紀的姿態出現的全球化浪潮面臨巨大的危機。人們對如何重新敘述自己的歷史，對重歸某種傳統懷抱著渴望，這是到處可見的文化現象。但是，在短促的二十世紀之後，如何重歸、能否重歸、何種重歸，都成了極為困難的問題。二十世紀難以馴服的特徵現在已經是我們時代內部的要素。如何面對這個無法拒斥的遺產，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我們思考當代處境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對中國而言，「二十世紀」提出的問題其實正是對自身歷史上的第一個「總體史」的回應，它的意義深藏在它的「失敗」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二十世紀已經成立了」這個命題。（文/丁雄飛）

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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